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王東京新作《通向繁榮之路》
好書品鑑
作者運用大量的中國案例，將西方經濟學經典理論和當代中國特色實踐相結合，他筆下好的經濟學「藥方」也是因時而變、因國情而變，對當前政策調整具有很強的建設性。
劉佩芝
近期讀完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原副校(院)長王東京教授新作《通向繁榮之路——經濟學家為什麼爭論》(以下簡稱《通向繁榮之路》)，作者將龐雜的經濟學理論與概念盤活，並推陳出新，思想深邃，讓人讀來醍醐灌頂。在此，我想與讀者分享自己的幾點讀書體會。
筆者的第一個體會是，《通向繁榮之路》向讀者詮釋了經濟學研究如何做到經世致用的規則與路徑。讀「理論提煉與理論驗證」一文，讓我更好地理解了經濟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其一，利用可以觀察到的事實，運用模型和數據對一般性規律加以提煉和驗證;其二，對假設與推論之間內在的因果關係進行科學而嚴謹的驗證。
為此，王東京在書中做了大量示範。他將中國經濟活動實踐與西方經濟學理論緊密結合，做到問題導向、實用導向。例如，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案例，他強調了中國做法與西方供給學派觀點的差異，「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要從供給端發力，通過市場機制調結構，而不是由政府調結構」。他質疑奧肯法則，認為增加就業並不一定要追求經濟增長高速度，而應當立足於高質量發展，這對我國當前所面臨的就業問題和高質量發展目標具有很強的指導性。
再比如，作者指出「配第-克拉克定律」只是對工業化初期和中期經驗事實的描述，今天歐美製造業的回歸，不辯自明，推翻了這一結論。他用這些隨時空而變的定律提醒讀者，切不可生搬硬套西方理論、刻舟求劍。這似乎與中醫的辨證施治有異曲同工之妙，好的中醫開出的「良方」，不僅講究個體差異，而且因時而變。事實上，作者運用大量的中國案例，將西方經濟學經典理論和當代中國特色實踐相結合，他筆下好的經濟學「藥方」也是因時而變、因國情而變，對當前政策調整具有很強的建設性。我讀王東京這部新作最大的收穫是，內心深處重新照進研究之光，懂得了經濟學經世致用之要義。
筆者的第二個體會是，作者為我們提供了一本「地圖冊」，讓讀者在浩瀚的理論海洋中不會迷失。對我個人而言，這本書更像是一本「工具書」。當我帶著問題去讀這本經濟學著作，總能找到回應。比如，近期思考企業技術創新的問題，為何美國、以色列的創新做得那麼超前?為何中國各行各業忙於「搞快錢」，賺到一波就跑路，而不能秉持長期主義、潛心去做創新?為何我國只有華為、大疆等企業能夠作出突破性創新?翻看前沿經濟學文獻，能夠用寥寥數語講清楚這些問題的文章不多，更多的是圍繞一些「細枝末節」展開研究，這樣讀文獻，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容易迷失。王東京對熊彼特假說的分析，對他山之石，即美國、日本、英國、德國的產業政策的介紹，讓我短時間內快速理解了創新的關鍵：一是培育鼓勵技術創新的制度環境，二是讓大規模企業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三是充分發揮市場對創新風險的分散作用。
筆者的第三個體會是，作者不盲從、有創新，能啟發讀者在巨人的肩膀上繼續思考。《通向繁榮之路》的每篇文章都在提醒讀者，不要急於肯定任何一種理論觀點，而是要敢於批判，敢於質疑，並強於說理。究竟如何做到不盲從、有批判性地思考?舉幾個書中的例子，比如，作為貫穿全書的方法論，作者把數學、物理學和經濟學聯繫起來，通過勾股定理和牛頓定律讓我明白，定律與定理在本質上是不同的，定律有其特殊約束條件。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思辨過程本身是難能可貴的。
與此同時，作者並不滿足於指出定律與定理的區別，而是再往深處走一步，分析「配第一克拉克定律」的使用前提究竟為何，從而彌補了當前經濟學文獻的空白之處。應該說，這些定律的約束條件似乎不是大行其道的計量經濟學所能夠說明白的，由此便可看出，計量經濟學的學術論文有其局限之處。再比如，在「產業政策利弊參半」的分析中，大多數經濟學家探討的是產業政策的優點，但王東京卻從硬幣的另一面出發，對產業政策的弊端做了分析，運用中國產能過剩案例引導讀者進行思考。
《通向繁榮之路》以輕鬆、簡明的文風，帶領我讀懂古今中外的經典名著，讓我產生興趣，甚至是培養出一種閱讀信心。同時，這是一本很好的啟發式書籍，能夠更好地啟發讀者去主動思考，而不是被動填鴨式學習。作者將經濟學大師的觀點娓娓道來，就像在茫茫旅途中的嚮導一樣，告訴遊客「我們目前停靠的是這一站」，然後不斷拋出一個個新問題，供讀者自己去思考、評判，每篇文章的觀點和角度都讓人深思。如果將經濟學理論比作若干棵大樹，將一篇篇發表的小論文比作枝幹、枝葉，那麼理論功底、根基的穩固，無疑能夠幫助我們找到富有價值的思考角度，或者說摸到經濟學研究的那扇門。
(作者系湖南大學金融與統計學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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