張傑:交鋒紅樓——北京參會見聞錄

2023-09-17     古代小說網

原標題:張傑:交鋒紅樓——北京參會見聞錄

一、報到後的拜訪

看到了周文業先生在一些微信群里發的2023年第22屆中國古代小說戲曲文獻暨數字化學術研討會的通知,我便按規定的時間,向他的電子郵箱寄去了一篇《水滸傳》版本的論文。幾天後,周文業先生就邀請我參加這次會議。

周文業先生

我與周文業先生網絡郵件交流已近20年,但沒見過面。他是首都師範大學退休高級工程師,20多年來,一直進行中國古代小說數字化整理和研究,用功紮實,卓有成效。他也是這次研討會的主辦人之一。

8月15日上午9點多,我乘坐高鐵離開西安。下午2點半,到達北京。3點多一點,我就打車到了開會所在地——北京紫玉飯店。

這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庭院式飯店,坐北朝南的接待大廳寬敞明亮。因我見過周文業先生的照片,所以步入大廳,一眼就看到了周文業先生正與前台服務員協商有關住房問題。我走到他們旁邊,主動與周文業先生打招呼並通報姓名,就算報到了,然後,領取會議論文集,安排住進了庭院西側的樓房裡。

國家圖書館的於鵬先生知道我來北京紫玉飯店參加會議,用微信詢問我是否已到?我回復,已入住飯店的某某房間。好在國家圖書館與紫玉飯店只有公交車三四站的距離,我想,於鵬先生會在下班前後來看我。

從會議論文集前面的作者名單可知,南通大學文學院教授徐乃為先生也來北京參加這次會議。這樣,我簡單收拾了一下,用微信聯繫後,就去拜訪未見過面的徐乃為先生。

徐乃為先生中等個,不高不低,偏瘦,很精幹。共和國的同齡人,今年74歲,曾任中國紅樓夢學會理事,現在年齡大了,改任中國紅樓夢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撰寫出版了《紅樓夢探真》《中國古代小說的發展》《甲戌本石頭記辨誤》《紅樓三論》《大旨談情》等學術著作。

《紅樓三論》

我與徐乃為先生才說了一會兒,於鵬先生的電話就到了:「您怎麼不在房間呀?」

「我正拜訪徐乃為先生,您也一起來?」我解釋說。

「好啊。」

「我來接您。」

在我房間的樓下過廳里,我初次見到了於鵬先生。他50歲上下,高個子,玉樹臨風,風度翩翩,現任國家圖書館中文采編部副研究館員。而且,顧斌先生、於鵬先生兩人共同主編了一個刊物《紅樓夢研究》,受到了紅學界同仁的好評,徐乃為先生和我都為這一刊物寫過一些稿件。

當我領著於鵬先生進入徐乃為先生的房間,三人高興地聚在了一起,海闊天空地談論起各自關心的話題,不出所料,說著說著就集中到《紅樓夢》的問題上了。

於鵬先生和我都「高度讚揚」了徐乃為先生,覺得他在他們這一批70歲、80歲的老先生中,能夠從靖批的相信者轉變為不相信者,難能可貴,有著知錯就改的良好學風。

《靖本資料》

當然,我們三人在紅學觀點上,有同有異,總體講,同得多,異得少。比如,徐乃為先生和我在《紅樓夢》作者問題上有一個相同的地方,都認為曹雪芹的長輩寫作了初稿,後來曹雪芹作了「批閱十載,增刪五次」的修改。

再比如,在《紅樓夢》版本先後傳承的認知上,於鵬先生和我又與徐乃為先生有了一個較大的分歧。大家都知道,現存甲戌本是一個過錄本,因其中有曹家人甲午年所寫的批語,所以它的抄成時間必在乾隆甲午以後。我們兩人主張甲戌本的前身——脂硯齋甲戌年開始抄寫的原本一定是在脂硯齋己卯庚辰原本之前,但徐乃為先生卻主張甲戌本的「甲戌」干支是抄手的誤抄,或本應為「甲申」,或本應為「甲午」,也就是說,甲戌本的前身——曹家本子是在脂硯齋己卯庚辰原本的基礎之上修改出來的,即它是曹家最後的修改本。

談到這個問題,於鵬先生還對徐乃為先生有點歉意地說道:「您以前寄的那篇論述甲戌本的稿件,我與顧斌商量過幾次,都覺得這個觀點變化太大,所以……所以難以使用。」這裡,我插了幾句話,意思是,有爭議是很正常的事情,互相了解了對方的觀點就行了,不再反覆地爭來爭去,一個現象,各自表述。

我覺得,在真正的學術問題上,應該求同容異,即希望達成共識,但達不成共識的時候,要寬容地對待不同觀點,要容納不同觀點的存在。當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雅量高致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具有的品格。

我的觀點有時符合主流觀點,有時也不符合主流觀點。當我符合主流觀點時,會想著寬待不同觀點,但曹雪芹一人說真能寬待徐乃為先生和我的兩輩合作說嗎?只提一個理由,實際上,《紅樓夢》是具有自傳成分的小說,假如認定曹雪芹主動將年長自己20多歲的兩個姑姑寫成主人公的一姐一妹,在親情體驗和表達上會十分彆扭,如果知道了小說人物構架是長輩初稿提供的、且主人公的原型也是曹雪芹的長輩就很容易理解這一現象了。

曹雪芹郵票

於鵬先生曾校訂出一種七十九回的《紅樓夢》,其校訂所依據的是現存十二種早期《紅樓夢》抄本,辨析異文,擇善而從。他的編校追求是,最大程度地還原曹雪芹書稿的原貌,並且文通字順、適合普通讀者的閱讀。

因此,全書底本首先選擇最接近曹雪芹書稿的甲戌本;所缺其他回目再選己卯本、庚辰本為底本;而己卯本、庚辰本原來缺失的第六十四回、第六十七回又以列藏本為底本,參校戚序本、甲辰本;第十七回至第十八回和第七十九回,維持不分回的原貌;第二十二回末維持殘缺的原貌,不取戚序本、甲辰本兩種後人所補文字。

後來,於鵬先生將這套書郵寄給我,徵詢意見。我回覆:繼續努力,將白文本變為脂批本,但要特別注意的是,只用真正的脂批,將後人批(包括誤入脂批的立松軒批與靖批)全部剔除。當時於鵬先生看到我的建議,有些猶豫,難下決心。

現在,於鵬先生告訴我,有出版社找到他,想出他這個校訂本的脂批本,他已接受邀約。我聽了很高興,又好好地鼓勵了一番。

《甲戌本石頭記辨誤》

徐乃為先生還對我們兩人說,這次參會,是他本人積極爭取的,他要在會上,講道理,擺證據,批駁歐陽健先生所說甲戌本及劉銓福題跋都是偽造的觀點。接著,他將批駁的要點向我們兩人作了介紹。

我感到,於鵬先生十分淡定,在他的臉上總是浮現出一種淡淡的笑意,不論高興,不論生氣,表情幾乎沒有變化,甚至語調也沒有大的起伏。當他聽完徐乃為先生有點激動的講述,只平淡地說道:「我們是不是需要每次都如此費精力地去批駁呢?」

時間過得很快,於鵬先生要回家了,三人聚談到此結束。我將於鵬先生送到飯店大門口,聊了幾個小問題,就互相道別了。

晚上,與我同房間的小朱回來了。他叫朱海嘯,20幾歲,復旦大學古代文學博士生,以前研究過《三國演義》的版本,現在主要研究《金瓶梅》方面的課題,他的導師是黃霖老先生。

二、開大會的前後

8月16日早晨,我和小朱吃完早餐,也不回房間休息,兩人徑直來到會場,坐著等待研討會的開始。

這時,我看到一位老先生獨自坐在不遠處,他的頭髮已經全白,還在下巴處留了兩寸長的白鬍子,一派道骨仙風的氣度。這不是歐陽健先生嘛。

說來有意思,根據會議論文集前面的作者名單,不少人都像《水滸傳》里眾好漢初次見面的套話那樣,「久聞大名,如雷貫耳」,即知道姓名,甚至網上、微信還多有交流,但從未見過面,只有歐陽健先生是唯一例外。

第七屆國際(清河)《金瓶梅》學術討論會

2010年8月,我去河北省清河縣參加第七屆國際《金瓶梅》研討會時,曾與歐陽健先生有過面對面的短暫交流。我思索了一下,便站起來,走到了他的面前。

「歐陽老師,還記得我嗎?」

歐陽健先生眨了眨眼睛,面有疑惑,回答不出來。

可以理解,老先生已過八旬,10幾年前那短暫交流早就從記憶中淡去了。我很快就直言道:「我是張傑。2010年清河……」

「噯喲,你一說名字,我就記起來了。你是研究版本的。」歐陽健先生笑盈盈地說著。

我關心地說:「看您身體還挺硬朗,氣色也好,80幾了?」

「82了。」

「要多保重身體呀。」隨後我聊了幾句身體好的重要性,就告辭回到了原座位。

上午8點半,大家濟濟一堂,2023年第22屆中國古代小說戲曲文獻暨數字化學術研討會正式開始了。

會議現場

周文業先生主持了會議,他首先介紹了這個中國古代小說戲曲文獻暨數字化學術研討會是2001年首次舉辦的,迄今已辦了22屆,一年在國內辦,另一年就在國外辦,交替進行。這次會議由他本人和兩位古籍收藏家張青松先生、張穎傑先生一起合辦。研討會能辦20多年,主要靠大家的支持,他對這次參會的線上線下的中外朋友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周文業先生還說明了這次會議的各項安排,共分為八個研討主題,即小說文獻通論、《紅樓夢》文獻、《三國演義》文獻、《水滸傳》文獻、《金瓶梅》文獻、《西遊記》文獻、其他小說文獻、戲曲文獻。上午為全體大會,研討小說文獻通論和《紅樓夢》文獻。因為參會人數多,每個人都有15分鐘的發言時間,而且還要共同的討論,所以下午要分成兩個小組來發言與討論。

接著發言就開始了,會議安排的所謂小說文獻通論,就一個問題,即福建建陽刻本中出現的「眉碼」是怎麼回事?

日本京都大學退休教授金文京先生提交了論文《明代後期建陽刊本「眉碼」初探》,但在這次準備來中國時,突發情況而不能成行。因此,他的論文由周文業先生代為講述。

周文業先生說,金文京先生在研究明代後期建陽刻本時,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在刻本的版框上沿有時會出現一個小方形框,裡面有「二」「三」「四」等數碼,他便效仿「眉批」的稱謂,將這些方形框里的數碼稱為「眉碼」。有趣的是,一本書中一個「眉碼」之間包含的葉數基本相同。

《三國志演義》葉逢春本正文21葉A面左上出現了方形框「二」

用一個實際的例子,《三國志演義》葉逢春本就是每一個「眉碼」包含26葉。全書前26葉沒有出現「眉碼」(即一般刻本上沒有方形框「一」),包含前6葉的序和回目等,再加20葉正文;在正文21葉A面左上出現了方形框「二」;翻過26葉後,在正文47葉A面左上出現了方形框「三」;再翻過26葉後,在正文73葉A面左上出現了方形框「四」;……「眉碼」會每翻26葉就增一個數碼,一直編排到書尾。

書與書之間,「眉碼」編排的葉數並不完全一樣,建陽刻本「眉碼」包含的葉數主要在14葉至16葉、20葉至28葉這兩個區間。

很明顯,「眉碼」的編排與分卷、分回等文字內容沒有關係。還要說明的是,其他地方的書坊,以及建陽明代前期之前和清代之後都沒有「眉碼」現象。

換句話說,「眉碼」的出現只是建陽刻本一個階段性的現象。想一想,在這個階段里,「眉碼」的作用是幹什麼的呢?金文京先生猜想,「眉碼」的作用是「分賣」,就是分碼售賣,一旦銷路不好,就不印了,防止書坊虧損。

《三國志演義》葉逢春本正文47葉A面左上出現了方形框「三」

周文業先生講完金文京先生論文的要點後,就開始講自己的論文《古代小說刻板的「眉碼」問題》。他說,他曾接受金文京先生的請求,在國內諮詢「眉碼」的作用和目的,問過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齊裕焜教授、塗秀虹教授,還有撰寫出版過《建陽刻書史》的方彥壽先生,但他們回答,建陽刻書工藝已失傳,所以並不了解「眉碼」的情況。周文業先生還與《三國演義》專家陳翔華先生多次電話交流,展開討論。

現在,周文業先生在他的論文中認為,「眉碼」的作用可能是「分刻」,即它是分配刻工的編碼;也可能是「分印」,即它是分配印工的編碼;還可能是「分存」,即它是分別存放的編碼。

兩篇論文介紹完後,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討論起來。一些人覺得,「眉碼」的出現是建陽書坊主的一種管理方式的體現。它的地域性、階段性表明它也許存在著一定的合理性,但又不能認定它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因為外地書坊從不使用「眉碼」,甚至建陽書坊從清代開始也放棄了「眉碼」。

「分賣」的可能性很小,因為「眉碼」與分卷、分回等文字內容無關,假如一個「眉碼」之間的文字內容是小說的三回半,如何售賣呢?「分刻」的可能性也不大,刻工的能力水平差別較大,徒弟刻一個版,師傅就可能刻兩個版,非要平均分配刻版,往往會窩工或怠工。其實,在書坊里,刻一個版給多少錢這樣類似計件工資的規定早就實行了。

我們思考的重點是,每一個「眉碼」包含的葉數基本相同,恐怕它的作用在於統一的紙張裁剪、統一的印刷實施、統一的工種安排及價格核算等方面。

《三國志演義》葉逢春本正文73葉A面左上出現了方形框「四」

三、研討《紅樓夢》文獻(上)

在開始研討《紅樓夢》文獻時,主持人周文業先生強調說,關於甲戌本「劉銓福題跋」的真偽,這裡有正方,也有反方,還有中立者,讓我們來聽一聽。

首先發言的是歐陽健先生。他和徐乃為先生並肩而坐,這樣,他開頭就說,「我與徐乃為先生是幾十年的老朋友。」的確,歐陽健先生曾長期在江蘇省社科院工作,而徐乃為先生在江蘇省南通市教書,都研究古代小說,在省級學術活動中有交往,應該沒有問題。

歐陽健先生的論文題目是《「劉銓福題跋」的真偽——謹答孫海橋博士》。他的商榷對象是曲阜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孫海橋女士。

孫海橋女士是畢業於西北大學文學院的古典文獻學博士,她在《中國典籍與文化》2023年第2期上發表了《甲戌本〈石頭記〉劉銓福題跋真偽與順序考》一文,以李之郇生平為切入點,結合大量史料進行考證,最後得出「甲戌本後劉銓福題跋應是出自劉氏本人,並非歐陽健等學者所認為的偽作」的結論。

歐陽健、中川渝、徐乃為在會場

但是,歐陽健先生在他的這篇論文中仍堅持自己的觀點:「『劉銓福題跋』是在胡適主導下,由陶洙草擬、程萬孚模仿劉銓福筆跡謄校而成。」「有人將我的觀點概括為『程前脂後』,其實並不完整。我的觀念是『程前脂後』『程優脂劣』『程真脂偽』,以及三者的高度統一」。

歐陽健先生並沒有宣講自己的論文,畢竟當過教師,只講要點,也談笑風生,諸如:

「為了便於討論,我們可以不用『真偽』的提法。那麼,在我們面前就有兩個選項:題跋是劉銓福所寫;題跋不是劉銓福所寫。『誰主張誰舉證』嘛。」

「劉銓福重病纏身,不可能寫出題跋。劉銓福至少從同治六年初就患病在身,同治八年過後,半身不遂,臥床不起,再沒有在公共場所出現過,直到同治十一年去世。」

「只要將實物稍稍翻檢一下,看看寫有七則題跋的夾在書中的兩張散頁,與正文用紙及使用墨水,是不是同一類型與同一年代,不就一目了然了嗎?耗費巨資買回來的甲戌本,卻拒絕一切外來人員查閱,實在令人大惑不解。」

歐陽健先生還對蔡義江先生早年說他有類似《史記》抄襲《漢書》的觀點耿耿於懷,稱蔡義江先生為自己最大的剋星,這次他說:「誰抄襲誰呀?《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重評』二字,紅學家都解釋為『第二次評』。我 1993 年發表《脂本「原稿面貌」辨證》,第一次明白指出:『所謂「重評」,並不是脂硯齋自己的「第二次」批評,而是針對風行於世的大量批評的再批評,「重評」云云,本身就意味著它的晚出。』12年後的 2005 年,呂啟祥先生讚揚蔡義江的最新發現:『蔡著明確指出「重評」的含義不是第二次評,而是相對於在他之前的「諸公」之評而言的。』」

第二個發言的是線上的江蘇省鎮江市的尤志心先生,不知是方言語音重,還是手機話筒有問題,總之聽不太清楚。

大興劉銓福家世守印

他的論文題目是《甲戌本「劉銓福題跋」真偽辨》,自稱中立者。看會議論文集裡他的論文可知,他對歐陽健先生所說「在胡適主導下,由陶洙草擬、程萬孚模仿劉銓福筆跡謄校而成」的觀點尚不信服,但又說劉銓福同治十一年去世為題跋的致命傷,不推翻這個判斷,就不能否定題跋作偽論。

第三個發言的是徐乃為先生,他的論文題目是《甲戌本後劉銓福題跋錯序揭秘­——兼為胡適作偽說辯誣》。

徐乃為先生主要講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他認為,歐陽健先生所謂胡適主導作偽劉銓福題跋的觀點根本不能成立。假如劉銓福題跋是胡適作偽的,那賣書給胡適的胡星垣看了胡適新寫的文章豈不大吃一驚?原來書上沒有題跋,怎麼幾個月後就突然出現題跋了呢?題跋上的信息龐雜且豐富,牽扯到的一系列歷史人物,印章也不少,文字中的典故還很冷僻,這些在1928年的封閉時代是偽造不出來的。胡適作偽的動機是什麼呢?胡適是學人、名人、賢人,是受人尊敬的人,怎麼可能與長他10幾歲的陶洙和小他10幾歲的程萬孚去作偽呢?現在找到的許多劉銓福寫的文字與劉銓福題跋比較,字跡完全相同,證明劉銓福題跋的真實性不容置疑。

第二個問題是,現在劉銓福題跋的年代順序有點亂,其實是前頁後頁放反了,只需要把兩頁的位置交換一下就好了。

劉銓福題跋

關於劉銓福題跋的三篇論文講述完後,周文業先生讓大家討論。歐陽健先生沒有回應徐乃為先生的觀點。只有另外兩個人說了話,但都與劉銓福題跋沒有關係,周文業先生只得安排下面的發言。

第四個發言的是原山東某地方報紙的工作人員吳修安先生,他的文章題目是《胡適考證〈紅樓夢〉上了冒廣生的當?》。他在簡單介紹這篇文章後,又羅列了近年來他在微信公眾號上發的一些相關文章。

第五個發言的是安徽省文聯的王靈均先生,他的文章題目是《胡適的書法素養和〈甲戌本〉的抄寫年代及其它》。他認為,從書法的角度看,甲戌本抄寫年代應該不早於清代咸豐年間。

第六個發言的是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區宣傳部的倪合進先生,他的文章題目是《曹雪芹擁有〈紅樓夢〉百廿回完整著作權蠡測》。他說,曹雪芹早年生長在南京,鄉音難改,而他自己的家鄉宣城離南京不遠,他對吳方言、江淮官話耳濡目染,比較了解。他在閱讀120回《紅樓夢》時,發現前80回和後40回有著同樣的南方方言詞彙,所以曹雪芹擁有120回完整的著作權。

實際上,後40回究竟是曹雪芹所寫,是高鶚所寫,還是無名氏所寫,尚有很大的爭議。當進入討論時間,馬上就有人對倪合進先生的觀點表示強烈質疑:主要修改者程偉元就是蘇州人,因此前80回和後40回都有南方方言詞彙,並不能證明前後兩部分一定是曹雪芹一個人所寫。

高鶚履歷

第七個發言的是線上的侯鈞才先生,他是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古代文學博士生,他的論文題目是《抄印轉換階段〈紅樓夢〉的版本優化現象——以甲辰本、程甲本異文比對為中心》。主要內容為:一、補遺與訂訛:程甲本準確性的提高,二、整合與潤色:程甲本可讀性的增強,三、改寫與呼應:程甲本整體性的優化。

第八個發言的是楊瑩瑩女士。聽了一上午的發言,都是男人的講述,突然出現了一位青春靚麗的女士,伴隨著悅耳動聽的聲音,的確讓人們的精神為之一振。

楊瑩瑩女士是畢業於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的古代文學博士,30幾歲,前幾年回到了家鄉,在皖西學院文化與傳媒學院當教師。她曾發表過幾篇重磅的《紅樓夢》版本的論文,受到了紅學界人士的讚揚。

她的論文題目是《從回目異文看〈紅樓夢〉刻本的版本流變歷程》。她說,由程甲本對抄本的「細加厘剔,截長補短」,到程乙本對程甲本的「准情斟理,補遺訂訛」,再到翻刻本對程本的不斷修訂,可以說《紅樓夢》的文字改動從沒停止過,而且這個修訂過程也體現在回目里。回目是中國古代小說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紅樓夢》回目創作更是獨樹一幟。特別是回目中的異文,既體現了修訂者的文學思考,也成為探尋抄本、刻本各自版本傳承、親緣關係以及流變軌跡的重要標識。

時間已近12點,上午的研討結束了。

程甲本《紅樓夢》程偉元序

四、研討《紅樓夢》文獻(下)

下午1點鐘,第一小組研討會開始了,仍由周文業先生主持。

按會議計劃,下午的研討會分為兩個小組。第一小組繼續研討《紅樓夢》文獻以及《三國演義》文獻、《水滸傳》文獻;第二小組研討《金瓶梅》文獻、《西遊記》文獻、其他小說文獻、戲曲文獻。

因為我參加的是第一小組的活動,所以只能記錄第一小組研討的情況。不好意思,對第二小組研討的內容就不得不付之闕如了。

第一個發言的是古籍收藏家張青松先生,他介紹了他自己最近正在籌備出版《〈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美國國會圖書館膠片甲戌本》的基本情況。

張青松先生也是這次研討會主辦人之一。2017年1月,他開辦了一個微信號「無邪齋」,主要側重於中國古代小說、戲曲版本的學術研究和收藏交流,受到了一些人的關注。

在2018年1月,我曾與張青松先生有過好幾次郵件聯繫。當時,拙著《稗海紅樓—­—古代小說版本DNA初探》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這樣,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苗懷明先生在古代小說網上熱情地編了一期「新書推介」,來推薦我的新書,並將我寫的序、跋都發表了出來。只因為我在跋中,寫到了我的大學老師、也是紅學前輩薛瑞生先生的事跡,沒想到,苗懷明先生竟然從網絡上找來了一張薛瑞生先生單人照片配在了那段文字處,真的讓人感到十分暖心。

《稗海紅樓:古代小說版本DNA初探》

時間不長,張青松先生就給我發來郵件,說是苗老師介紹的,自己和朋友想各購買一本新書拜讀。我想,通過苗老師,就別說購買了,立刻回覆:「錢就算了,交個朋友吧。」隨後要了兩人的地址等,將兩本書分別寄去。後來接到兩人已收到新書的回覆,這段郵件交往才告一段落。

回歸正題。大家知道,甲戌本是胡適先生1927年7月在上海購買的。1948年12月15日胡適先生乘飛機離開北京南下南京時,將甲戌本帶在了身邊。不久胡適先生去了美國,又將甲戌本寄藏於他的母校康乃爾大學圖書館。

1961年5月,胡適先生在台灣首次出版了朱墨兩色套印的甲戌本影印本。不過,台版甲戌本出過三次,每次都有錯漏或描改,有不少失真之處。大陸翻印的版本更多,同樣難免各種錯漏與失真,甚至早期的翻印本還將胡適先生的手跡基本清除。

美國國會圖書館膠片甲戌本, 膠片是黑白的,需將原為硃筆的批語全部加上紅色。

雖然,2005年7月,上海博物館從美國將甲戌本購回收藏,但這些年來,因上海博物館有特殊的規定,不允許一般人士去考察、觀賞,就更別說大家期盼已久的影印問題了。

現在所說的美國國會圖書館膠片甲戌本,是1950年3月胡適先生委託美國國會圖書館據甲戌本原件製作的兩套縮微膠片的正片。它保留了甲戌本原件70多年前的真實面貌,比如,其中第一回第15葉上還保存了一張寫有28字批語的貼條,但這一貼條在1961年台灣影印本上已被人撕去。

張青松先生特彆強調,這次出版膠片甲戌本,還要考慮更大的受眾面來接受,所以決定,雖然膠片是黑白的,但要將原為硃筆的批語全部加上紅色,並出成1函4冊宣紙線裝本。

在張青松先生敘述膠片甲戌本情況時,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曹立波女士也來到了會場,雖然知道她已年近六旬,但從容貌、氣質上看,顯得年輕許多。曹立波女士現任中國紅樓夢學會副會長、北京曹雪芹學會副會長,撰寫出版了《紅樓夢東觀閣本研究》《紅樓夢版本與文本》《紅樓十二釵評傳》《紅樓夢版本與藝術》等一系列紅學專著。

聽完了張青松先生的介紹,曹立波女士說:這個膠片甲戌本非常珍貴,能否在4冊線裝本之外,再附一個甲戌本全套黑白照片的影印本?這個附本要原模原樣,不作任何加工。

張青松先生回答:我們再考慮一下。

會場上還有人問,膠片甲戌本什麼時候能出版?

回答:今年年底。

有人又問,價格如何?

回答:只有16迴文字,價格不會離譜的。

甲戌本紅樓夢

第二個發言的是線上的王純忠先生,他是山東省濰坊市生態環境局的一位公務員,論文的題目是《曹雪芹隸籍佛滿洲皇室包衣世家新證——兼議馮其庸關於內務府曹家歸旗及芹溪身世誤考》。

看來王純忠先生對滿語和滿族的歷史、習俗、禮儀都有深入的研究,題目中的「佛滿洲皇室包衣」的「佛」就是滿語老、舊、陳的意思。他主要對馮其庸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提出了許多批評,他說,馮其庸先生曾將曹振彥認定為佟養性屬下的漢軍,甚至是佟養性屬下的紅衣大炮部隊炮兵教官,都是完全錯誤的,也與《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所記「曹錫遠,正白旗包衣人」相牴牾。

就是說,從曹錫遠歸金入旗,曹家就是滿洲正白旗王府包衣,順治八年,皇帝自將正白旗,則曹家變為皇室包衣。曹家如果是漢軍,又無抬旗之說,是絕不可能轉為滿洲正白旗旗人的。大清入關後,實施旗人與漢民兩分的政策,旗人重旗籍,而不重族籍、鄉籍。《五慶堂曹氏宗譜》有不少問題,曹錫遠一家是滿洲正白旗旗人,是不可能與五慶堂先輩們續譜認祖的。他還認為,曹雪芹不是曹天祐,曹天祐應該是曹雪芹的長輩。

最後,王純忠先生呼籲,我們要加強滿禮旗俗的研究,否則曹雪芹家世的考證、《紅樓夢》滿漢元素的理解,都難以得到進展。

《五慶堂重修曹氏宗譜》

在討論這一問題時,有人問,《五慶堂曹氏宗譜》中為什麼沒有曹雪芹?

我見王純忠先生在線上,便代為解答。我的意思是,《五慶堂曹氏宗譜》是三房曹禮後代陸續編寫的,在譜中他們這一房一代都不缺,但他們把曹錫遠一家十一人掛在了四房曹智之下,中間直接就缺失了五代,我們還敢相信嗎?事實上,極可能是五慶堂某位先輩與曹寅在官場上稱兄道弟,同姓聯宗。

就像《紅樓夢》里,王狗兒的爺爺與王熙鳳的爺爺在官場上聯了宗,還互有來往,但實際上沒有血緣關係。

曹寅也肯定沒有向五慶堂某位先輩提供過自己的家譜,否則為什麼有曹荃的老三、老四,而沒有老大、老二呢?那曹錫遠一家十一人的名單從哪裡來呢?看一看十一人的人數、名字、官職就清楚了,它完全是從《八旗滿洲氏族通譜》里抄來的。

所以,曹寅不提供,《五慶堂曹氏宗譜》中就不可能出現「曹雪芹」;而抄《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可入通譜者是需要有一定級別的官職,而曹雪芹沒有這種官職,因此也不可能出現「曹雪芹」。正如王純忠先生在論文里說的那樣,馮其庸先生竟相信《五慶堂曹氏宗譜》擁有者的說法,認為曹雪芹寫了《紅樓夢》,是「叛逆」的不孝子孫,故而不能收入宗譜,這是憑空想像出來的怪論。

隨後是研討《三國演義》文獻,在兩個發言人交替的空檔之間,我拿著一本拙著來到了曹立波女士的身邊,輕聲地叫道:「曹老師。」她轉向了我。

「曹老師,我想送您一本書。」

「謝謝!」

「我叫張傑。」

她笑著說:「噢,我知道,我讓我的學生專門學習你的版本論文呢。」

我也笑了笑。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見誰夸誰,但這句話我信,因為我在她的學生所寫的論文里,看到她的學生引用了我的一些文字,當然,是正面的引用和闡釋。

《紅樓夢版本與藝術》

曹立波女士還讓我在書上留言簽名,我照辦了。

在講述《三國演義》內容的第三個人發言之後,我就看見曹立波女士起身離開了會場,也許是有事需要馬上去處理。我當時還真有點兒遺憾,本想有空能與曹立波女士交流一下《紅樓夢》版本研究的問題,至少說幾句話,套個近乎。

想說的是,我原本應該也姓曹。我現在是跟我母親姓,我父親是陝北子洲曹,我們曹家這一輩的輩分字是「志」,所以,要是跟我父親姓,那我就叫曹志傑。這樣,我研究曹雪芹家族就又多了一個拿得出手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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