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懷明：引領學術風尚的先行者——重讀孫遜《紅樓夢脂評初探》

這個校注小組經國務院相關部門批准，袁水拍任組長，馮其庸、李希凡任副組長，從全國抽調了一批專家參加，其中有劉夢溪、呂啟祥、沈天佑、應必誠、周雷、林冠夫、胡文彬、曾揚華、顧平旦、朱彤、張錦池、蔡義江等[3]。其共同努力的成果便是如今影響最大、流傳最廣的《紅樓夢》整理本之一即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本。

需要說明的是，這個《紅樓夢》校注小組的意義並不僅限於推出了一個質量精良的《紅樓夢》整理本，對參加校勘注釋整理的各個成員來說，這一工作有這非常重要的意義，通過參加這項工作，他們得以查閱憑個人之力很難看到的珍貴資料特別是《紅樓夢》的一些重要版本，而且還可以進行交流切磋，這是一次很好的學術訓練。從大家日後的治學情況來看，有不少成員從中受益匪淺。

參加《紅樓夢》校注工作對孫遜先生來說，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學術實踐，收穫很大，在此時期他「有幸接觸到了大量《紅樓夢》珍貴的版本，更從馮其庸、李希凡和小組成員文雷（胡文彬和周雷）等先生處學到了做學問的門徑，開始對《紅樓夢》早期評本中的脂硯齋評語產生了興趣，從而萌發了對脂評進行專題研究的想法」[4]。這是他對《紅樓夢脂評初探》一書寫作緣起所做的說明。

如果沒有參加《紅樓夢》校注小組這個機緣，孫遜先生的學術研究也許會以另外一種方式進行。從文獻資料的角度來看，如果沒有這個機緣，很多重要的資料難以看到，工作無法進行。

《國初抄本原本紅樓夢》

眾所周知，帶有脂批的脂本自程偉元、高鶚刊行活字本《紅樓夢》之後，逐漸成為少數藏書家手裡的珍本秘籍，外人難以看到。民國初年，有正書局以《國初抄本原本紅樓夢》為名將戚序本刊行，但並未引起人們的重視。直到1927年胡適得到甲戌本並撰文介紹之後，學界這才知道脂本及脂批的存在，並由此開闢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紅學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其後不斷有帶有脂批的脂本被發現。

胡適得到甲戌本之後，雖然寫了《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等文章，但能看到該書的人只有俞平伯、周汝昌等少數幾人，多數學者只能根據其文章了解相關情況。直到1961年5月，胡適授權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這一版本的真面目才始為學界所知。

1962年6月，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根據該影印本翻印出版，大陸地區的研究者這才得以看到甲戌本。此前1955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庚辰本，但只印500套，而己卯本直到1981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在當時的條件下，憑一己之力將《紅樓夢》的各個脂本一一翻閱使用，還是有相當難度的。不少人是通過俞平伯的《脂硯齋紅樓夢輯評》一書來了解脂批的，但這對進行較為精細的校勘和研究來說，是無法滿足需要的。

參加《紅樓夢》校注工作，使孫遜先生得以較為便捷、集中的看到《紅樓夢》的眾多版本特別是脂本，在當時來說，這是一個極為難得的便利條件，何況，校注小組聚集了一批當時紅學研究的骨幹力量，大家彼此切磋學習，這樣的機會同樣十分珍貴。

《孫遜學術文集》，孫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版。

孫遜先生充分利用這一機會，在紅學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紅樓夢脂評初探》一書的成功並非偶然，是時代機緣和個人努力共同作用的結果。

再從紅學研究的角度來看，脂本發現後，受主客觀因素的影響，研究者特別看重脂批的文獻價值，將其作為研究曹雪芹生平及創作的珍貴資料使用，但對其自身的思想及藝術價值則一直缺少系統、深入的探討，這無疑是一個缺憾。

孫遜先生參加《紅樓夢》校注工作，得以接觸豐富的文獻資料，與同行專家交流切磋，他敏銳地意識到這裡面存在的問題：「前一階段有關脂評的研究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多數還是偏重於諸如脂硯齋為誰等問題的探討和各類評語的歸類，相比之下 對脂評本身的思想藝術見解就探討得還很不夠，因此，在這方面，正有著大量的工作等著我們去做」[5]。

在這裡，孫遜先生說出了他選擇脂批作為研究課題的緣由，他不滿足於脂批文獻層面的研究，想另闢蹊徑，從思想藝術角度進行整體探討，這是他對當時紅學研究情況進行深入了解後做出的精準判斷。

他根據自己所掌握的豐富文獻認識到，研究脂批的思想藝術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全面地、系統地分析一下脂評，探討其在資料、思想、藝術三個方面的價值，這對研究曹雪芹和他的《紅樓夢》無疑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6]

《孫遜學術年表》

對一個問題產生濃厚的學術興趣，這很重要，但還不夠，需要了解當時紅學研究的整體情況，只有這樣才能判斷這一課題有無可做的價值，有多大的學術空間，該從哪個方面入手。

在寫作過程中，孫遜先生一方面與其他學者一樣，充分肯定脂批的文獻價值，在以往研究基礎上對脂批深入挖掘，對一些重要問題比如對脂本、脂評的界定、評者何人等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另一方面則重點挖掘脂批的思想與藝術價值，對其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

這可以從《紅樓夢脂評初探》一書的內容安排上看出來，該書共分五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引言，介紹研究緣起，第二部分為脂本、脂評和評者概述，第三部分為脂評價值淺探，第四部分為脂評糟粕批判，第五部分為脂評歷史地位試論。其中第三部分是全書的核心，又分八個小部分，探討脂批的思想藝術價值，這一部分的篇幅占到全書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見作者用力之處，這也是該書最為出彩的地方。

《紅樓夢脂評初探》一書出版後，在學界產生較大反響，周汝昌、馮其庸等皆給予很高評價，《紅樓夢學刊》、《上海師範大學學報》也發布新書消息，進行推介。

從相關評論來看，大家特別肯定該書的兩個方面：一是其開創性，第一次對脂批進行系統的研究，填補了紅學研究的空白，二是其研究視角，從思想藝術角度進行深入開掘，其中舒汛的評價具有代表性：「對脂評本身，卻長期以來還沒有人對它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寫成專門性的著作。孫遜同志這本《紅樓夢脂評初探》的出版，才算第一次填補了這個空缺，因而引起了紅學界和廣大《紅樓夢》愛好者的注意。……脂評內容豐富，對《紅樓夢》研究來說，它是一個急待發掘的寶藏。孫遜同志的這本書第一次對它進行了系統的嘗試，並且已經提供了分析脂評的一些初步材料和研究成果，因此立即受到人們的注意，這是很自然的事情。」[7]

《紅樓夢脂評初探》

可見孫遜先生的努力受到了學界的充分肯定。孫遜先生能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眾多年輕學人中先聲奪人，脫穎而出，並非偶然，他在治學之初就表現出可貴的學術敏感和過人的學識，深入了解學術動態，準確選擇有價值、有新意的學術課題，精耕細作，厚積薄發。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紅樓夢脂評初探》一書雖然是在1981年出版，但其寫作時間則是在幾年之前，1978年12月完成初稿，1979年12月修改定稿，其動筆寫作的時間當更早。

之所以要強調這個時間點，是因為當時文革剛剛結束，學術研究仍然受到極左思想的影響，研究脂批還是帶有一些風險的。對此，孫遜先生有著清醒的認識：「解放以後，經過批判胡適派的唯心論，對脂批的研究也隨著逐步深入，並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然而，由於脂批的名聲在這個過程中也為胡適所累，對它的評價也就成了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以至時至今日，它還不時被論者判為『反動』」[8]。

研究脂批怎麼還會有風險？現在的年輕學人可能會覺得不可思議，但只要是從那個時代過來的學界同仁都明白，一旦學術研究和胡適沾上邊，會意味著什麼。在當時也許有人對脂批感興趣，但一想到會牽涉到胡適帶來的風險，就望而卻步了。新中國建立之後，學界一直將脂批作為史料研究，強調其文獻價值，忽視對其思想、藝術價值的探討，這應該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在當時，這的確是需要學術勇氣的。

郭紹虞先生贈孫遜先生紅樓書法條幅

在《紅樓夢脂評初探》一書中，脂批思想藝術方面的探討是全書的核心內容，占有最大的篇幅。通過認真的考察和辨析，孫遜先生對脂評的思想和藝術進行了充分的肯定：「脂評無論是對小說的思想性還是藝術性，都有著不少寶貴的、符合作品實際的見解，為我們研究《紅樓夢》提供了重要的啟示。」[9]

不僅如此，他還將脂批放在中國小說史、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大背景下進行觀照，給其應有的地位：「脂硯齋等人不僅是頗有見地的《紅樓夢》大評家，而且是曹雪芹創作過程中的親密合作者。因此，他們理應在我國文學批評史上和文學發展史上占有應有的位置；最起碼，他們為《紅樓夢》所付出的辛勤勞動應當被公正地寫上那怕是簡單的一筆。」[10]

這一點，也受到論者的特別肯定：「這部《初探》之所以令人刮目相看，在我看來，就不僅是在一般意義上因是『第一部專著』而『填補了空白』，而在於不但變『一鱗半爪』的脂評文獻學的研究為全面、系統地進行觀照與梳理，而更重要的是走出脂學文獻學研究的小房間，用小說藝術學的眼光來探討脂評在小說批評史上的價值了。」[11]

開風氣之先就意味著承擔一定的風險，不管這種風險是政治層面的還是學術層面的，否則就失去了這樣的機會。認定自己選擇的課題是有價值的，就堅持下去，不人云亦云，不隨便放棄，孫遜先生的這種學術膽識和治學品格是值得後學者學習的。

蔣和森先生致孫遜先生信札

在該書的最後，孫遜先生指出：「對脂評的真正研究還是近幾十年來才開始的；雖然其間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還遠遠不夠。無論是對脂評研究的歷史還是現狀，都是我們今天所不能滿足的。因此，這方面正有大量的工作等著我們去做。」[12]這可以看作是他向學界發出的呼籲和倡議。

這種呼籲和倡議得到了學界的積極回應，此後從思想藝術角度研究脂批的著述有明顯的增加，不斷深入，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包括孫遜先生本人，在《紅樓夢脂評初探》一書之外，還寫了一些探討脂批的文章，如《「脂評」思想藝術價值淺探》、《〈紅樓夢〉脂評所涉及的時間概念及其價值》、《脂批和我國古典小說評點派》等。對孫遜先生的首創之功，是應該給予充分肯定的。

以《紅樓夢脂評初探》開學術風氣之先，在其後的研究中孫遜先生依然走在學術的最前沿，引領學術風尚。他對自己此後的學術研究是這樣概括的：「自己的研究循著兩個方向向前推進。一是從《紅樓夢》出發，向其它明清小說拓展；一是從脂評出發，向古典小說評點派拓展。此可謂我個人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古代小說研究線路圖。」[13]

《紅樓夢與金瓶梅》

由此可見早期的《紅樓夢》研究對其後來學術研究的重要影響，無論是課題的選擇還是方法的採用，都是從紅樓夢的研究發展而來，並不斷拓展和深化，由此也不難理解《紅樓夢脂批初探》一書在孫遜先生治學生涯中的重要性。

前一個方向的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明清小說論稿》、《明清小說叢稿》等著作中，其中以《金瓶梅》的研究最為引人注目。從新中國建立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金瓶梅》由於其特殊的情色內容成為學術研究的禁區，幾十年間大陸地區的相關研究論文只有不到十篇，其冷清程度可見一斑。

進入八十年代，隨著學術文化政策的寬鬆，學術研究恢復正常，《金瓶梅》研究逐漸成為一個熱門課題，孫遜先生是這一時期最早在此領域耕耘的學人之一，《紅樓夢與金瓶梅》、《漫話金瓶梅》、《金瓶梅概說》等專著體現了他在《金瓶梅》研究領域的成就。

後一個方向的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中國古典小說美學資料匯粹》一書中，這是一部編得頗為用心的中國古代小說美學資料集。對中國古代小說評點及其美學特性的研究也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孫遜先生在這一領域所取得的成果同樣是令人欽佩的。

在繼續開掘新課題的同時，孫遜先生並沒有放棄對紅學的關注和研究，其後他出版《紅樓夢探究》、主編《紅樓夢鑑賞辭典》，這在這一領域不斷有新的成果出版。

到新世紀之初，孫遜先生又開始轉向新的學術領域，並充分發揮其卓越的學術組織領導才能，在中國小說與都市研究、域外漢文小說研究等領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到了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因為機緣湊合，自己又投身到都市文化（我本人主要從城市研究古代小說）和域外漢文小說的研究領域」[14]，這是他對自己新的學術轉型的概括。得風氣之先，永遠走向學術的前沿，這是他多年治學的一大特點。

《越南漢文小說集成》

在都市文化方面，孫遜先生先後主編《人文研究與探索：都市與文化學術》、《都市文化研究》、《全球化中的上海與東京》、《城市史與城市社會學》、《書寫城市：文學與城市體驗》等一系列學術著作，在都市文化研究方面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他同時還主編了中國古代文學雙城書系，包括謝昆芩的《長安與洛陽 漢唐文學中的帝都氣象》、劉芳的《汴京與臨安 : 兩宋文學中的雙城記》、蔣朝軍的《揚州與蘇州：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鄧大情的《廣州與上海：近代小說中的商業都會》等，將都市文化研究與中國古代小說研究有機結合起來，這是非常有創意也非常有趣的一套叢書，代表著中國古代小說研究領域在新世紀的新開拓和新進展。

在域外漢文小說研究方面，孫遜先生同樣有著較為豐富的學術積累，是大陸地區最早涉足這一領域的學人之一，曾編譯《東洋聊齋》，整理《壬辰錄：萬曆朝鮮半島的抗日傳奇》，並發表《日本漢文小說〈譚海〉論略》等學術論文。

孫遜先生與古代小說學術研討會會場

其中最為重要的成果是主編《域外漢文小說大系》，該書充分吸收學界以往的研究成果，對域外漢文小說進行全面系統的搜集整理，是一部具有集大成性質的域外漢文小說總集，其中《越南漢文小說集成》已出版，其他各卷也在出版中。

總的來看，孫遜先生在治學過程中銳意求新，不斷探索，站在學術前沿，引領學術風尚，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為後人留下了豐厚的學術遺產，這些都是值得後學者認真學習和發揚的。

注釋：

[1] 孫遜《我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古代小說研究》，載黃霖主編《我們起跑在20世紀80年代》第183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2] 馮其庸《關於〈紅樓夢脂評初探〉的幾點淺見》，引自宋莉華《馮其庸先生評〈紅樓夢脂評初探〉》，古代小說網微信公眾號2020年10月3日。

[3] 具體情況參見馮其庸《紅樓夢》前言，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

[4] 孫遜《我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古代小說研究》，載黃霖主編《我們起跑在20世紀80年代》第181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5] 孫遜《紅樓夢脂評初探》第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6] 孫遜《紅樓夢脂評初探》第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7] 舒汛《紅樓夢脂評初探》，《紅樓夢學刊》1982年第4輯。

[8] 孫遜《紅樓夢脂評初探》第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9] 孫遜《紅樓夢脂評初探》第28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0] 孫遜《紅樓夢脂評初探》第30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1] 黃霖《孫遜學術文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

[12] 孫遜《紅樓夢脂評初探》第30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3] 孫遜《我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古代小說研究》，載黃霖主編《我們起跑在20世紀80年代》第184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14] 孫遜《我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古代小說研究》，載黃霖主編《我們起跑在20世紀80年代》第186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