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卡具有鮮明的藏族藝術特色，是西藏繪畫藝術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唐卡繪畫對供品、供器進行寫實而細緻地圖繪，其中包括玻璃器。學者林姝在紫禁城發表的《明清唐卡繪畫中的玻璃器》一文中，對於流行於明清兩代的玻璃器有這樣的一些列舉考證。
藏王松贊干布
唐卡
清宮舊藏的來源明確的仲敦巴畫像可成為唐卡繪畫與實物相對應的典型之例。在仲敦巴右側即畫幅左側的供桌上擺設著供品、供物，有燃著供香的黃色鬲式爐、紅地金飾的蓋罐、盛放五色寶珠的紅金二色深盤、白色蓋碗等器皿，最前面的突出位置上有一白色透明玻璃花瓶，裡面插著盛開的鮮花，瓶中的枝幹清晰可辨。
在這幅唐卡的背面，有白綾墨書漢、滿、蒙、藏四文題記：「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初六日欽命章嘉呼土克圖認看番畫達賴喇嘛源流一軸，番稱達賴喇嘛那穆塔爾，清稱達賴喇嘛伊達塞勤，蒙古稱達賴喇嘛尹查氐克。」這則題記為我們提供了許多重要的信息。第一，乾隆二十六年（1761）是此畫的進宮時間，也是創作下限；第二，經章嘉呼土克圖認看，即鑑定、確認。第三，明確說明系番畫，即西藏畫師所繪。
仲敦巴(Dromtonpa)18世紀 西藏 布本設色
碰巧的是在清宮遺存的玻璃器中有一個透明玻璃球腹瓶，與唐卡中所繪玻璃瓶極其相似。它高44厘米、口徑9.3厘米、足徑15.7 厘米，小撇口，細長頸，球形腹，高圈足。通體為透明玻璃，但器表略微泛鹼而呈乳白色。光素無紋飾。
唐卡
足邊陰刻「雍正年制」橫行楷書款。此透明玻璃球腹瓶與唐卡中所繪的玻璃瓶均為小撇口，細頸，高圈足，細微的差別只在於腹部的弧度，玻璃瓶接近圓球狀，而唐卡所繪略長些。但唐卡將玻璃瓶外撇的高圈足特徵描繪得淋漓盡致，且非常準確地表達出其體量，比供桌上的其餘供器明顯高大、突出。一個深藏在皇宮內苑的玻璃瓶為何會與遠在萬里之遙、由西藏畫師所描繪的對象如此酷似？
透明玻璃球腹瓶 故宮博物院藏
首先，從唐卡製作的歷史背景上考察。此像為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時期所繪《達賴喇嘛源流》成堂十三幅組畫之一，七世達賴喇嘛位於正中，其左右各有六幅。七世達賴喇嘛（1708-1757年）於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冊封，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圓寂。其主政期間是唐卡創作的高潮期之一。此畫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七世達賴圓寂後，三世章嘉赴藏辦理善後及尋訪轉世靈童期間西藏方面所贈。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章嘉返京後將之進獻宮廷。
其次，從檔案文獻的記載上探究。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的《雍正元年御筆賞賜簿》中明確記載：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初八日，賞「班禪喇嘛、達拉喇嘛白玻璃蓋碗四件、玻璃花瓶八件」。七世達賴正是雍正元年所賜白玻璃蓋碗、玻璃花瓶的主人。隨後的雍正四年（1739年）、五年（1740年）、十年（1745年）、十一年（1746年）的賞賜品中多為七寶、八寶，琺琅輪杵、琺琅滿達及琺琅花瓶等物，沒有玻璃器的記錄，十二年（1747年）的賞賜品中雖有玻璃器，卻是紅色玻璃瓶。乾隆十四年（1749年）的賞賜品則為三色涅玻璃花瓶。由此可以推斷，唐卡畫中的玻璃瓶子極有可能即是雍正元年的賞賜品，由清宮造辦處玻璃廠製作，與清宮舊藏的玻璃瓶系同一批量生產出來的。決不是西藏畫師憑空臆想畫出。唐卡繪畫、遺存實物和檔案文獻正可相互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