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敦白：第一個加入中共的美國人，卻兩次蒙冤入獄，2019年才去世

當時21歲的李敦白在聽到珍珠港被襲之後，放棄自己的學業報名參了軍。

說來也是有意思，李敦白參軍那會兒，美國國內的反日情緒高漲，連在美國的日本僑民都被收拾了。可與此同時，美國卻掀起了一波研究日本的熱潮。

李敦白因為是普林斯頓大學的高材生，入伍之後被幾乎順理成章的被長官分配去學日文。這時候李敦白的「一身反骨」再次發揮了作用，他認為日本的失敗是必然的，學會了日文戰後肯定會被派去日本常駐，所以堅決不肯學日文。

當時的中國已經和美國結盟，為了能夠打敗日本之後儘快回到美國，李敦白強烈要求要學中文。在和長官幾次溝通之後，李敦白於1943年被調到史丹福大學陸軍語言學校，開始如願以償地學習中文。

正是在史丹福大學學習中文的時候，李敦白遇到了兩個對他的命運產生重要影響的人；張學良的女兒張閭瑛和著名的左派作家斯特朗。

張閭瑛讓李敦白了解了中國文化的魅力，而斯特朗讓他更加了解共產主義。

當時斯塔福大學裡的學生，普遍比較同情延安，對國民黨沒有什麼好感。李敦白在史丹福學習期間，接觸了很多革命思想濃郁的文藝作品。根據李敦白後來的回憶，他在史丹福大學學中文的時候，就已經讀過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聽過《黃河大合唱》了。

李敦白在史丹福大學學習了一年多中文，最後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畢業。可李敦白和他的同學們畢業之後，並沒有被派到中國戰場，而是莫名其妙地分配到了密蘇里州當了通訊兵，整天爬電線桿子架設維修通訊設備。

這讓李敦白和他的同學鬱悶的同時也很不理解，我們辛辛苦苦的學中文了解中國，好不容易畢業了，就讓我們干這個？

李敦白的「一身反骨」再次發作，一怒之下跟同學們一起找到了美軍最高檢察長，直接投訴美軍「浪費人才」。

最高檢察長一聽他們的投訴，樂了，讓你們在安穩的美國本土呆著，你們還不樂意了？好！安排！就讓你們去中國吧！

於是1945年9月，李敦白和同學們在印度一起乘坐美軍的運輸機，經「駝峰航線」來到中國雲南，正式開始了他的中國之旅。

找到組織，加入組織

由於是高材生的原因，李敦白來到中國之後，也沒有編入一線作戰部隊，而是被分配到了美軍駐昆明的軍法處擔任賠償部的中文專員。

在這個職位上，李敦白遇到了一件影響了他一生的事件。當時日本已經投降，戰爭結束之後的美國大兵們普遍比較放縱，就愛換著花樣尋找刺激。

有一次幾名美國大兵喝的爛醉如泥之後，開著吉普車在大街上飛馳。一個名叫李木仙的中國小姑娘，因為躲避不及，被這幾名大兵當場撞死。李敦白本以為這幾名大兵會被嚴肅處理，但最後軍法處只是象徵性的審判了一下，並沒有真正追究他們的責任。

當時美軍撞死一匹馬都要賠一百多美元，可給李木仙家的賠償金，卻只有區區26美元。更可悲的是就連這區區的26美元，經過保長、甲長等人的層層盤剝，到李木仙的黃包車夫父親手裡時，竟然只剩下8美元。

最讓李敦白震驚的是，那個黃包車夫被撞死了女兒，被剋扣了賠償金，還要對他和保長等人說：「謝謝」！

這件事情對李敦白的思想衝擊很大，讓他一度因震驚而懷疑人生。1945年11月，駐紮在昆明的美軍撤退回國。還沒有從李木仙事件中走出來的李敦白，沒有跟隨美軍回國，他聯繫了昆明的地下黨，決心留在中國。

為了留在中國，李敦白主動申請調往美軍駐上海總部，繼續擔任中文專員。

當時美軍非常需要懂中文的軍官，他的申請幾乎毫無懸念的就被通過了。

到了上海之後，在地下黨的幫助下，李敦白交了很多中國朋友，其中甚至包括像宋慶齡、何香凝、陶行知等當時很有影響力的人士。後來在宋慶齡的推薦下，李敦白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駐華辦事處當了一名救濟觀察員。

這份工作讓李敦白脫離了美軍序列，可以隨時自由進入國統區和解放區，這讓李敦白非常的高興。但真正融入這份工作之後，也讓李敦白看到了舊社會骯髒不堪的一面。

聯合國救濟總署的援助的糧食，通常都是給那些遭遇災難、人民食不果腹地區的救命糧。可舊社會的官僚們，竟腐朽墮落到連這種救濟糧都不放過，往往是他們剛把糧食運送到災區，不久之後，糧食就以高價出現在黑市上。

這種情況讓李敦白在痛心之餘，也對腐朽無能的國民政府更加失望。

1946年，李敦白奉命押運救濟糧到湖北省大悟縣的宣化店一帶，與以往不同的是，這裡是被蔣軍包圍的解放區。當時李先念率領著6萬多人，在這一帶不到200公里的區域駐紮。李敦白在把糧食押運過來之後，看到了這裡跟國統區完全不一樣的情況。

這裡雖然遭了災，但卻沒有死屍，沒有人賣兒賣女，救濟的糧食運來之後，當地的農民通過公開會議的方式，討論糧食的分配問題。

李敦白在這裡認識了李先念、王震、王樹聲等我黨的高級將領，並和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1946年5月8日，李敦白在宣化店的糧食押運工作已經基本結束，本來是可以離開的。然而正是這個時候，由中共代表周恩來、國民黨代表王天鳴、美方代表白魯德組成的軍事停戰三人小組，來到宣化店進行「和平調解」。

李敦白本想見一見周恩來的，可是沒想到他先無意間在廁所遇見了美方代表白魯德。當時白魯德以為李敦白是「自己人」，毫不隱瞞地催促他趕緊離開宣化店，並告訴他「和平調解」不會有任何意義，國民黨已經集結好了部隊，隨時會對宣化店解放區發起進攻。

李敦白聽了白魯德的話十分震驚，做了一番思想鬥爭之後，他決定把這個消息告訴李先念。雖然當時李先念等人對蔣軍的謀劃早已有所洞察，但李敦白的這個情報還是起到了堅定大家信心的作用。

李先念本人對這件事印象也比較深刻，晚年還曾經跟身邊的人提起過這件事。

李敦白在看清楚中國內戰已經無可避免之後，對當時的形勢一度感到很失望，回到上海就辭去了聯合國救濟總署觀察員的工作，打算離開中國。

在離開之前，李敦白向為他介紹工作的宋慶齡辭別。宋慶齡聽了李敦白的想法之後，建議他跟周恩來道個別再走。李敦白聽從了宋慶齡的建議，從上海趕赴南京去見了周恩來，向他表達了自己想要回國的想法。

周恩來聽了李敦白的話之後，耐心地向他分析了時代的發展趨勢，並建議他去一趟延安，見一見偉人，免去他個人的遺憾，順便到革命老區看一看，好對中國革命有更深刻全面的了解。

在周恩來的介紹下，李敦白先到北平，再轉進河北張家口，並在這裡見到了當時擔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的聶榮臻。

當時張家口是中共在華北地區控制的最大城市，這裡比之宣化店的情況要好很多，工廠、學校、醫院等一應俱全。

聶榮臻告訴李敦白我黨早晚會戰勝反動派，到那個時候肯定需要和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交流，所以毛主席希望能夠成立一個英語電台。但當時精通英語又熟悉外國的人才不多，所以聶榮臻希望李敦白能夠留下來，指導這個英文電台的英文語法和文法。

李敦白答應了聶榮臻，從此留在張家口負責英文電台的英語文稿校正工作。

1946年9月，北平的傅作義調集軍隊圍攻張家口。聶榮臻出於安全考慮，派人護送李敦白離開了張家口，送他前往早已心心念念許久的革命聖地延安。

到了延安之後，李敦白被委以新華總社英語專家的重任，負責翻譯和改編英文稿件。在這裡，李敦白也終於見到了他仰慕已久的毛主席。

在看到了解放區欣欣向榮的新氣象之後，李敦白放棄了回國的想法，再次提出想要加入中國共產黨，並邀請李先念和王震做自己的入黨介紹人。

最終在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的直接批准下，李敦白成為了第一位，也是當時唯一的一位外籍中共黨員。

兩次入獄

1948年年底，身在中國的李敦白還不知道，一場即將造成他陷入困境的事件正在蘇聯發生。

這一年北平和平解放，李敦白的老師美國左派作家斯特朗，在聽說這個消息之後，興奮地在東歐發表了一篇文章，稱頌中共的勝利是自主的勝利，並非照搬的蘇聯模式。斯特朗沒有想到的是，當時的斯氏異常敏感，看到這篇報道之後非常不滿。以至於斯特朗從東歐剛到莫斯科，就克格勃的特工抓了起來。

在斯氏的授意下，蘇聯方面聲稱斯特朗是「間諜」，並且建立了一個國際「間諜網」，而李敦白也是她的同夥，要求中國方面把他也抓起來。

當時中國方面對蘇聯的反應很不理解。但為了大局，還是用了一些方法把李敦白哄到了北平，在一間民房裡單獨看管了起來。

1950年李敦白被轉入北平第二監獄，並在那裡被關了5年多。1953年斯氏駕崩，蘇聯方面開始出現鬆動，很多斯氏在世時的冤案被平反，李敦白也在1955年4月被正式釋放。

當時的領導人，還特意為李敦白的冤案向他道歉。

李敦白出獄之後，自己選擇到缺少外語專家的廣播事業局工作，主要負責英語廣播稿件的審核和潤色，期間還曾經參與過《毛選》的翻譯工作。

對於李敦白來說，這段日子無疑是最輕鬆，最快樂的。也正是在這段時間裡，他與終身伴侶王玉琳結合。這段時間的李敦白極為活躍，各種運動，他都積極地參與其中。

1966年的國慶節，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李敦白和斯特朗等國際友人，並親切地和他們握手，李敦白和主席握手的照片還上了報紙頭版。

這讓李敦白「國際主義戰士」的名頭，很快就傳遍了大江南北。

面對洶湧而來的榮譽，李敦白後來回憶稱是「頭腦發昏」了，在別人的鼓勵慫恿下，做了不少出格的事情。

1968年2月，李敦白再次被捕入獄，罪名是還是「美國間諜」。

在他妻子王玉琳的奔走下，李敦白於1977年11月被放了出來，他又在中國生活了三年，1980年，李敦白用補發的工資買機票回到了美國。

回美國之後的李敦白，利用自己對中國的了解，在美國開了一家商業諮詢公司。借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風潮，李敦白的商業諮詢公司生意一度很火爆，在幫助中美兩國商業往來的同時，他也賺得盆滿缽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