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把毛筆字當成一件傳承千年的藝術，但其實在古代，寫字實在是一件極其日常的事情。四百年前的清代人，亦是如此。
"學好文武藝，賣與帝王家"，清代的學子若想將寒窗十幾年辛苦得來的學識賣給帝王家，必然要經過一道門檻，科舉考試。
考官在看考生的卷子時，第一眼看的並不是學子腹內的文墨多寡，而是那張白紙上的字體。清人相信"字若其人"的說法，字體寫得疏朗，其人性格必然豁達；若字體是大幅式的縱橫捭闔，其人骨子裡也多是放蕩不羈。
書法要有書卷氣，不可言語形容的書法就仿佛是人的氣質一樣，屬於人的一種精神境界。清代書法家楊守敬在評論書畫家時曾言："一要人品高，品高則下筆妍雅，不落塵俗；一要學問富，胸羅萬有，書卷之氣，自然溢於行間。"
唐代之後，清代之前，為了保證科舉考試的公正性，防止有考生借書法、字跡的不同，串通考官作弊，於是創立了"謄錄"之法。考試結束後，考生的試卷將有專人重新抄錄後再行審閱。
但到了清代，科舉考試已經不實行謄錄製度了，寫得好的八股文會直接由考官送到皇帝書桌上，經過殿試後，由皇帝親自評出狀元、榜眼、探花。所以貢士們的書法能不能入皇帝的眼，也就無形中成了一條極其具有主觀性的取士標準。
王士禎斷語"本朝狀元必選書法之優者"，士子們必定要鑽研一番皇帝們的喜好，以便投其所好。否則，縱使文章再錦繡華彩，但字體卻混亂不堪，考官都不忍直視，自然更不可能呈上御覽。
順治帝偏愛歐陽詢的字體，而壬辰狀元鄒忠倚、戊戌狀元孫承恩都是擅長歐陽書法的學生。康熙以來，皇上喜歡二王書，而己未狀元歸允肅、壬戍狀元蔡升元、庚辰狀元汪繹皆法《黃庭經》、《樂毅論》者也。最愛到處留墨跡的乾隆皇帝是殿試上最注重書法的，所評定的狀元，書法都是自己最擅長的"黑、光、勻"，導致陳康祺頗有微詞地表示"乾隆朝已重字不重文"。
在這樣極度功利的目的驅使下，清代士子們臨池研磨，追求書法上的更高造詣實在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
還有一部分文人雅士，他們雖對待書法有用同樣的狂熱態度，但目的卻並不是為了討上位者的喜愛。古人認為在練習書法的過程中，能追求內心的一片寧靜。心中所思所想，均能在書法上體現出來。所以，對有更高追求的文人而言，臨池研磨是陶冶性情的一種絕佳方式。
清代的書法經歷過三個階段，前期延續晚明的行草書風，中期傳統書風盛行，及至晚期，篆隸初興。
作為清代初期行草書法藝術典型代表的王鐸，他生於明萬曆二十年，本是明天啟二年進士，又曾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被降之前任南明小朝廷的東閣大學士。經歷了國破家亡的傷痛之後，他對晚明時期的行草書風有了更切身的體會。
同樣，作為曾經的明朝舊臣，他再沒有悠遊清和的心境去從事書法藝術的創作，而是對晚明書風的熱切推崇。
王鐸自幼受顏柳兩家影響，並不追求書法結構的工穩，反而獨取前人生拗古拙的一面，加之他在行文寫作中，為了追求歷史感和古拙拗峭，有意無意中會摻入大量的異體字、古體字。他雖然推重古典，強調"宗晉"，並認為"書未宗晉，終入野道"。但，在書法藝術創作中，在前人的書風上，又滲透了自己的感悟，對前明的行草書風進行了二次創造。
王鐸的書法精到，很大原因源於於他自身的意境。清明時節，已經任職太子少保的王鐸攜王府眾人在京城郊外踏青，一行人最終在城外的一座山腳下停下來，此處臨山靠水，不遠處有一座小亭，亭內無人。站在亭子內遠望，溪水潺潺，垂柳裊裊。
但一陣不適宜的嘲笑打破了這片寧靜，山腳下又來一隊馬車，車上掛著"崔"字樣，正式彼時京城內的新貴。這行人中見到王鐸後並不行禮，又見其在亭內研磨寫字，便放聲嘲諷："明明是前朝遺老，踩著國破家亡的廢墟，卻享受著我們大清的富貴"。
王府內眾人聽此言，憤憤不平，正待發難，王鐸卻放聲大笑，揮手就是一行草書："惠風和暢"。其字點劃與使轉兼重，頓挫轉折。點畫粗者，重似千鈞；細者既如遊絲，也筋力堅韌。雖只是簡單四個字，卻蜿蜒如巨龍騰飛紙上，有氣貫長虹之勢。
其他文仕官者見其書法，便知其人胸豁氣暢，並非諂媚取官之人，而對他的誤解自然也煙消雲散。
康熙時期，因皇帝酷愛董其昌的文風，受其影響，傳統行草書風得以延續，整個清朝前期的朝廷官員書法，多數都受董、趙書風的籠罩。
當時水平比較高的書法家如沈荃、孫岳頒、查昇等，其書法同樣主要受董其昌風格影響，但因為學力或性情的限制，未能充分發揮董其昌書法風格中的清雅俊逸，或者過於死板拘謹，或者過於軟弱無力，或者氣息忽急忽慢。尤其在創造性上，一味地模仿，反而不如王鐸、朱耷等人，敢於在前人的基礎上加上自己的理解，於是最終也並沒有開闢新境。
乾隆、嘉慶前後，董其昌的書法影響逐漸變弱，篆隸書法開始復興。如以劉墉、翁方綱、梁同書、王文治為首的"清四家"，他們在書法上，雖然由董其昌入手，但在對古人行書深入研究後，向宋、唐、晉的大師們取法。
劉墉的書法由董其昌入手，而後遍臨晉唐宋諸家，尤得力於蘇東坡、顏真卿和晉唐小楷，融會貫通，自成格局。整體風格貌端穆而氣清和，有碩儒老臣的持重，無恃才傲物的輕佻。章法錯落，清朗雍容。
劉墉擅長用濃墨，故而有"濃墨宰相"這一稱謂。有一種說法稱，因劉墉在研墨時總會不停地思考，等到再次醒神時，墨已變濃。也有人說他愛用濃墨只因其所奏之事，不論達官顯貴，均是不平之事。而濃墨能斂其書法內的精氣，含蓄蘊藉，似乎包有萬象而莫測高深。
而因事被黜的王文治，喜用淡墨，與劉墉恰成對照，故時稱他"淡墨探花"。他的書法雖出於董其昌，卻可上溯米芾。用筆翩翩，縱橫揮灑，疏朗俊逸。
嘉慶、道光前後，阮元、包世臣倡興碑學，秦漢北碑傳統開始在書法史上盛行。
任職同治、光緒兩朝帝師的翁叔平，其書法取自翁方綱，上溯顏真卿、米芾。其作品點折轉變中，氣息淳厚，堂宇廣博，是晚清帖派書家的重鎮。
康有為是碑學理論的健將，雖然他的理論因常有偏激，被世人詬病。但不可否認，自幼接受過嚴格傳統書法訓練的他，雖然後來專修北碑，但幼年打下的堅實基礎並未被廢。相反在潛移默化中，他無意中形成了碑帖融合的面目。故而，他的書作中，既有北碑的肆意乖張，篆隸書法的淳厚古樸，又有行草書的酣暢靈動。他在篆隸北碑與傳統行草中各取所長，並融會貫通，最終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書法風格。
這些人將他們的豐富的閱歷學識，長期積累的涵養，透過筆尖，溢於紙上。胸中的浩然正氣也化作書卷氣藏在書法之中。無論是為了考取功名，想用一手好字博取上位者的喜歡，還是希望能透過這墨色黑字，淋漓盡致抒發自我情感，習得一手好字，都是很有必要的。
歲月變遷，後來隨著西方文化的湧入，清代幾百年的統治一朝就被摧毀。在經歷了漫長而輝煌的發展後，隨著中國社會陷入戰亂頻仍的近現代，書法也曾經一度受到過強烈的衝擊，經受了風雨的考驗。
直到現在，大家普遍開始用簽字筆、敲擊鍵盤來記錄一些情感和事項，宣紙、墨塊兒也少在常人家出現。曾經臨池研磨，街巷遍練書法的現象也一去不回，我們也只能有過留存的墨寶，窺探墨色生香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