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從來不是生活的全部，更何況在那個年代。

鄧穎超曾說過，那個社會「小腳」與「婦德」根深蒂固、侵略者肆意踐踏、家中男性絕對支配，婦女是戰爭年代最逃無可逃的群體。

她自己的父親，就因為她是女孩，而充滿失望和不屑。

鄧穎超自小跟母親四處奔波，顛沛流離。

母親全力供女兒讀書，實在沒錢，就在家自己教她看書識字。

因為母親開明，鄧穎超很小就成為學生組織的一員。雖然家境貧苦，她依然樂觀、熱情、自強、獨立。

鄧穎超和母親

她在晚年時的會談中提到：

「十幾歲時受封建社會的壓抑，對封建社會男尊女卑、限制婦女那套清規戒律十分反感。 看到坐花轎的婦女，我就想，這個女子這下子算完了，所以我也未想結婚。」

鄧穎超與周恩來相識於五四運動。

當時從日本留學歸來的周恩來，在天津學生屆已經很有名氣。

後來鄧穎超在文章中回憶，學生大會上，周恩來坐在主席台上，戴鴨舌帽穿西服，長得非常好看。但「 感覺是淡淡的」，並沒有別的想法。

當時的鄧穎超在北洋直隸第一女子師範讀書。

20餘名進步青年在天津成立了覺悟社，鄧穎超是其中最年輕的成員。

他們對外廢除姓名，用抓鬮的辦法決定各自的代號，鄧穎超為1號，後化名「逸豪」。

「逸豪」是「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的講演隊長，「學生聯合會」的講演部長，帶領天津進步女青年走向街巷，宣傳反帝愛國思想。

中間為鄧穎超

用世俗的眼光看，鄧穎超並不符合美女的標準。

但是周恩來對她印象很深。

寫得一手好文章，出色的演講能力，都讓他讚嘆。

周恩來曾經指導他們演愛國話劇。有趣的是，因長相清秀，周恩來經常反串女角。

而鄧穎超，英姿颯爽、大方利落，經常扮演話劇里的男主角。

女扮男裝的鄧穎超和男扮女裝的周恩來

1920年1月，天津學聯調查員遭到日本浪人的毒打。政府不但不懲辦日本浪人，反而指使軍警攻擊學生。

周恩來等人率領各校五六千學生奔赴直隸省公署請願。這次活動遭到軍警血腥鎮壓，重傷50餘人，周恩來等人當場被捕。

獄中的周恩來和其他代表們被迫以絕食表示抗議。

得到這個消息，鄧穎超當即帶領一批學生，在警察廳示威聲援，自願要求替換獄中學生。

另一方面，鄧穎超積極聯絡社會各界加緊開展營救活動。

1920年的5月7日，鄧穎超帶領300多名女學生衝出了校門，去參加「五七」國恥紀念大會，她發動群眾、廣泛宣傳，利用社會輿論對政府提出譴責，施加壓力。

天津婦女國民會議促成會骨幹成員合影，左一鄧穎超

但回到學校時，校中已掛出牌示，將參加活動的學生全數開除學籍。

在鄧穎超的呼籲下，天津各界都開始聲援學生。7月，法庭被迫宣布無罪釋放馬千里、馬駿、周恩來、郭隆真等20多名被拘代表。天津各界人民慰問團隆重地迎接被釋代表凱旋。

沒有瑪麗蘇，沒有甜寵，也沒有一見鍾情。他們所有的情誼都 勢均力敵。

只是經歷了局勢動盪、烽火四起的考驗後，兩個人更親切了些。

一年後，周恩來赴法留學，臨行前鄧穎超送了他一件毛衣。

剛剛萌生的感情就被千山萬水阻隔，似乎只能中斷了。

當時的鄧穎超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婦女運動上。

彼時對女性的壓迫是如今無法想像的。

作家丁玲就曾說過：「現在女生剪髮是太平凡了，在當時女孩子不梳辮子，卻會遭受嘲諷或責罵。」

魯迅先生的文章《憂「天乳」》中也有這樣的的文字：

報載有一處是鼓吹剪髮的，後來別一軍攻入了，遇到剪髮女子， 即慢慢拔去頭髮，還割去兩乳。這一種刑罰，可以證明男子短髮，以為全國所公認。只是女人不准學，去其兩乳，即所以使其更像男子而警其妄學男子也。

《憂天乳》發表在《語絲》上

鄧穎超所做的，就是 為了女性身而為人的權利抗爭，同時用教育喚醒女性崛起。

1923年初，鄧穎超等人創辦女星社，拯救壓迫的女性。

可就在這時，她的好友張嗣靖卻 因為包辦婚姻被丈夫和婆家虐待慘死，去世時候還懷有身孕。

密友的去世讓鄧穎超受到了極大的刺激，在張嗣靖的追悼會上，鄧穎超聲淚俱下地念誦悼念文：「你一生的遭遇和慘死都是現在社會急需解決的問題。」她明白，好友的遭遇只是中國千萬女性悲慘命運的折射。

而 大多數女性不幸的根源就是，她們不能和男性一樣平等地接受教育。

此後，鄧穎超創辦了專門面向平民婦女招收學員的補習學校——「女星第一婦女補習學校」和「女星星期義務補習學校」，推進女子教育。

《女星》第14期上刊登了「女星第一補習學校開校紀事」

這些學校首先教授失學女子普通知識及淺近技能，讓她們能 自謀生活，而且不收學費。這為婦女在思想上和行動上的獨立創造條件。

畢業典禮上，鄧穎超說：「以後希望你們承擔起社會的責任，能時時關注女性解放的問題的同時幫助她們脫離苦海。」

遠在法國的周恩來，得知鄧穎超在國內組織「女權運動同盟」後，特地從法國寄來的油印刊物《少年》《赤光》，為她帶來更先進的女性思想，這也使鄧穎超感到耳目一新。

這期間，兩個人的信件往來有上百封，還有很多明信片，但是這裡沒有甜言蜜語，更多的是他們對當時中國時事的心得。但是兩顆年輕的心已然越走越近了。

只有一封信，似乎有點不尋常，感情沒開竅的鄧穎超根本摸不著頭腦。

周恩來在信中寫到：「希望我們將來，也像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德國的革命者）一樣，一同上斷頭台。」

鄧穎超看到 「上斷頭台」懵了。

後來是朋友一句道破，這是周恩來想要與你同生共死，這是一封表白信啊。

讓他們走到一起的，與其說是愛情，不如說是志同道合的價值觀。

四十年代，重慶《大公報》刊登端木露西的署名文章《蔚藍中的一點黯澹》，主張婦女回到家庭去做主婦、做母親，在「小我的家庭中」尋找幸福。

沈從文、尹及、陳銓等人發表多篇贊同婦女回家的文章， 為妻為母，能「賢」能「良」，回歸家庭，「婦女問題就簡單多了」。

汪偽政權控制下的婦女刊物的主基調也是宣傳賢妻良母、婦德、齊家等論調。

主張婦女解放的男士很少。當時主要的反對聲音就來自鄧穎超等女性，她們認為， 「治家和育兒並不永遠是婦女的天職」，讓婦女回家根本違反了男女平等應從經濟入手的原則。

鄧穎超在《新華日報》頭版發表的《「三八」節的獻詞》

沒想到，時任中共南方局書記的周恩來也加入這場反對「婦女回家」的論戰。

周恩來的《論「賢妻良母」與母職》首次發表於1942年9月25日的《新華日報》上。

周恩來的《論「賢妻良母」與母職》

這篇文章的核心觀點用現在話說就是： 不要雙標。丈夫和妻子都是重要的家庭成員，「賢良」的標準應該是對夫妻雙方共同的要求。因此，社會在倡導「賢妻」和「良母」的同時，也要倡導「賢夫」和「良父」，倡導男女兩性共同承擔家庭責任，而不是以女性是否勝任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角色分工作為區分賢良與否的標準。

這些思想，即使放在現在也非常超前。

新中國成立後，鄧穎超參與起草了新中國第一部法律《婚姻法》。

對於婚姻自由的原則，大家基本無爭論。但對 「一方堅持離婚可以離婚」一條， 大部分人都不支持。

不光男性幹部不同意，女性幹部也不同意，她們顧慮的是，怕進城以後，一些幹部以「離婚自由」為藉口，把農村的原配拋棄了，這將給那些「當代陳世美」隨意拋棄妻子、另結新歡大開方便之門。

當時擁護「一方要求離婚即可離婚」這一條的，只有鄧穎超和極少數人。

鄧穎超認為，幹部隊伍在全中國占比很小，有意拋棄妻子的男幹部占比更小。但是中國有幾億農村和城市婦女，她們大多數飽受封建婚姻的束縛。

在各種封建婚姻陋俗中，婦女們深受買賣、包辦婚姻之苦。

由於男方認為女方是花錢買來的，所以就把她們當成牛馬一樣：「 娶妻如買馬，騎時用鞭打」，「鬼神不是神，女人不是人」。

1949年1至10月，由於封建婚姻制度的迫害，發生命案464起。其中婦女被直接迫害致死的占25%，僅河津、萬泉兩縣在半年中，就有29名婦女被逼上吊、跳井。

最後黨中央同意了鄧穎超的建議，採用了「男女雙方自願離婚的，准予離婚。男女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的，經區人民政府和司法機關調解無效時，亦准予離婚」的條款。

這是鄧穎超拼盡全力給當時水深火熱的女性指出了一條生路。

《婚姻法》頒布後的結婚證

鄧穎超一生為婦女權益奔走，期間遭遇的酸楚更是不足為外人想像。

她和周總理，一生無子。在鬥爭最殘酷的時候，她一碗中藥打掉了第一個孩子，因為在當時惡劣的環境下，有了孩子就有了軟肋。

生第二個孩子時，丈夫不在身邊，她一人因難產生了三天三夜，孩子不幸夭折。喪子之痛、虛弱的身體，丈夫又在戰鬥中又杳無音訊。產後病痛和奔波動盪使她永遠失去了做母親的權利。

鄧穎超非常喜歡孩子

但是她終身堅持參與婦女解放運動，帶領婦女工作者打破社會落後的框架。

她沒有孩子，可每一個中國孩子，她都視如己出。

今時今日，每一個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女性，都受益於這位先輩的偉大付出。

她始終堅信：婦女解放是社會解放的尺度，兒童幸福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讓我們點個 在看，永遠銘記她和她的抗爭。

11 / Jul / 2023

監製：視覺志

編輯：小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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