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陳怡含 編輯丨陶若谷
「你有沒有想過，推動政策的改變可能比積攢去國外凍卵的資金還要慢一些？」北京朝陽法院附近的一家咖啡廳里，有人拋出這個問題。徐棗棗被媒體圍住，對著鏡頭說：「有這種可能性，但我希望我的卵子還能再等一等。」
徐棗棗是一名31歲的單身女性。12月23日上午，「國內首例單身女性爭取凍卵案」在北京開庭。2018年末，徐棗棗去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產醫院諮詢凍卵事宜，經檢查，醫生確認她的身體狀況符合凍卵要求，但根據國家規定，醫院無法為她提供凍卵服務。之後，她將醫院告上法庭。
醫生所說「國家規定」是指，衛健委（原衛計委）2003年頒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以下簡稱「規範」），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
關於這場訴訟，被告方除了強調按《規範》辦事，還從取卵手術對女性身體的傷害、復甦卵子的失敗率以及可能涉及的代孕風險等角度辯護。徐棗棗代理律師於麗穎表示，希望訴訟能有一些政策倡導的意義：「畢竟《規範》制定的時間很久了，已經不太適合現在社會的發展需要。」
徐棗棗也希望成為政策研究論證過程中的一個樣本。現在的她，每天背20分鐘英語單詞、準備考社工證、學心理學，這些事優先級都高過結婚生子。也許未來想法會變，但凍卵這件事，「至少把我的煩惱延遲了5年，讓我覺得，沒有完全放棄擁有一個孩子的可能。」
庭審結束， 徐棗棗在北京朝陽法院門口接受採訪。（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以下是她的口述：
「醫生說，什麼事情都沒有孩子重要」
早在幾年前，我就覺得凍卵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先是看到徐靜蕾在美國凍卵的新聞，就知道現階段不想生育的女性可以保留一些所謂「黃金時期」的卵子，留一劑「後悔藥」。後來，國內一家大公司為女性中高管推出凍卵福利，提供去國外凍卵的基金和假期。但當時覺得離我都比較遙遠，好像只有明星或中高管才有條件。
隨著年紀增長，我的職場焦慮出現了，也越發感受到養老問題，開始認真考慮凍卵，為未來的人生保留一個選項。
去國外凍卵經濟壓力很大，泰國便宜點，可能要十萬多，美國要接近二十萬。北京的生活成本這麼高，怎麼可能一下子拿出這麼多錢？我曾在新聞上看到，國內有醫院給一些特殊個案提供凍卵服務，便宜得多，就想能不能在國內做？
大家都說好像國家規定不可以，但沒有誰非常確切地說自己嘗試過，怎麼被拒絕的。我反倒看到吉林省有一個條例，可以向決定不結婚的女性開放醫學輔助生育技術。我想，會不會是各地的標準不同？要自己去問一問。
（註：《吉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第二十八條，達到婚齡決定不再結婚並無子女的婦女，可以採取合法的醫學輔助生育技術手段生育一個子女。）
我諮詢了幾家醫院，有些醫院明確告訴我，生殖科在挂號時就要確認已婚身份，而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產醫院沒有主動提到「已婚」，只說他們有凍卵先例，可以過來和醫生聊一聊。當然，這個先例應該不是指單身女性。
去年11月14日，我第一次去醫院面診。接待我的是一位四十歲上下的女醫生，我開門見山說：咱們這能凍卵嗎？我現在沒有結婚，但我覺得以後可能想要生孩子。
醫生開始勸我，以後也要生，不如現在生，大齡生育不好，還分享了自己的經歷，如果能重新選擇，她寧可早幾年生。我說，現在不能結婚，事業對我來說比較重要，還想再干幾年。然後她說，什麼事情都沒有孩子重要。
她態度很溫柔，感覺是關心我、為我好才說這些，但我還是覺得不太得勁兒（舒服）。
她提議先檢查一下，如果身體不錯，考慮一下儘早自然生育。我去檢查了，卵子很健康。我問：現在保存卵子是不是很適合？我能不能凍卵？她態度良好地拒絕了我，說雖然醫院的條件很成熟了，但國家有規定，單身女性不能凍卵。
徐棗棗借開庭契機，給法律界、醫療界、教育界、傳媒界等63位人大代表寄信，希望他們在大會上提案。
從醫院出來後，我很窩火，萬事俱備只欠一個政策。當時並沒有想到起訴，只想著，公立醫院不能凍卵已是板上釘釘，再問問別的途徑。
我後來去了一家做輔助生育的中介，對方告訴我，在國內給單身女性凍卵是不合法的。國外凍卵的各種套餐，真的很貴，不是我能獨立承擔的。如果國內能做（凍卵）該有多好。吉林有那麼好的政策，但十多年來卻沒有一個成功案例，其實蠻可惜的。
（註：媒體曾報道一名單身女性向吉林4家醫院申請使用輔助生育技術，均被拒絕，理由是2003年《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出台後，2002年頒布的《吉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就自動作廢。）
凍卵，是我現階段很想做的一件事。今年2、3月份，我遇到了關注單身生育的律師、醫生和學者，開始考慮訴訟。起訴的代價不小，需要投入很多時間和精力，成功率也不高，但如果不把所有的方法都窮盡，我總覺得不死心，過幾年可能會後悔。國家不是說在研究論證嘛，我就給他們提供一個樣本。
（註：衛健委（原衛計委）在2017年答覆人大代表提出的「開放對單身女性生育權限制」建議時稱，「通過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對單身女性生育權做出具體規定，還需要深入研究論證」，下一步將廣泛深入調查，積極做好可行性研究，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切實保障單身女性合法權益。）
我的訴求很明確，就是希望醫院給我提供凍卵服務，如果不能凍卵，也要給我一個交待，比如向上級部門表達我的需求。我想要自由選擇的權利，凍了卵，未來也不一定會選擇復甦（冷凍的卵子），但如果連做這道選擇題的機會都不給，我肯定是不願意的。
而且國家是允許單身男性凍精的，這就更不公平了。
（註：《人類精子庫基本標準和技術規範》規定，男性可以「出於生殖保險目的」冷凍精子，並未要求已婚。原告起訴書顯示，徐棗棗認為醫院違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中有關男女平等、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等規定。）
能立案已經是巨大驚喜。最初的案由是「醫療合同糾紛」，我和律師去過兩次立案大廳，都沒有成功。第一次，工作人員說有個類似的案子正在高法討論，讓我們等一等。第二次換了個人，說那個案子原告是喪偶女性，不一樣。她說：「現行法律就是這麼規定的，肯定要按照現行法律來判決，你很難勝訴的。」
後來，律師把案由換成「一般人格權」。那時我已經有點疲了，就沒去立案大廳，沒想到收到了立案通知。
12月，徐棗棗收到法院的傳票。（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外界總在提醒，眼看30歲了，你到底擁有什麼？」
二十五六歲的時候，父母非常關注我有沒有男朋友。對方靠不靠譜？打算幾歲結婚？幾歲生孩子？
他們要求我有一個具體規劃，好像這樣才是「對自己負責」。他們曾經給我介紹對象，用的還是矇騙的方式——不說相親，到了吃飯的地方，卻發現有個男生坐在那裡。我也做過一些鬥爭，不接電話、故意失聯都有過。
我的姥姥、姥爺都在北京，我剛到北京工作的時候，總去探望他們，和親戚一起吃飯。後來我發現那是一個不友好的環境，連小我16歲的妹妹都會問：「你有沒有男朋友？你什麼時候結婚？」 漸漸就不再那麼頻繁探望了。姥爺和我父母說：「是不是因為總問結婚的事情，所以她不愛來了？」
和父母溝通，他們會用長輩的經驗和孝道來壓，但我覺得自己是成年人了，應該是成年人和成年人的方式溝通。被母親一次「連環問」弄得非常煩躁後，我就暗下決心：為了扭轉談話中的權力關係，下次我一定要主動一點。
她再打來電話，我沒等她開口就反過來問：「你最近怎麼樣？去跳廣場舞了嗎？瑜伽學得怎麼樣了？怎麼又沒去，不是報了名嗎？」 我批評父母沒有堅持鍛鍊或者不捨得給自己花錢，他們好像變成了一個小孩，被人關心，而我也掌握了一些主動權。我也會分享工作上的進展，讓他們知道，我已經是一個比較成熟、獨立的形象了。
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反逼婚。有了平等溝通的前提，我也和父母推心置腹地討論了對婚姻與家庭的看法，看到相關的文章，我也會轉給他們。我會說，你覺得自己的婚姻非常幸福嗎？生我之前你們考慮清楚了嗎？有沒有想過有了孩子之後，自己的空間會變得越來越窄？
雖然他們總會轉移話題，沒有給過我什麼答案，但他們也能意識到，婚姻與家庭並不完美。在那之後，他們確實沒有特別多地催我了。
徐棗棗到郵局給人大代表寄信。（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別人曾經問我，你想找個什麼樣的伴侶？我想了想回答：「我想找一個不焦慮的。」
在北京生活的外地人都很焦慮，同齡人里很難找到不焦慮的。29歲那年，我也對自己的青春感到前所未有的焦慮，之前我以為自己不會這樣，但29歲好像真的是一個坎，外界總是在提醒你，眼看30歲了，你到底擁有什麼？
那時我得到了一次小的晉升，感覺在職場還大有可為。我是做新媒體的，這個行業變化很快，我完全想像不出10年後會是什麼樣，所以我希望發展更多能力、積累更多資源，哪怕幾十萬粉絲的帳號一夜之間倒了，我還可以再做起來。
一些朋友生了孩子之後，生活軌跡就被固定，她們的困境好像就是——老公愛不愛我，孩子乖不乖，過兩年要不要生二胎，再過兩年孩子上學怎麼辦，怎麼跟老師搞好關係。
我看過不同的人在半夜發一條純文字的朋友圈，抱怨老公不夠顧家，在育兒上不夠努力，到了第二天早上就刪掉了。也有人不止一次跟我說，羨慕我一個人自由自在。尤其是生了二胎的，覺得自己很難回到職場，做微商的大有人在。
那樣我會覺得好不甘心，我對這個世界還有很多好奇，還想了解一些新領域、學習一些新技能、嘗試一些不一樣的生活方式。
我問過很多人：為什麼想要生孩子？
有人說真的喜歡小孩，一看見別人家小孩就走不動道，我不一樣，我是看見別人家的貓走不動道。有人覺得兩個人在一起時間長了，缺乏新的刺激，就把孩子當成夫妻關係的粘合劑。去諮詢的時候發現，有不少女性求助輔助生育技術是為了挽回出軌的老公。
我也經歷過一次比較嚴肅的分手，確實也考慮過結婚生子。但後來我想明白了，這並不是我真正想要的，只是在一個很動盪、很缺乏安全感的時期，不由自主想抓住點什麼。人們無法永遠依靠外界來消解對安全感的渴望。
生孩子是一件很鄭重的事。你想要養個貓，還會提前去論壇查查，去貼吧看看。但很多人在生孩子前並沒考慮那麼清楚，也沒有認真學習過，更多的是被所謂婚戀生育文化的時間線推著走。
我的父母應該就沒有。他們的教育是比較打壓的，而且會把工作情緒帶到家裡，導致我在青春期就特別不自信，總是察言觀色，想取悅別人。將來如果我養了一個孩子，一定要跟父母做相反的選擇，讓TA做自己喜歡的事，用一種很好的方式跟TA溝通。
現在我願意把其他事情排在生孩子的前面，證明我還沒有做好生孩子的準備吧。孩子一定要是被歡迎的，最好還是在計劃內。
上周，借著開庭的契機，我給法律界、醫療界、教育界、傳媒界63位人大代表寄了信，希望他們提案。開庭前，我已經收到4封退信，預測還會有一些。不過信的內容已經公開，現在媒體關注度這麼高，就算他們收不到信，也總得上網。這本來就是大海撈針，有一兩封得到回應就很不錯。
從著手起訴開始，這件事的過程就已經重於它的結果。如果結果不好，我會難過，但也會接受。我覺得國家開放單身女性凍卵是早晚的事兒，就看我能不能趕上。即便敗訴，我暫時也不會考慮出國凍卵，除非我一夜暴富。
（文中徐棗棗為化名）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sg/lBtlUG8BMH2_cNUgU-N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