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此新冠大疫流行之際，但見歐美報刊多邀請哲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等連篇撰寫哲學沉思一類文章。貌似小眾，實則時需，因為驚魂未定的人們需要哲學沉思，需要短暫的停頓，來弄清我們人類的處境和景況，以明白向何處去，即死亦須死得明白，活也活得更有意義，所謂「人是有思想的蘆葦」也。循此，本編輯邀請居住紐約的年逾九旬的作家王鼎鈞，居住德國的波恩大學教授顧彬以及居住台北的作家、中華新文化發展協會會長楊渡諸先生，用漢語展示我們的疫之沉思。
2020年3月28日，中國政府援助馬來西亞抗疫物資抵達馬來西亞吉隆坡國際機場。 （新華社 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供圖/圖）
2003年SARS的時候，我的孩子在台北中興醫院出生。隔天清晨，妹妹就打電話來：「哥，你還不快去把孩子接出來，中興醫院要封院了。」
由於中興醫院有兩層樓要作為負壓隔離病房，整個院區可能感染，準備封院。而我的孩子還未及做好出生應有的基本檢查，不能走。我於是決定住進醫院，陪妻與子共渡難關。我無法遺忘那兩個夜晚，偌大的醫院空蕩蕩，除了醫護站，只有我們一家，有如鬼片中的場景。但恐懼無用，唯有面對解決。
那一段經歷，讓我對病毒充滿敬畏。那是不以人的信仰身份而有分別的侵害，那是唯有小心應對的敵人。
因此，春節前夕武漢傳出疫情，我就特別擔心。妹妹一家從上海回台一起過年，在老家團聚，共度數日，令人忐忑不安。直到年初四，發覺喉嚨疼痛，輕微發燒。她趕緊赴醫院隔離檢查。護士在抽血的時候，因為初穿防護衣和眼罩，模糊了視線，連血管都找不到。以此可以想見所有人的驚慌失措。一切都是陌生的戰鬥，我們都在學習。第一線的武漢是最好的觀察對象。
隨著武漢封城，許多苦難與奮鬥的消息不斷傳出。二月初我在專欄里說：「不要小看武漢，這是一個1100萬人的城市，想像整個北台灣，全域封城，生存問題如何解決，那還真是非常困難的事。一切都是沒有過的經驗，而社會上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細微的需要，絕不只是病毒的阻斷而已，更是交通阻斷後，整個社會的物流人流、食衣住行的生存需求如何維持的基本課題，乃至於封城閉鎖下的心理問題也很嚴重。」
武漢悲劇真的太慘烈了。如果我們不能從中學習到一點教訓，以作為未來應對「末日世界」的危機處理參照，那就太對不起犧牲者了。
然而，武漢經驗讓我看到三個很特別的面向。第一是民間社會力。快遞小哥的故事、民間志願者的動員，為醫護人員所做的一切，在在呈現最珍貴的「善念的力量」，使善良的社會力凝聚起來，補足政府防疫的不足，讓防疫有全方位的動員。未來，應該多鼓勵民間社會力，讓善念凝結，成為保護家園的力量。
第二是移動通訊的力量。武漢這一次未全面崩解，有很大原因拜了網際網路之賜。網際網路使得「宅生存」成為可能，從生活用品、生鮮蔬果、交通互助到防護設備等，都成為可能，而流行一時的共享經濟也發揮了作用。如何善用網絡，形成有效的互助平台，卻是值得再做更周全而深入的研究。這是未來全世界都可能用上的。武漢做了第一次實驗。
第三，封城下的心理問題會很嚴重，黃昏恐慌症、幽閉恐懼症、憂鬱症等各種心理問題，會隨著封城日久，而變得非常嚴重。人心脆弱，這是無法逃避的，所以應試著找心理醫生與網絡工作者，共同研究出一些解決的辦法。例如開網絡心理諮詢、舉辦社群活動、歌唱活動等，以共同互助。現在，歐洲正在經歷的也是這個難關（剛傳來德國赫森邦財政廳長因不堪壓力自殺的消息）。
總之，武漢發生的一切問題與細節，會是「末日世界生存研究」的最重要示範。
可惜當時台灣還在自滿自吹，自認世界第一，指責武漢。
二月底，歐洲、美國開始有一些社區感染，但還不嚴重。只有義大利開始變嚴重了。然而，我最擔心的是美國。因為美國地廣人稀，公共衛生不好，且醫療保險太貴，窮人看不起病，疫病一來，無家可歸的窮人無處「居家隔離」，只能群聚露宿街頭。設想紐約地鐵口的乞丐天天要接觸多少人，在此交叉感染，會波及多少人？這樣的美國如何不擴散？美國一擴散，全球無法倖免。
雖然寫了專欄文章呼籲，但任何警告都無法阻止人性的僥倖心理、自滿情緒。而自滿輕忽，只會讓病毒來得更容易。
台灣即是如此。本來最可能的暴發點是春節的大陸返鄉人潮。但這一波反而平安度過，確診數維持在七十人左右。可等到日本歐美大爆發，而台灣旅遊人口還不怕死、撿便宜地往外沖。現在，後果開始顯現了。再加上從海外回台的留學生，感染者的數目直線上升，直奔三百例以上。連學術單位「中研院」、「觀光局」等單位都有了病患。
台灣最不堪的是，由於疫情，顯露出政治文化的醜陋面。政治人物藉由疫情，散播仇恨與歧視的言論，包括對外籍勞工、台商、赴大陸工作的台灣青年等，藉故設立諸多限制。而大陸發生疫情時，台灣政客不僅口罩不許出口，甚至祭出罰則。而對於中研院的感染者，卻連其行跡都不敢公布。
恐懼帶來人性的黑暗，黑暗帶來仇恨，仇恨就成為非理性的仇殺，這個《星球大戰》的老梗，在台灣如實上演。
真正讓我瞠目結舌的，是一些文化界的人，曾是號稱進步者，卻在疫情面前，變成心胸狹窄的種族主義者、利己主義者。人道與關懷，慈悲與正義，都讓位給原始部落的暴力語言。
現在我更加明白，瘟疫帶來恐懼，而恐懼是一種試煉。試煉我們要抉擇什麼樣的人性，什麼樣的人生。
然而，那隻關乎自己，卻是無人能替你決定的。
但自私自保，就能存活嗎？
從現代瘟疫歷史來看，在全球化如此深化的時代，只要大暴發開始，就無一國家可以倖免。全世界只能是「共生」，不可能只有一個國家「獨存」。每一個國家當然有責任保護好自己公衛安全，避免疾病的傳播擴散，更要保護醫護人員，維護一支對抗病毒、維護健康的大軍。一如每一個人的自保，就是最好的防疫。但在此之上，我們要認識到，如果一個國家還有疫情，世界就隨時有再暴發的危險。因此，唯有互相協助，讓無論是窮國富國、窮人富人，都儘快脫離瘟疫，這才是明智的選擇。
我知道有些學者已經開始議論說，既然全世界為疫情所苦，中國最先恢復，則中國必定藉此機會先馳得點，成為世界第一云云。我必得要奉勸諸君一聲：「莫作是念」。中國像一個大病未愈的病人，先互相扶持著站起來吧。
當中國慢慢從瘟疫中復原過來，一定要秉持儒家「仁道」精神，以「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原則，盡力扶持仍深受疫情所苦的國家。不要再計較各國對應的恩怨是非，儘量幫助，讓中國成為世界再生的力量，讓世界經濟復原，讓榮景重現，中國才能好起來，更能贏得世界的敬重。
我們這一代人，遭此世紀大劫，在病毒面前，脆弱至此，還不能有休戚與共，一體同悲的體悟，那所有的死亡，武漢的犧牲，甚至現在歐美的大死亡、大劫難，就白受了。
渡人渡己，與世界共生。我們才能好好的。
這是疫情中，我深有所感的體悟。
楊渡（作家、中華新文化發展協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