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凌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在《「三言」為文學史提供了哪些新東西》一文中明確提出，「三言」中約四分之一的小說，取材於春秋戰國到唐末五代的故事；人物主要活動在以長安為中心的我國北方，少數在四川、揚州、杭州等地；內容或講神仙怪異，或講發跡變泰，或歌頌友誼。
正如魯迅指出的：「多取材晉唐小說……而古今風俗，遷變已多，演以虛詞，轉失生氣」。
《畸人·情種·七品官：馮夢龍探幽》
而以宋元為背景的有五十六篇(其中一部分是借宋元為背景而實際上反映明代生活的明擬話本，一部分是經過加工的宋元話本)，以明朝為背景的有三十二篇，二者合計八十八篇，約占全書四分之三。
與前者相比，故事發生的地點逐漸南移，由開封、洛陽，而南京、揚州、蘇州、杭州、景德鎮、廣東、福建等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從內容看，神仙怪異的題材大大減少，歌頌友誼的作品也突破了封建意識的藩籬，而篇幅居多的愛情婚姻及公案小說，則主要反映市民的日常生活，「極摹人情世態之歧，備寫悲歡離合之致」，所以魯迅統稱之為「人情小說」，並深刻地指出，因為「所寫皆近聞，世態物情，不待虛構，故較高談漢唐之作為佳」。
這部分作品中的優秀篇章(以反映明代生活的明擬話本為主，也包括一些經過加工的宋元話本)，是「三言」的精華，也是我們肯定「三言」的主要依據。
八十八篇有待逐步分析。而故事發生在蘇州地區的八篇小說，絕大多數寫明朝（馮夢龍時的「當代」）之事，最具典型性。計有：
1.《錢秀才錯占鳳凰儔》《醒世恆言》
明朝事，發生在吳江縣。
2.《施潤澤灘闕遇友》《醒世恆言》
明嘉靖事，發生在吳江縣盛澤鎮。
3.《張廷秀逃生救父》《醒世恆言》
明萬曆事，發生在蘇州市區。
4.《金令史美婢酬秀童》《警世通言》
明朝事，發生在崑山縣。
5.《宋小官團圓破氈笠》《警世通言》
明正德事，發生在崑山縣。
6.《唐解元一笑姻緣》《警世通言》
《警世通言》
明正德事，發生在蘇州市區。
7.《喬太守亂點鴛鴦譜》《醒世恆言》
小說標明故事發生宋「景祐」年間杭州城，經考證應是描寫明朝蘇州事（考證詳見本系列論文之三）。
8.《桂員外途窮懺悔》《警世通言》
小說標明是「元順帝」時，發生在長洲縣。
可以說，都是當之無愧的優秀作品。
《喻世明言》會校本，馮夢龍編著，李金泉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9月版。
一、走在時代前頭的先進理念
首先，這些作品體現了走在時代前頭的先進理念。
愛情自古以來就是文學作品永恆不變的題材之一，自然也是馮夢龍作品尤其是「三言」的重要內容。
馮夢龍所處的明代中期，在資本主義萌芽首先勃起的蘇州地區，隨著新興市民階層的產生，個性解放思想的傳播，對愛情和婚姻的新看法也隨之產生。馮夢龍則代表了這種走在時代最前頭的思想。在他的筆下，一些優秀作品便傳達出新鮮而寶貴的信息和理念。
《錢秀才錯占鳳凰儔》就是一例。該故事發生在明朝的蘇州地區。主要人物有四個：對選擇婚姻取開明態度的商人高贊，想借媒人之口騙取婚姻的顏俊，向顏俊借債而不得不為顏俊當說客的「媒婆」尤辰，寄居在顏俊門下討生活、老實本分又不得不為顏俊充假新郎的秀才錢青。
「錯占」的緣起，在於商人高贊與眾不同的擇婚方式。蘇州西山洞庭「有個富家，姓高，名贊，少年慣走在湖廣，販賣糧食，後來家道殷實了」。長女高秋芳「人物整齊，且又聰明」，已到了十六妙齡。高贊「不肯將他配個平等之人，定要招個讀書君子，才貌兼全的配他。聘禮厚薄，到也不論。若對頭好，就賠些嫁妝，也自情願」。
這個擇婚標準，在當時是較先進的。而且高贊不偏信媒妁之言，要親自「訪實」。他發現原先眾多媒婆介紹的多有不實之詞，於是發下話來：「今後不須言三語四，若果有人才出眾，便與他同來見我。合得我意，一言兩決，可不快當。」
金閶葉敬池刊本《醒世恆言》
此時蘇州府吳江縣有個「家道頗富」的顏俊，十八歲，未曾訂親，「生得十分醜陋」，又「立誓要擇個絕美的女子」，便托尤辰到高家說媒；依仗習慣勢力作支持的顏俊還「理直氣壯」地對尤辰說：「常言無謊不成媒，你與我包謊。」
為了騙過高贊，顏俊又打發那個「家世書香、戶微業薄、不幸父母早逝、愈加零替」，從而寄居在顏俊家中的表弟錢青冒名頂替，代替自己前往高家 「相親」。定親後決定馬上成親，又派錢青代為迎親。起先一切似乎都很順利，但沒想到，當次日五鼓要乘船回顏俊家時，偏又發生大風，「颳得彤雲密布，雪花飛舞」（蘇州太湖地區，氣候就是如此）。
於是高贊臨時動議安排在高家舉辦婚禮。無法推脫的錢青只得向無計可施的尤辰發誓：「我已辭之再四，其奈高老不從，若執意推辭，反起其疑。我只要委屈周全你家主一樁大事，並無欺心。若有苟且，天地不容。」錢青夜間和衣而臥，「三日」「衣不解帶」，並無與新娘同房，表現了超常的老實和正派。
三日風停後，高贊親自送女兒到吳江縣顏俊家中。卻碰到「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顏俊，加上說不清道不明的尤辰，老實又無法自證清白的錢青，終於四人互相扭打，形成鬧劇。「看的人重重迭迭，越發多了。街道擁塞難行」。
《三言兩拍源流考》
這場鬧劇能夠不以悲劇結束而以喜劇收場，全靠開明果斷的「本縣大尹」，他把有關人等「都帶到公堂」，「逐一細審」，還叫隱婆驗身，證明高秋英依然是個處女，於是做出公正的審判：
高贊相女配夫，乃其常理；顏俊借人飾己，實出奇聞。東床已招佳選，何知以羊易牛；西鄰縱有責言，終難指鹿為馬。兩番渡湖，不讓傳書柳毅；三宵隔被，何慚秉燭雲長。風伯為媒，天公作合，佳男配了佳婦，兩得其宜；求妻到底無妻，自作之孽。高氏斷歸錢青，不須另作花燭。顏俊既不合設騙局於前，又不合奮老拳於後；事已不諧，姑免罪責；所費聘儀，合助錢青，以贖一擊之罪。尤辰往來煽誘，實啟釁端，重懲示儆。
更為重要的是，社會輿論支持這種判決：「一山之人，聞知此事皆當新聞傳說。」可見當時蘇州百姓也普遍有了新觀念。
馮夢龍曾經指出：長期以來，傳統社會對青年男女（尤其是女子）， 「臨之以父母，誑之以媒妁，敵之以門戶，揚之以禮法，婚之以賢不屑」，致使「女子」「盲從聽之」，「隨風為沾泥之絮」，造成無數悲劇。而在明代蘇州，卻在現實土壤中綻開了新理念的鮮花，分外引人注目！
如果說《錢秀才錯占鳳凰儔》中最後取得美滿姻緣的高秋英(高贊之女)，還是被動地依靠父親的開明和機緣巧合；那麼《喬太守亂點鴛鴦譜》中卻出現了無辜陷入情愛風波後、卻敢於以情愛為標準、大膽捍衛自身權利的少女劉慧娘，更是難能可貴。
故事發生在劉、孫、裴、徐四家之間。劉家（醫家出身）有子劉璞和女劉慧娘。劉璞「已聘下孫寡婦的女兒珠姨為妻」，而劉慧娘則「已受了鄰近出生藥鋪裴老九家之聘」。孫寡婦除女兒珠姨外，還有一個兒子孫潤（字王郎），「從小聘善丹青徐雅的女兒文哥為婦」。可見劉、孫、裴、徐四家皆是普通市民，且原先已形成穩定的婚嫁關係。
《「三言」「二拍」的世界》
劉家按傳統習俗，先為兒子娶妻。可是在定了吉期之後，劉璞突得重症，「出汗虛了，變為寒症，人事不省，十分危篤」。劉家受舊習俗影響，要想以「沖喜」來挽救兒子生命。孫家得知後被迫以兒子孫潤代替其姐去完婚。劉家又因兒子重病，只得叫女兒劉慧娘去陪新娘過夜。於是，一對年青男女之間難以避免的事發生了。
如果說孫潤內心還有勾引女方的不良企圖，那麼劉慧娘事先則完全是無知的被動者，在她與孫潤發生關係後，卻變得十分堅定。她對孫潤說：「君若無計娶我，誓以魂魄相隨，決然無顏更事他人。」 她對父母說：「事已至此，索性說個明白，求爹媽辭了裴家，配與玉郎，若不允時，拼個自盡便了。」
《三言二拍：宋明的煙火與風情》，王昕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3年9月版。
她還敢於在公堂上對審案的喬太守講：「賤妾無謀苟合，節行已虧，豈可更事他人！況與孫潤恩義已深，誓不再嫁。若爺爺必欲判離，賤妾即當自盡，決無顏苟活，貽笑他人。」
在她堅決的態度面前，那個「又正直，又聰明，憐才愛民，斷案如神，被稱為喬青天」的關西人喬太守判道：
弟代姊嫁，姑伴嫂眠。愛女愛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變出意外。移乾柴近烈火，無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適獲其偶。孫氏子因姊而得婦，摟處子不用瑜牆；劉氏女因嫂而得夫，懷吉士初非街玉。相悅為婚，禮以義起。所厚者薄，事可權宜。使徐雅別婿裴九之兒，許裴政改娶孫郎之配。奪人婦人亦奪其婦，兩家恩怨總息風波。獨樂樂不若與人樂，三對夫妻，各諧魚水。人雖兌換，十六兩原只一斤；親是交門，五百年決非錯配。以愛及愛，伊父母自作冰人；非親是親，我官府權為月老。已經明斷，各赴良期。
故事又以喜劇收場：「喬太守在庫上支取喜紅六段，教三對夫妻披掛起來，喚三起樂人、三頂花花轎兒，抬了三位新人。新郎及父母，各自隨轎而出」。「街坊上當做一件美事傳說，不以為丑。」
馮夢龍曾經說過：「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又說「情愛亦匹夫之日用飲食，令生命不逢夭折。」他主張：「男女相悅為婚，此良法也。」
他在《太平廣記抄》中對「鶯鶯傳」作了以下的眉批：「紅娘見識，過張、鶯十倍。」所以劉慧娘這個人物出現在他的筆中，絕不是偶然的。
我最驚奇的是，細閱三言足本原文，通篇沒有一點色情描寫，完全體現了馮夢龍的情愛觀，奇哉奇哉。
明天啟六年刻本《太平廣記鈔》
二、城市平民的鮮活形象
王凌在1984年撰寫並發表於《文學報》的論文《馮夢龍研究應該有一個大的突破》中，就首次旗幟鮮明地提出：「如果把《三言》同《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金瓶梅》等比較，那就不難發現，它第一次把以手工業者、小販、中小商人及其妻女為主的城市平民，作為正面人物寫入作品，成為中世紀晚期我國市民生活的百科全書，確實是前無古人的。」
其後學術界接受了這個觀點，但深入具體的分析顯然都較少（包括王凌本人在內）。「三言」精品所刻畫的市民如此鮮活感人，如此有藝術生命，是令人不無感慨的。描寫蘇州地區的幾篇小說，尤為突出地體現了這個特點。以下試舉二例說明：
《施潤澤難闕遇友》寫的是明代嘉靖年間發生在吳江縣盛澤鎮的故事。主人公為手工業者施復（字潤澤），「渾家喻氏，夫妻兩口，別無男女，家中開張綢機，每年弄幾筐繭兒，妻絡夫織，甚好過活」。
鳳凰出版社版《馮夢龍全集》
有一次施復去鎮上賣綢布後歸家途中，撿到別人丟失的兩錠銀子，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決定在原地等失主回來找時將原物歸還，並且不留自己名姓，也不收失主感謝的錢。施復還銀回家後與渾家說了經過。
渾家道：「這件事業做得好，自古道：橫財不富命窮人，倘然命里沒時，得了他反生實作難，到未可知。」
小說寫道：「當下夫婦二人，不以拾銀為奇，反以還銀為安。衣冠君子中，多有見利忘義的，不意愚夫愚婦，到有這等見識。從來作事要同心，夫唱婦和種德深。萬貫錢財如糞土，一分仁義值千金。」
馮夢龍從16世紀晚期中國社會現象出發，既表揚了剛剛從封建社會脫胎而出的普通而善良的手工業者，又批判了打著儒家旗號卻見利忘義的衣冠君子。施復可以看作中國式古代儒商的一個代表。
幾年以後，處在順境之中的施復碰到一場常人難以抗拒的自然災難：「又值養蠶之時」「合鎮闕了桑葉，施復家也只勾兩日之用」「無處去買」，聽說「洞庭山下桑葉甚多，合了十來家過湖去買」。
船過了平望，來到灘闕村，「這去處在太湖之旁，離盛澤有四十里之遠，天已傍晚，過湖不及，遂移舟進一小港泊住，穩纜停堯，打點收拾晚食，卻忘了帶打火刀石」。為人一向正直仗義的施復，主動要求上岸討火種。
但只見家家閉戶，因為當地養蠶人有「最忌生人來沖」的舊習俗，「從蠶出至成繭之時，約有四十來日，家家緊閉門戶，無人往來，任你天大事情，也不敢上門」。施復忽然看見「一家門兒半開半掩」，便不顧一切地進去討取火種。女主人說：「這時節，別人家是不肯的，只我家沒忌諱，便點個與你，也不妨得。」
《軌跡：2017年至2018年福建馮夢龍研究紀事》，王凌主編，海峽文藝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男主人出來相見方知，這家就是六年前得到失銀的失主朱恩。他告知施復：「若要桑葉，我家盡有，老哥今晚住在寒舍，讓眾人自去。明日把船送到宅上，可好麼。」於是他們把火種送到船上；一船人繼續前行，結果遇到太湖風浪而沉船；施復卻躲過這一劫。
送去眾人後，失主朱恩談到自己不忌諱生人的原因：「不瞞你說，舊時敝鄉這一帶，第一忌諱是我家。如今只有我家無忌諱。」「自從那年老哥還銀之後，我就悟了這道理，凡事是有個定數，斷不由人，故此絕不忌諱。依原年年十分利息。乃知人家都是自己見神見鬼，全部在忌諱上來。妖由人興，信有之也」。蠶農的純樸感情和生活理念，寫得十分真實可信。
後來，施復開始大發跡。這裡小說記述的不是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殘酷無情，而是因善起家的種種巧遇。（如高價買隔壁家的兩間小房，卻從地下撿出千兩白銀等）。
而且施復一家「依舊省吃儉用，晝夜經營，不上十年，就有數千金家事，又買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開起三四十張綢機，又討幾房家人小廝，把個家業收拾得十分完美」。
《2016福建馮夢龍文化高峰論壇論文集》，王凌、林松濤主編，海峽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
可以說，此時的施復已由手工業者變成手工業主了。雖然施復致富過程中充滿了偶然性，也由此傳達出「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的宿命思想，應視為歷史的局限性。但這篇小說總的來說相當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勤勞、本分、善良、善於經營卻又不妄取非分錢財的手工業者的形象，填補了中國文學史的空白。
如果說作為市民的施復是手工業者世家出生，那麼《宋小官團圓破氈笠》中的宋小官卻是一個由破落書香子弟變成「暴富土豪」的新生市民。
故事發生在明正德年間，「蘇州府崑山縣大街」「有一居民，姓宋名敦，原是宦家之後。渾家盧氏，夫妻二口，不做生理，靠著租遺田地，見成收些租課為生」。（按，這是資本主義萌芽初期蘇州地區的特有現象）。
而鄰居劉有才「積租駕一隻大船，攬載客貨，往各省交卸，趁得好些水腳銀兩，一個十全的家業，團團都坐在船上」。劉有才應該算是船工、船主兼商人。在大變革的時代中，出身不同的兩個人成了「最契之友」。他們同到閶門外「陳昇娘娘廟」求子，而後各生了一個兒子（宋金）和女兒（劉宜春）。
此時「有人攛掇兩家對親，劉有才到也心中情願。宋敦卻嫌他船戶出身，不是名門舊族，口雖不語，心中有不允之意」。宋敦的舊門第觀念是當時社會所決定的，以後也由此付出代價。
而到宋金六歲之時，宋敦病死，「盧氏掌家。連遭荒歉，又里中欺她孤寡，科派戶役，盧氏撐持不住，只得將田產漸次賣了，恁屋而居。初時，還是詐窮，以後坐吃山崩，弄做真窮了。盧氏亦得病而亡。斷送了畢，宋金只剩得一雙赤手，被房主趕逐出屋，無處投奔」。（按，又一次寫出當時時代大變遷的歷史特點。）
《馮夢龍》，馮保善著，江蘇人民出版社2024年3月版。
宋金「且喜從幼學一件本事，會寫會算」，故被新選浙江衢州府江山縣知縣留於書房之中，才找到了出路。但沒有見過世面、吃過苦頭的宋金不通人情世事，得罪了管家；被管家攛掇知縣，逼他寫「靠身文書」；宋金卻礙於面子，拒不同意，最後被知縣趕下船，流落在杭州街頭。「漸漸面黃肌瘦，全無昔日丰神。」
此時正好碰到劉有才，被他收留。宋金面臨的是與以前舊家子弟完全不同的艱苦生活，他要吃冷飯加熱茶充飢，戴的舊氈笠也是經過劉宜春補過的；他必須適應這個變化。在劉有才的調教下，宋金適應新生活較快：「自此朝夕小心，辛勤做活，並不偷懶，兼之寫算精通，凡客貨在船，都是他記帳，出入分毫不爽」。
兩年後被劉有才招為女婿。當然商海充滿風浪，生活之路絕不平坦。船上生活條件是很差的。宋金婚後一年生下愛女。但「期歲方過，害了倉痘 ，醫治不效，十二朝身亡」。宋金悲痛過度，也「遂得了癆祭之疾」，以致生活不能自理。
這對他們一家的生活構成巨大打擊。劉有才夫婦為維持現實生活，設計把宋金獨自一人拋棄到荒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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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時的宋金畢竟經歷了諸多生活磨鍊，處理突變事故的能力也顯著增強。他在荒島中尋覓人家乞討，發現「一所敗落土地廟」。「周圍槍刀戈戟，遍插封門」「廟中有大箱八隻，封鎖甚固，上用松茅遮蓋」。馬上判斷是「大盜所藏」。
於是心生一計，乃折取松枝插地，記其路徑，一步步走出林來，直至江岸。正好發現一隻大船「停泊於岸下修舵」。他便「假作慌張之狀，向船上人說道，我陝西錢金也，隨吾叔父走湖廣為商，道經於此，為強賊所劫」。現幸而脫逃，盜賊他去，「見有八巨箱在廟內，皆我家財物。廟去此不遠，多央幾位上岸，搬歸船中，願以一箱為謝，必須速往」。結果在眾船夫（都是市民）的幫助下，順利地把這些意外得到的寶物運到南京。
出於商人的精明，宋金分別出賣，少數收藏，不動聲色地成了暴發戶。暴富後的宋金，依然保持了善良、純樸的本性。他經過嚴密的現場考驗，證實妻子對他一直十分忠貞，岳父岳母也有回心轉意的悔過表現，於是原諒了他們。最後一家團聚，演出了一幕喜劇。
可以說，宋金也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出現的「儒商」形象，儒家核心思想的潤育堅守和商海艱險生活的多年磨鍊，造就了這個可親可信的人物。
雖然他的暴富過程同樣充滿了偶然性，但與《施潤澤難闕遇友》相比，命運轉變的合理性寫得更加充分，更少宿命觀點，因而也更具藝術生命力。
《福建·壽寧馮夢龍文化高峰論壇論文集》
總之，馮夢龍在「三言」中所寫的故事發生在蘇州地區的幾篇小說，寫了明朝（馮夢龍時的「當代」）之事，「所寫皆近聞，世態物情，不待虛構」，故「極摹人情世態之歧，備寫悲歡離合之致」，成了「三言」中「精品」的「精品」，應該引起我們更大的重視！
2016年初稿，2024年略改
參考文獻：
該文刊《福建論壇》（文史哲版），1986年2期。
引自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引自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該篇引文均出海峽文藝出版社《足本三言》「醒世恆言」。
《情史》，嶽麓書社，1986年9月第115頁。
該篇引文均出海峽文藝出版社《足本三言》「醒世恆言」。
《情史》，嶽麓書社，1986年9月第860頁。
《情史》，嶽麓書社，1986年9月第203頁。
《情史》，嶽麓書社，1986年9月第901頁。
見《太平廣記抄》（下）80卷「雜誌」類。
該篇引文均出海峽文藝出版社《足本三言》「警世通言」。
該篇引文均出海峽文藝出版社《足本三言》「醒世恆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