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重病患者的周圍，為什麼總是圍繞著謊言？

前幾天，書單君在電影院看了一部點映的電影，《別告訴她》，讓我心頭一震。

這部電影講述了一個華人家庭里的奶奶被診斷出癌症，她的家人決定對她隱瞞這個事實，在紐約長大的碧莉則認為奶奶有權知道自己的病情，中西方的文化衝突由此展開。

疾病，是一個不容忽略，卻又通常會被人們刻意避開、不敢去討論的東西。我們或多或少都對它有些了解，但常常又是通過一些標籤與成見來看待它的。

不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人們對病患都是抱有偏見的，所不一樣的，只是偏見的方向不同而已。

這部電影呈現出的問題，很多現實里的家庭也出現過：一個重病患者的周圍，為什麼總是圍繞著謊言？

針對這個話題，書單君給大家介紹一本書——《疾病的隱喻》。

本書的作者蘇珊·桑塔格得過癌症，她發現在癌症期間，比病魔更讓她痛苦的，竟然是人們看待她這個癌症患者的眼光。

在她看來，很多疾病的患者在死於病痛之前，往往已經被道德評判和歧視「殺死」了。

沒得過肺結核，不配當藝術家

十九世紀的文藝圈裡，曾流行過一個奇葩的時尚：健康？那是平庸又粗俗的東西，要想靈魂升華、成為一個高尚的人，你必須得點病。感冒頭痛之類的還不行，得的還要是那個時代的絕症——肺結核。

英國的國民作家狄更斯把肺結核描繪成一種讓死亡變得優雅的疾病：

肉體一天天、一點點地耗費、凋零，而精神卻因身體負荷的變輕而越發變得輕盈、欣悅。

這有點像現在有的人說，沒被人罵過、潑過髒水，根本不能算出名。

但相比之下，要更加奇葩。畢竟，那可是拿命換來的「優雅」，比現在買名牌包包的「花錢優雅」要誇張得多。

在那個年代，肺結核=優雅，就是一個盛行的標籤。

在當時的人來看，肺結核是一種生命被燃燒的疾病。患者的臉往往是蒼白的，說起話來氣若遊絲，但又伴隨著劇烈地咳嗽，使面色變得潮紅。

就好像有一團火焰在身體里，燃燒著人的活力，讓人變得孱弱、嬌柔，同時也充滿激情。

而在真正能治療肺結核的抗生素髮明之前，醫生給出的治療方法通常是：曬太陽、保持好心情、去清潔乾燥的地方去旅行。

書單君不禁感慨，那時的醫生全都是文藝青年嗎？

喜歡尋找意義的藝術家們抓住了肺結核的這些特點，在現實里找到了肺結核的對應部分。生命的燃燒？這不就是愛情嘛。陽光、好心情、旅行？不就是自由嘛。

因此，肺結核在藝術家們的筆下，通常被這麼運用：

愛上了一個漂亮的姑娘，她不愛我，那我就會相思成疾，患肺結核而死。

渴望自由，又被現實絆住腳步，那就得來一場肺結核，我便有了一個完美而憂傷的藉口，來浪跡天涯，追求自由。

而對孱弱的病態美的追求，在中國也自古有之。

說起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除了美貌，最大的標籤便是體弱多病。林黛玉之所以惹人憐愛，也是因為美而多病。

要想當個高級的美女，光是長得美、氣質好、會化妝，都是不夠的。體弱多病一定是美女的標配。

韓劇的女主角得白血病，和十九世紀文學作品裡的主人公得肺結核，其實是一樣的原因。

這兩種病都給人一種「嬌柔、哀傷」的病態美，並且在死去的時候，不會像有的病一樣，全身潰爛、長滿疤痕，因此也是有尊嚴的。

至於為什麼不得肺結核，答案很簡單：現在的肺結核已經死不了人了。一個病死不了人，它便缺乏了一種命運的悲劇性。

畢竟，在這些被美化的病里，真正被美化的東西，其實是死亡。

癌症其實是一種傳染病

相比起肺結核，癌症的命運要悲慘得多。這是一種人們談論起來都要壓低聲音的疾病，仿佛「癌症」這兩個字，已經有足夠的殺傷力了。

《疾病的隱喻》里寫道：

對詩歌來說，癌症是一個罕見的，至今仍令人感到不體面的題材；要美化這種疾病，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不體面，是癌症的核心標籤。

癌症與肺結核最大的不同，在於癌細胞是具有侵略性的，它就像一個入侵身體的敵人，不停地在人體內擴張它的地盤，直至攻占人的全身，讓患者死的時候長滿瘤子，面目全非，且需要承受極大的痛苦。

而且癌症常常攻擊一些羞於啟齒的地方。乳房、直腸、膀胱、睪丸、子宮、前列腺……這些器官的名稱本身就足夠讓我們難以掛在嘴邊了，更何況要在後面加上一個「癌」字。

在中國，一個人一旦得了癌症，醫生就會躲著患者，把實情告訴病人的家屬，讓他們來決定是否告訴患者本人。而在現實生活中，很少有家屬會選擇告訴病人。

超過半數的癌症患者，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麼病，就是因為家屬們默認了患者本人，無法承受「你得了癌症」這樣的噩耗。

西方的文化正好相反，醫生會偷偷告訴患者，讓患者本人決定是否告訴他的家屬。而超過半數的患者，也不會告訴他的家人，自己得了什麼病。

書單君小時候就經歷過《別告訴他》里的場景。小時候看到患癌的老人躺在床上痛苦不堪時，問家長，爺爺得了什麼病？家長通常會躲躲閃閃，不願意說實話，只說一句，就是……得病了，小孩子不用知道那麼多。

為什麼不能說呢？書單君小時候不明白，看完《疾病的隱喻》後，才清晰地明白過來：他們認為得癌症是一件丟臉的事情。

一個人不幸地患了癌症，這明明不是他的過錯，他已經夠痛苦、夠悲慘了，為什麼我們還要為他感到丟臉，好像是他本人做了什麼錯事，從而低人一等似的？

蘇珊·桑塔格在書里寫道：

因為一旦患上癌症，就可能被當作一樁醜事，會危及患者的性愛生活、他的晉升機會，甚至他的工作……

對癌症患者撒謊，以及癌症患者自己撒謊，所有這些，都在證明在發達工業社會裡，人們多麼難以正視死亡。

桑塔格本人患癌時，在化療期間認識的那些病友，都無一例外地表露出對自己所患的癌症的厭惡，並引以為恥。

那是一種自我貶低。不僅因為在大多數人的眼裡，得了癌症基本已經等同於死亡，更因為旁人那種躲閃的眼光是「殺人」的。

在癌症痊癒之後，桑塔格痛心疾首地寫道：

癌症仿佛是一種傳染病。即使在事實上不具有傳染性，也可能在道德上具有傳染性。

「得了愛滋病？那一定是他活該。」

1981年，美國紐約和洛杉磯先後報道了一些年輕的同性戀患罕見病死亡，他們的免疫功能都極度低下，引起了醫學界的極大重視。

兩年後，1983年5月，愛滋病（HIV）正式確定被發現。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全球已經有接近2000萬人死於愛滋病。人們對於這種帶有傳染性的「超級疾病」的恐懼已經超過了癌症。

愛滋病固然可怕，但是人們給愛滋病貼上的標籤更暴露了人的內心最深的陰暗面。

書單君在一篇報道中看到，一個愛滋病患者說：「我不害怕死亡，我害怕別人看我的歧視的眼光。」

太多的人說到愛滋病患者時，都直接把患者本人視作等同於愛滋病毒的魔鬼本身，而已經忘記，患者其實也是受害者而已。

書單君見過很多人談論起愛滋病患者時，與他們談論癌症患者時的語氣截然不同，他們會說：「得了愛滋病？那他一定不是什麼好東西，活該。大家離他遠一點。」

在他們口中，愛滋病仿佛不像是一種疾病，更像是一種針對某些人的「天罰」。

書中，桑塔格談到一個奇怪的現象。一個人如果患上癌症，他會認為不公平，覺得自己倒霉，會痛苦地說，為什麼偏偏是我。

可是一個人如果得了愛滋，他恐怕不會歸結於「倒霉」，也不會問「為什麼是我」。而是大概能猜到自己為什麼患病，並為此羞愧難當。

她寫道：

就目前大多數愛滋病病例來說，患愛滋病的人被發現正好是某個「高危群體」的一員，某個被社會所鄙視的群落的一員。愛滋病把愛滋病患者的身份給暴露出來了，而這重身份本來是對鄰居、同事、家人、朋友隱瞞的。

那麼，那些因為輸血，不小心感染上的無辜者們，大家會同情他們嗎？事實是，更加不會。

因輸血感染愛滋病的患者，同樣會被驚惶失色的人們無情地冷淡疏遠，認為他們可能代表著一種更大的威脅，因為他們不像那些業已蒙受污名的愛滋病患者那樣容易被識別。

隨著愛滋病毒一起到來的，總是恐懼、歧視與罪名。

現在，世界上已經有很多愛滋病關愛組織，發起「給愛滋病人一個擁抱」等公益活動，希望藉此洗滌掉患者們身上的污名，可是恐懼它的人仍然想辦法躲得遠遠的。

書單君了解到，對愛滋病的恐懼已經成為了一種被醫學組織確定的新疾病，名為「恐艾症」。它是一種心理疾病，是對愛滋病超出常理的、擾亂了正常生活的恐懼。

有人說，恐艾症比愛滋病更可怕。如今患恐艾症的人群數量幾乎是愛滋病患者的十倍。

他們或者是有過與陌生人的性行為，或者是同性戀者，或者是抽了血，甚至就只是沒由來的害怕，並不停地去醫院做愛滋檢查。

有很多恐艾症患者每天都生活在崩潰的邊緣，他們擔心用同一個杯子喝水、接吻、上公共廁所、去游泳池都會患上愛滋病。

他們之中，有些人因為恐懼而自殺，原因是：如果我真的得了愛滋病，我不知道該怎麼面對我的家人和朋友。

他們為什麼如此害怕？是因為愛滋病會死人嗎？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根據機率，他們更應該害怕車禍。

讓他們真正感到害怕的，正是我們對愛滋病所進行的道德審判和歧視。對那種歧視的恐懼，足以讓一個原本健康的人放棄自己的生命。

蘇珊·桑塔格在書里寫道：「我寫這本書的目的，是平息想像，而非激發想像。」

想像是我們了解世界的基石，可一旦給一個事情貼上了太多的標籤，給了它太多的比喻和象徵意義，那個事情本身，往往就會變形、異化，最終變成其他的東西。

疾病，只是其中比較常見，又不太容易被反思的一種而已。在當下，被貼滿標籤，變得面目全非的東西，實在太多太多了。

我們每天打開網絡，就仿佛打開了一片標籤的海洋。單身狗、精緻窮、大齡剩女、渣男、綠茶婊……

我們把一個個複雜的、中性的東西歸類進一個簡單的標籤下，一邊透過標籤看世界，一邊朝自己身上貼標籤。

時間長了以後，我們就會再也看不清這個世界原本的模樣。

主筆 | 輕濁 編輯 | 哲空空

圖源 | 圖片來源於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