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莫干山會議，即「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已經過去了35年。這個會議不但沒有被歷史忘記，還一再回到人們的視野中。近年來，關於莫干山會議的研究與討論多次進入高潮，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這本《1984：莫干山會議》得以出版。由此，我們不得不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以及之後的二三十年，會議何其多，為什麼莫干山會議為歷史所記憶？為此，需要討論幾個相關問題。
（一）會議的起源和本質
維基百科中文版的「會議」定義是：「會議是人類社會的一種社交、公關、政治、意見交流、訊息傳播及溝通的活動，由兩位或多位人士參與。」維基百科英文版的「會議」定義與中文版略有不同，強調了會議通過語言交流，具有實現「共同目標」和達成「協議」的目的：Ameeting is a gathering of two or more people that has been convened for thepurpose of achieving a common goal through verbal interaction, such as sharinginformation or reaching agreement。比較維基百科中文和英文關於「會議」的定義，英文定義強調會議的「目的性」和明確語言交流（verbalinteraction）的重要性，所以更為完整。
無論如何，兩個人或兩個以上的人集中在一個空間中，就一個或者若干主題，發生語言交流的過程，即是會議。按照這樣的理解，會議的歷史一定與人類文明史是同步的。或者說，人類文明的進展，是與會議不可分割的。所以，在古今中外歷史上，關於會議，存留了源遠流長的大量記載。例如，在古羅馬歷史、古埃及歷史、拜占庭歷史中，不乏關於各種會議的記載。世界主要宗教的歷史，都是與若干重大的會議聯繫在一起。例如，公元4世紀和6世紀的兩次君士坦丁堡公會議，對基督教歷史影響至深。
人類文明需要兩個輪子：其一為物質生產勞動，其二是精神與思想生產。問題是，人類最初的勞動可以獨立進行，甚至獨立完成。但是，精神思想生產從一開始就註定不可能獨立進行，因為思想依賴語言，語言需要交流，否則，個體的思想行為很容易枯竭。不僅如此，無論是物質生產還是精神產品，都要「交流」和「交易」。物質產品的交換場所是市場，而思想交流的場所是「會議」。所以，可以認為，「會議」既是精神生產的一種場所，也是精神與思想交流的「市場」。
1984：莫干山會議
（二）會議的演變和「異化」
伴隨人類文明程度的提高，會議的重要性不斷加大，會議形式變得多樣化。在古希臘，「對話」就是一種會議形式。古希臘的思想家，天天在一個廣場上講話，並與學生和聽眾發生對話和互動，在實現外在的傳播思想的同時，完成內在的思辨過程。在那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下，蘇格拉底倡導的「問答法」對後世影響很大，至今仍然是一種重要的教學方法；蘇格拉底之後的柏拉圖「對話」，又有所創新與發展。可以想像，古希臘的思想廣場如同利伯維爾場，這裡傳播的思想如同一個農夫在叫賣他的農產品。
在中國，《詩經》是通過朗讀和唱誦得以傳播，一般是有聽眾的。孔子思想的產生與傳播、儒學的形成，也是通過「會議」完成的。《論語》其實是孔子與學生對話的記錄，或者說，屬於會議記錄。
需要強調的是：會議最初的功能，就像在市場上賣東西一樣，只不過交換的是多樣化思想和信息而已。柏拉圖的「對話」，體現了會議所需要的思想、語言、自由、平等和開放「五要素」。其中,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最為重要。「會議」是一個「場」，一個現在人們常說的「平台」，在這個「場」中和「平台」上，實現人們之間的交流。在上述要素中，開放的氛圍、平等的話語權和自由表達是會議得以進行的基本條件。
教育制度與會議的本質相通，通過創建一個「空間」，我們稱之為教室，教師和學生在這裡互動、交流，當然，以教師為中心。所以，教育實現知識傳播的形式是一種特殊的會議。
但是，會議很快「異化」，超出僅僅產生和交換精神與思想產品的範疇，開始與政治、經濟、利益相結合。在上古時期，處於優勢的蚩尤選擇停戰言和，與黃帝開會和簽訂停戰盟約，結果是黃帝反敗為勝。中國周代青銅器上記載的祭祀，就是以敬天祭神為形式，實則是穩固君權至上、嚴格宗法制度和強化國家統治的特殊會議。公元前203年，項羽和劉邦召開過簽署鴻溝和約的會議，雙方接受「楚河漢界」，但是，劉邦卻從未遵守這個和約。在西漢，著名的「鹽鐵會議」奠定了影響中國兩千年左右的國家「壟斷」模式。
工業革命之後，特別是19世紀以來的現代世界的運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各種類型和不同規模的會議。會議的種類和數量呈現爆炸性的發展。如今，對會議加以分類是相當困難的。關於會議類別的比較簡單的劃分是：政治類型、經濟（包括商業）類型、科學技術類型和人文科學類型。會議的主體，可以是主權國家、政府、政黨、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NGO），也可以是一所學校、一個公司、一個社區、一個家庭，甚至個人。會議規模，可以從幾個人到幾千人，甚至更多。會議的結果，可以是協議、宣言、聲明、紀要、共識，也可以是論文、思想。關於會議的效果評估，沒有一定標準。有的會議對經濟、政治、社會產生重大正面影響，有的可能沒有效果，甚至有負面效果。關於會議的形式，因為通信技術的不斷創新，已經實現了從傳統的電話會議到超越時空的智慧型手機會議的飛躍，而且會議可以在網際網路上直播。
值得注意的是，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會議「異化」現象日益嚴重，會議已經成為價值鏈不斷延長的新興產業。「會議產業」涉及交通、房地產、住宿、商業、餐飲、購物、娛樂、服裝、旅遊、廣告和印刷等相關產業，具有規模化、集中化、現代化的特徵。在會議產業體系中，包括「購買者」、「提供者」、「中介機構」、新聞媒體機構、培訓機構等相關組織。伴隨著會議商業因素和會議成本的急劇提高，「會議產業」正在成為高收入、高盈利產業。更多會議正變得越來越物質化和奢靡。這是世界性的問題。
當代中國是世界會議大國。中國有了共產黨，共產黨和會議就有了不解之緣。中國共產黨每至關鍵時刻，甚至生死存亡時刻，幾乎都是與重要會議相聯繫。例如，八七會議、古田會議、遵義會議、瓦窯堡會議、廬山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及歷屆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等等。在過去近70年中，國家不斷現代化，但是，會議始終維繫著在治國中的重要地位。會議一般與意識形態、權力和政治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凡是政府會議和事業單位會議，基本以領導報告，或者重要人物講話為主要形式。會議設有主席台，會議開始還常有特定歌曲、與會者的座次安排。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三十分鐘里有大量時間是報道關於各種會議的消息。開會成了中國社會的一種治理方式，一種社會運行的基本形式。
（三）莫干山會議的特徵
古今中外，很多會議是以開會所在地命名的，莫干山會議也是如此。1984年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選擇的莫干山，包含著對春秋時代莫邪、幹將夫婦受命，莫邪最終捨身投入爐中，以血肉之軀使鐵水融合，鑄成寶劍事跡的尊崇，也包含了對春秋的思想自由和活躍的歷史時代的嚮往。35年之後重新審視莫干山會議，其最大特點是：
第一，以中青年為會議主體，開創了他們在改革歷史中的話語權的歷史先河。改革開始於1978年，但是，直到召開莫干山會議的1984年，就整體而言，話語權基本掌握和控制在當時50—60歲，甚至70歲左右的那一代人手中。中青年並沒有足夠的話語權。這裡所說的中青年，是指當時25歲左右至40歲，進入體制內的年輕人，他們中的多數人是幫助領導寫文章，修改發言稿。經過「文化大革命」，十年壓抑，那些老同志、老先生中，不乏思想解放者，不乏有真知灼見者，但是，主體而言是經驗有餘，而思想與知識和改革實踐脫節，甚至趨於保守。例如，讓他們接受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否定計劃經濟，在觀念上需要相當一個過程。改革需要新思維、新理論、新方法和與之相應的行動。那個時期的中青年學人，大部分經歷「文革」，反思「文革」，上山下鄉，了解社會底層，又重新得到教育機會，學習了新知識、新理論和新思想，且有實幹精神和魄力。這個群體是否擁有話語權，對於改革的進程與局面，至關緊要。戊戌變法失敗後不久的1900年，梁啟超撰寫了《少年中國說》，將當時的中國描述為「老大帝國」，歌頌少年的朝氣蓬勃，熱切希望出現「少年中國」。後來的歷史證明梁啟超對了，因為改變20世紀的確實是當時的少年。莫干山會議為這代人提供這樣一個場所，讓當時的中青年們互相認知，建立全新的網絡。在一個全國都沒有多少部電話的時代，這樣的網絡，有利於傳播新觀念和好思想，形成共識和認同。莫干山會議之後，中青年關於改革的話語權得以全面拓展，確實影響了改革生態。當然，這也孕育了這代人後來的分歧以及不同的人生選擇。這個問題後人值得研究。
第二，會議實現了思想創新。沒有思想的會議是蒼白的會議。思想創新確實是莫干山會議的重要特徵，創新的範圍涉及了中國的發展和開放模式、銀行金融體制、物價機制、通貨膨脹理論、分配製度、農村改革、企業改革、城市化，等等。創新是一個相對概念，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創新。莫干山會議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創新，是與會者長期的學習、思考積累，對中國社會長期的經驗，對世界競爭新格局的認識，加之會議過程中的大大小小「思想風暴」的結果。莫干山會議的創新創造了一種氛圍，與會者同時感受到了創新和分享的雙重喜悅，從中實現自己。
第三，全方位實踐平等。所謂全方位平等，是說每個參會人都是平等的。會議消除了等級制度，誰都能發言，此時此刻你的性別、職務、年齡都沒有意義。平等包括：（1）不同年齡的與會者之間的平等。（2）不同地區之間與會者的平等。（3）會議程序的平等。會議在任何場合都沒有根據地位和職務排座次。（4）會議過程的平等。無論有什麼樣的意見分歧，與會者彼此自覺保持平等地位。人們思想的分歧是永恆的，思想一定是多元的，人和人的平等，本質上是在思想和言論上的平等。人和人可以有知識的差別，但絕不應該有在思想上的歧視。
第四，無時無處不在的自由氛圍。會議需要為自由說話創造一個條件，而自由說話一定是自由思想的緣起。任何一個會議，大家見面，總得講點有意思的東西，講點思想出來，這需要自由。所以，沒有自由的氣氛，就沒有自由的交流，就沒有真正的會議。進一步說，一個成功的會議，在於可以提供一個自由思考與表達的環境，刺激和激發新的思想的產生。如果說莫干山會議是一個「場」，一個「平台」，這是一個自由「場」和自由「平台」，這還不夠，還需要自由氛圍。為此，需要每個人認同和支持，自覺擺脫各種類型的精神與思想的束縛，有免於各種恐懼的勇氣，以及獨立思考，自我主見的能力。
第五，注重會議程序公平。莫干山會議自始至終，不論是發言順序，還是「掛牌辯論」，都注重程序公平。當時，會議組織者並沒有讀過《羅伯特議事規則》，但是，卻自覺地建立了一系列議事規則，滿足了在不同課題組間、不同意見的人群間公平地表達機會和充分地交流，既提高了開會效率，也產生了思想成果，並達成和諧。
第六，質樸。會議原本是嚴肅的場合。嚴肅需要質樸的元素。在1984年莫干山會議的那個時代，中國是貧窮的，莫干山會議一方面自始至終，有意識地追求簡樸、節儉；另一方面，倡導理想，煥發激情，追求精神產品的質量。這樣的反差，構成了這個會議的一種獨特的「完美」。
應該說，莫干山會議在一定程度上回歸了會議的本源功能，全面體現了一個有價值會議所需要的自由、開放、平等、創新、簡樸和務實等要素。正因為如此，莫干山會議在那個時代具備了唯一性，甚至是不可複製性。所以，這個會沒有被歷史遺忘。35年之後，絕大部分參加者步入老年，他們幾經歷史分化組合，社會角色變了，對原本的「初衷」也有了不同的解讀。但是，令人驚奇的是，這些會議的參加者，還會想念莫干山會議，莫干山成了他們心中保存的一個特殊符號，而這個符號的深層則是久違的良知、理想和浪漫。中國的轉型道路，漫長而崎嶇，需要莫邪、幹將夫婦自我犧牲的精神。
現在，每年在中國大地上有多少各種各樣的會議，有多少人參加，投入多少資源，難以統計。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無疑是世界上會議數量最多，參與人數最多，密度最大，人均花費會議小時數最長的國家。[1]不僅如此，相當多的會議，少有討論，鮮有爭論，思想枯竭，形式主義，空洞化。這樣的會議不僅造成了時間和金錢的浪費，而且產生了巨大的精神和物質垃圾。人均年參加會議的小時數，一定是驚人的。
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代表的是另一種全然不同的會議。近年形成所謂「莫干山會議熱」，是很值得注意的現象。呼喚新思維和新思想，是莫干山會議最重要的主旋律。莫干山會議的思想性和政策性成果，隨著時間的流逝，會顯現出其歷史的局限性，甚至過時，但是，莫干山會議精神卻會長存。中國的轉型任重道遠，漫長崎嶇，所以，莫邪、幹將夫婦的自我犧牲精神，依然值得尊崇與實踐。
[1]據中研普華會議行業分析專家撰寫的《2014—2018年中國會議產業行業全景調研與發展戰略研究諮詢報告（2014年）》：目前中國每年舉辦的會議多達幾千萬場，參加會議的人數達上億之多，會議產業直接產值一千多億元，會議帶來的交通、餐飲、住宿等相關行業產值超過萬億元，年均增長幅度在20%左右。
1984：莫干山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