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來自美國南卡羅來納州的青年，原名Sidney Rittenberg。他只想在中國待一段時間，接到復員命令就回家。沒想到，為了一個中國女孩，他在中國生活了35年。當他離開的時候，已年近花甲。他是第二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美國人，兩次入獄，前後坐了16年牢。他的中國名字，叫李敦白。
李敦白最著名的照片，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為李敦白簽名
一、為了李木仙
「我本無意待在中國。我甚至無意來到中國。」李敦白回憶初到昆明時的心情。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應徵加入美國陸軍。由於具有語言天賦，部隊安排他學日語。他不想去日本，害怕會常駐海外。他強烈要求學習中文，這樣「戰爭一結束就能馬上回國」。
1945年9月，24歲的李敦白從印度飛來昆明。這時他還叫里滕伯格（Rittenberg的音譯）。一個昆明書店老闆幫他取了「李敦白」這個中國名字。這是在大詩人李白的名字中間加上一個「敦」字，表示厚道正直，並與他本名諧音，他很喜歡。他的職務，是美軍軍法處賠償部中文專員，負責美國大兵闖禍後給他們「擦屁股」。他辦理第一個案子，就讓他動了留在中國的心思。為了此案的主角，一個中國女孩。
這不是一個浪漫的故事。相反，這是一段沉痛的歷史！
女孩名叫李木仙。李木仙死的時候，年僅12歲。李敦白從未見過這個女孩，他只是負責處理一起車禍賠償的。案情很簡單：一個美國空軍軍士，徹夜狂歡後宿醉未醒，駕駛一輛美國軍用卡車回營地；途經昆明城中一條小巷時，軍士看到一個小女孩在踢毽子；他想找找樂子，試一試能夠離這個女孩多近時剎住車；結果，踢著毽子的李木仙，無辜地被這個美國大兵撞死了。
昆明街頭的黃包車
李木仙的父親是個拉黃包車的車夫，每天拉12個小時，賺的錢只夠家人吃個半飽。李木仙的媽媽親眼看著女兒被車撞死，事故發生後，她再沒說過話，幾個月後，她也死了。家破人亡的李車夫，拿到了女兒的死亡賠償金——26美元。
李敦白認為這個數字是搞錯了，不久前一位商人的馬被軍車撞死，賠了150美元。理賠官告訴他：沒錯，賠償是按死者對家庭的貢獻多少、和喪葬費的多少確定的，李木仙是個不能賺錢養家的小女孩，而且孩子的棺材價錢通常只要大人的一半。
拿到26美元賠償金的李車夫當天下午來軍營找李敦白。他不是來扯皮的。相反，他把一個破紙糊成的信封遞給李敦白，裡面有6美元。這是「規矩」——他「很認命地把賠償金分給每一個促成賠償的官員」，包括保長、甲長。也包括李敦白。
悲劇讓李敦白義憤填膺，他想留下來，幫助眾多像李木仙一樣生活悲慘的人……
二、更多的李木仙
中國民眾的苦難激起了李敦白的同情心。他經常在昆明街頭購買報紙，包括藏在報童口袋最底層的《新華日報》。雖然這張共產黨的報紙紙張單薄得像草紙，油墨也很暗淡，李敦白仍然看得津津有味。他的傾向引起了中共昆明地下黨的注意。一次，一個報童在他耳邊悄悄說：「你想不想見一見辦這張報紙的人？」
從此，李敦白和中國共產黨人交上了朋友。年底美軍撤回印度，他改變了急於回國的想法，要求留在中國。他來到上海，與中共地下組織接上聯繫，並認識了廖仲愷的女兒廖夢醒、孫中山夫人宋慶齡等人。李敦白成了共產黨的同路人。他接到復員的命令後，廖夢醒鼓勵他留下來：「你可以幫助我們的黨，留在中國，到延安去！」宋慶齡則寫了一張條子，李敦白拿著條子，到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擔任觀察員。
視察救濟情況時的所見所聞，使李敦白進一步堅定了留在中國、到延安去的決心。1946年，南方發生大饑荒，他奉命去旱災最嚴重的湖南視察災情。途中列車上的救濟麵粉一夜之間不翼而飛，讓李敦白十分不解。列車長說：「別擔心，麵粉在另一列火車上。」事後李敦白才知道，麵粉在岳陽被卸車，運到國民黨後勤署倉庫，接著被運往香港和東南亞，在那裡天價賣出，甚至又被捐出這些糧食的救濟機構高價買回，再次進入救濟渠道。
1946年旱災中的湖南難民，美國著名攝影家阿瑟·羅斯坦拍攝
腐敗讓李敦白出離憤怒，眼前的慘景更讓他觸目驚心。到達衡陽以南，一路上，數以萬計的饑民在逃難，「男人們佝僂著身體挑著扁擔，女人們駝著背負著小孩……纏著小腳的老嫗痛苦地拖著腳步。」「不知他們往何處去，也不知他們期盼找到什麼。」「放眼望去，餓殍遍野，終日裡眼前都是死屍。」見此慘狀，同行的美國海軍軍官崩潰了，他在吉普車上放聲大哭：「我要回上海！讓我走！」
他們到達零陵，住進一座修道院，晚餐享用著紅酒雞肉牛奶，還有塗滿果醬、又厚又香的麵包。當修道院院長得意地帶著李敦白參觀穀倉時，他驚異地看到，在一個沒有窗戶的房間裡，兩個十一、二歲的小姑娘，正用腳踏石磨碾磨麵粉，以供傳教士烘焙麵包；牆角還蹲著兩個小姑娘，等著換班接替。院長解釋道：她們的父母是耕種教堂土地的佃戶，欠了教堂的錢，把女兒押在這兒做工抵債。
她們，不就是另一些李木仙嗎？
三、從廁所里獲得重要情報
完成對湖南的視察後，李敦白又被派往大別山區視察。在這裡，他與李先念、王震相識，成了好朋友。這時，李先念率領的中原局和中原軍區6萬多官兵，處境十分危急。他們被圍困在宣化店附近狹窄的地域，隨時面臨被國民黨攻擊的危險。作為局外人的李敦白，跟許多人一樣，相信美國的「調處」能夠平息國共戰爭，給中國帶來和平。
1946年5月8日，周恩來和「停戰協議小組」的國民黨方代表王天鳴、美方代表白瑞德來到宣化店，舉行調處會議。李敦白本來要出門迎接的，但突然內急，進了廁所。當他從廁所出來，正好遇到身著准將軍服的白瑞德來上廁所。李敦白向白瑞德自我介紹說：「我是聯合國救濟署觀察員，是這裡唯一的美國人。」白瑞德同情地點點頭。李敦白接著說：「我很想知道這裡將會發生什麼，我是應該儘快離開，還是運進更多救濟物資？」白瑞德愣了一下，忍不住向他的同胞吐露實情：「這裡的人將會被消滅掉。……國民黨軍在這裡占上風，所以我們決定讓他們殲滅此地的共軍。」
中間為美方代表白瑞德准將，左二就是耿飈
一席話讓李敦白驚呆在當場。他這才明白，所謂和談，只不過是向共產黨軍隊進攻的掩護和煙幕。他的朋友——李先念、王震，面臨著巨大的危險。美國和國民黨，不但在欺騙中國人民，而且也是在欺騙美國人民！
當晚，調處小組在宣化店一所大房子舉行會議，李敦白應邀參加，遠遠地坐在後面。會上，他不禁為李先念和周恩來的精彩發言鼓掌。會議結束後，他在路上遇到周恩來和李先念。李先念向周恩來介紹：「這是我們的美國朋友，李敦白。」周恩來同李敦白握手，說：「我在會場上看到你。你給我的掌聲很熱烈，但這樣做不夠明智，你應該更加謹慎。」在昏暗的會場，周恩來不但注意到了他，並且設身處地關懷素未謀面的他，讓李敦白感動得說不出話來。「我想做更多的貢獻。」李敦白向周恩來和李先念報告了白瑞德的每一句話，並加上自己的理解。李先念默默地聽著，一言不發。「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李敦白心想。
其實，對於國民黨將要發動全面內戰的情況，共產黨心知肚明。形勢危急，黨中央和中原局電文往來十分頻繁。據《李先念年譜》記載，僅5月1日一天，毛主席就三次致電中原局：「國民黨有五月五日至九日圍殲你們的計劃，你們應在五月五日前完成轉移的一切準備工作。」「你們應立即準備突圍，以最大決心，堅決奮鬥，團結一致，才能克服困難，戰勝危險。」
李先念當然不可能向李敦白吐露這些，所以對李敦白的重要「情報」回以沉默。但對李敦白的好意，他無疑是心領了。後來在延安，李先念和王震，成為李敦白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入黨介紹人。
四、延安的舞會
聯合國救濟署的領導要求李敦白修改他的觀察報告，讓內容更「技巧」一些。李敦白憤怒地拒絕了。他即將回美國，廖夢醒和宋慶齡勸他：你即使要離開中國，走之前不妨去向周恩來告別。李敦白來到南京梅園，見到周恩來。周恩來對他說：「回國前你應該到延安去一趟，你應該拜會毛主席，和他談一談。這樣你回到美國後便有更多的東西可以講，更多的內容可以寫。」
青年李敦白
李敦白聽從了周恩來的奉勸，輾轉張家口，於1946年10月19日到達延安。這是一個周末，他在當天晚上的舞會上見到了毛主席。李敦白來到舞池中央，毛主席與他握手：「我們很高興地歡迎美國同志來這裡加入我們的工作。你會發現延安的生活非常簡樸。」李敦白回答：「我無所謂。」毛主席讚揚道：「你的中文說得真好。我也一直想學英文，但對我來說太難了。」
他們正聊著，一個身材高大魁梧的人走進舞廳，站在門口脫軍大衣。毛主席站起身來迎接，口中說道：「哈，朱老總來了。」朱德走過來，坐在李敦白身邊，開玩笑說：「你身上有虱子沒有？要是沒長虱子，你就算不上真正的革命同志。」
第二天，毛主席和他的老師徐特立來接李敦白，送他去他的窯洞。他們坐上延安僅有的兩輛吉普車之一，徐老坐前座，毛主席和李敦白坐在后座。車很小，后座狹窄，毛主席必須屈著膝蓋，頂著肚子。李敦白寫道：「但即便如此，他還是不失威儀。」「毛主席轉過身子對著我，仿佛面對一屋子聽眾。他說：『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只有在你怕他們時才可怕。』」
李敦白開始了延安廣播電台的工作。他的任務是對英語廣播稿作文字修改和潤飾。這是他夢想的工作，他如魚得水，生活中充滿了友情和歡樂。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對於外國人入黨，有一個特殊要求，就是必須得到中央五大書記的一致批准。在他之前，只有一個美國人入黨，那就是馬海德。
五、撲克遊戲
百年之前，流行一種撲克牌玩法——「五百分」。這個遊戲適合2—6個人玩，跟橋牌類似。1947年元旦晚會上，李敦白有幸同幾位如雷貫耳的人「同場競技」，他們是：毛主席、劉少奇、朱德、周恩來、斯特朗。
與毛主席輕鬆座談
朱德打牌就像是在進行一場重要的軍事行動。他口中念念有詞，當桌上出現一張不利的牌時，他就大呼：「哈，我就知道它要來！」當他贏下一局，總是把牌高高舉起，往桌上一甩，高興地喊：「哈，我贏了！」
毛主席與朱德相反，面無表情，一言不發。他仔細觀察自己的牌，不斷地盤算牌型的分布和幾率，神情關注，動作優雅。斯特朗說：「毛主席玩起牌來就像是一個哲學家。」贏了之後，他總是不動聲色地將牌理成弧形，靜靜地擺在桌面上。
劉少奇玩牌跟平時一樣嚴肅、認真，緊繃著臉，不時緊張地清一清喉嚨。周恩來在桌邊保持著翩翩風度，看看這個人的臉，又看看那個人的臉，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贏了時，他就嘆口氣，說：「唉，我只能這樣了。」然後把牌整齊地放倒在桌上。
六、洋人娶親
胡宗南進攻延安，中央機關有序撤離。李敦白也跟隨毛主席和中央機關轉戰陝北。
這個過程中，李敦白丟臉極了。他一聽到飛機來扔炸彈，就嚇得渾身顫抖，然後丟下隊伍，撒腿就跑。連一向脾氣很好的廖承志也為他頭疼不已。同志們奉勸李敦白：作為一名中國共產黨員，要視死如歸，你的行為在群眾中造成什麼樣的影響？你要控制自己。
李敦白在轟炸面前恰恰不能控制自己，他的恐懼、張皇，不由自主。後來連老鄉都知道他這德行，只要聽到飛機引擎聲，總能看見李敦白奔向山坡躲避。他們見怪不怪地說：「老李又跑了。」
魏琳
廣播電台轉移到了太行山區。在這裡，李敦白收穫了愛情。女方名叫魏琳，他們在張家口工作時有過工作交集，互生好感。現在魏琳調來電台當播音員，二人又成了同事。在李敦白的追求下，1947年10月，兩人成婚。廖承志送來一幅漫畫，畫著一個戴眼鏡的外國人對魏琳垂涎欲滴的樣子。畫上還有兩行題字：「洋人何必憂天，有情必成眷屬。」
正當一切似乎都那麼幸福美滿時，一張無情之網，正向李敦白撒來。他將要面臨一場嚴峻的人性、黨性考驗！
七、突然被捕
1949年2月的一天，李敦白接到通知，叫他馬上到廖承志那裡去。李敦白來到廖承志的宿舍，廖承志拿著一紙手令，對李敦白說：「你被派去執行一項特別任務，半小時內有人會來接你，快去把你的行李收拾好。」說著把手裡的文件遞給李敦白看，上面是組織部的調令。任務緊急，李敦白沒有時間跟妻子魏琳道別，他簡單收拾起行李，匆匆留下一張紙條：「我們很快會在北平重逢。」
廖承志
李敦白回到廖承志的辦公室，等著人來接他。這時廖承志的秘書進來，拿著一份蘇聯塔斯社的通訊電報。秘書用顫抖的聲音念出電文：「惡名彰昭的美國間諜，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莫斯科被捕。」廖承志失聲驚呼：「真的嗎？這有可能嗎？」
斯特朗因採訪毛主席而聲名遠揚。1946年8月下旬，毛主席在斯特朗採訪中發出那個著名論斷：「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這樣一個熱愛中國和中國革命的美國記者，怎麼會是間諜？李敦白驚呆了。李敦白與斯特朗有著較深的關係。早在美國史丹福學習中文時，李敦白就聽過斯特朗的講課；在張家口時，他和她關係融洽。斯特朗打算寫毛主席的傳記，她還打算寫一本權威的中國革命史。斯特朗邀請李敦白一起寫作這兩本書，李敦白答應了。斯特朗來到延安後，廖承志特別派李敦白去幫助和照顧她，因為斯特朗脾氣火爆，嘴巴刻薄，只有李敦白才能讓她安靜下來。他們的友誼如此深厚，人盡皆知。如今斯特朗被捕，對於李敦白來說意味著什麼呢？……
來不及多想，一個士兵進入廖承志的房間，報告來接李敦白的吉普車已經等在外面。廖承志把手搭在李敦白肩上，一起走出來，意味深長地說：「不要擔心，小洋鬼子（廖承志對李敦白的暱稱），每件事到最後都會水落石出的……」李敦白還沒有時間去擔心。他看到車上坐著自己熟悉的著名的領袖翻譯，心裡高興地想：這一路不會寂寞。
車上還有一個軍人，大概是中尉級別。車開出沒多遠，「中尉」說自己忘帶熱水瓶了，必須開回去取。車子回到一座屋子前，「翻譯」和「中尉」進了屋，招呼李敦白進去休息。李敦白進去不過兩分鐘，一位拄著拐杖、看上去飽經滄桑的保衛幹部走了進來。他目光如炬，用低沉沙啞的聲音對李敦白說：「我奉命逮捕你，你接受美帝指示前來破壞中國革命！」
李敦白和斯特朗幾乎同時被捕。無疑，李敦白的被捕是受斯特朗牽連，但斯特朗為何被捕呢？從歷史檔案中可以找到文字上的現成答案，但我們不妨細察歷史的蛛絲馬跡，去探尋背後的深層次原因。
八、不明原因的被捕和平反
李敦白陷入了無盡黑暗之中。他檢討自己在延安時的風流韻事，檢討自己敵機飛來時丟臉的逃跑行為。但這不是重點，審訊員要他承認是間諜，是特務。李敦白沒法說出任何事實。他坦白與斯特朗的交往歷史，卻被認為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兒。他甚至索性承認自己就是間諜，但他無法編造出哪怕一個聯絡人和一條情報傳遞渠道。這是一個無解的結，他只能接受一輪又一輪的嚴厲審問，一年又一年的長久關押。他多次處於崩潰的邊緣，但他撐了下來。他把坐牢當作黨對自己的考驗，相信組織會還他清白。有一次他堅定地對審訊員說：「不論我會關多久，如果我死在這裡，你們可以把我的心掏出來看，絲絲毫毫都是紅色的！」
1953年初，他從報紙上看到新聞，史達林去世，赫魯雪夫上台。他絲毫沒有把這些訊息與自己的遭遇聯繫起來。又過了一年多，他終於走出監獄大門。多年以後，中國同志告訴他：你的被捕是來自蘇聯的命令，與同一時間斯特朗在莫斯科被捕有關。
年輕時的斯特朗
斯特朗被當成間諜被捕，關押5天後被驅逐出蘇聯。她自始至終不明白原因。6年後蘇聯撤銷對她的指控，為什麼平反？蘇聯人同樣諱莫如深。據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憶錄：俄國人1949年為什麼逮捕我？它可能與中國的關係》一書中自己推測，可能跟她寫作出版《毛澤東的思想》等一系列介紹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書籍有關。她在這些著作中強調：「中國革命照抄外國想法和外國模式時，總是不斷失敗，而只當中國共產黨運用馬克思主義於中國實際的領導，革命才得以開始成功。」這無疑是真理，但在當時那個具體的歷史環境中，「的確，這麼說在東歐可能已經使人感到像是在宣揚一種獨立性了，而這看起來可能同他們所謂的狄托主義同樣危險。」她的這些書準備在東歐各國出版，爆出間諜案後，出版合同紛紛撤銷。
有歷史學者根據公布的檔案判定，1949年初，蘇聯高層說，有人泄露了國共和談的秘密，必然是美國間諜所為。矛頭指向兩個能接觸核心機密的美國人：馬海德和李敦白。這導致了李敦白被捕。這一說法看似有理有據，但給人的感覺流於表面。我們不妨看看李敦白回憶錄中，另一個不可忽視的情節——雖然李敦白自己從未將這件事跟自己的牢獄之災聯繫在一起！
九、值得玩味的事件
那是1946年8月，斯特朗來到延安後的一天傍晚，廖承志的勤務兵跑來對李敦白說：「老胖子要馬上見你。」「老胖子」是廖承志的外號。其實，這時廖承志既不老（不到40歲）、也不胖。他小時候被父親廖仲愷和母親何香凝叫作「肥仔」，後來大家也親密地用這個暱稱稱呼他。連勤務員都叫他外號，可見廖承志為人親切隨和，毫無架子，也可看出延安的風氣多麼輕鬆和諧。
李敦白來到廖承志的窯洞，廖承志急切地對他說：趕快去周副主席的那裡，有要事找你！李敦白趕到周恩來住處，周恩來起身與他握手，說：你來遲了點，我們已經開始了，斯特朗要我回答有關中國和世界局勢的問題，我們需要你來當活字典，我想不起單詞的時候你提醒我一下。
周恩來的英語水平相當高，雖然說得不是很流利，但十分具有邏輯性。他總是選擇簡單、合適的詞語表達思想，簡潔有力。當有拿不準的單詞時，周恩來就向李敦白諮詢。就這樣，三個人順利地完成了這次訪談。
「然而訪談的高潮還在後頭。」李敦白回憶。當訪談結束時，周恩來拿出一本小冊子，要李敦白把題目翻譯一下。李敦白向斯特朗介紹：這是《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周恩來點點頭，十分慎重地對李敦白和斯特朗說：這是今年4月中國共產黨的一份決議案，黨內還未傳達，李敦白你把它翻譯成英語，斯特朗去歐洲時，可以親自交給東歐各國的共產黨領導人，建議他們汲取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制定和執行政策，不能接受別人不顧國情的命令。
十、重新開始
一天上午，看守打開牢門對李敦白說：「有人要跟你談談，跟我來。」跟李敦白談話的是公安部一局局長凌雲。凌雲字斟句酌地宣布：「我們花了很多時間精力調查你的案子，我們發現你是一個……」他遲疑了一下，似乎不知道該不該叫李敦白同志。「一個好人。你一直被冤枉坐牢，受了很多苦，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公安部，為這項錯誤向你道歉。」
李敦白頓時痛哭流涕。這一天，是1955年4月4日，他被捕6年之後。
李敦白急於想知道的第一件事，是妻子魏琳怎麼樣？之前他問過審訊員，審訊員告訴他，妻子在等著他出來。現在凌局長的回答破滅了他的幻想。凌雲告訴他：魏琳等了你三年，後來再婚了。
生活重新開始。中央廣播事業局和新華社爭著李敦白去參加他們的工作，李敦白選擇了前者。廣播事業局局長梅益同志對他說：「我們非常需要你來潤飾英文稿，訓練我們的播音員和編輯。」
李敦白、王玉琳夫婦
李敦白再次收穫了愛情和家庭。他的妻子是廣播局秘書，叫王玉琳，比他小12歲。工作中的接觸使他倆漸生情愫。1956年春節，兩人組成家庭。對於這個選擇，李敦白坦率承認：我「除了喜歡她爽利直率帶點潑辣的性格，她的正直無疑是吸引我的主要因素，我也喜歡她質樸清新的外表，我覺得她雖然不是特別漂亮，但很耐看，我以前只顧漂亮，吃了大虧，這次得改正這個毛病。」
王玉琳是個苦命的孩子。她本來不叫王玉琳，王玉琳是她姐姐的名字。抗戰期間，日本鬼子占領了玉琳家的村子，玉琳母親趕緊將孩子們藏了起來。日本兵衝進王家，高聲嚷著：「姑娘！姑娘！」玉琳母親說這裡沒有姑娘。不幸的是，日本軍官發現了牆上姐姐的照片，然後殘酷毆打母親。姐姐聽見母親被打得奄奄一息，沖了出去。日本官兵排著隊侮辱了姐姐。不久後，姐姐死去。母親為了紀念女兒的慘死，把「王玉琳」這個名字留給妹妹「繼承」。
1967年的李敦白
李敦白需要家庭溫暖，也需要組織信任。王玉琳無疑使他很安心：「她是工人階級出身，十幾歲就入了黨，根紅苗正，有這樣一個人在身邊，有助於我政治上的正確。」兩人生兒育女，相濡以沫。李敦白沒有看錯人。在後來十年動亂中，李敦白再次被誣為特務，入獄十年之久。王玉琳克服一切艱難困苦，將4個孩子撫養成人。她堅定地對兒女們說：「你們的父親是個好人。」當1977年李敦白終於回到家，王玉琳的母親、李敦白的岳母，這位在舊社會受盡苦難的老太太，已經偏癱在床，她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說：「我知道這一天一定會來，我知道。那些龜兒子們不會永遠得逞，不可能！」
李敦白夫婦的子女都是出生、長大在中國的。後來兒子回到美國時15歲，曾在中國學了過武術，到美國之後，暑假還去少林寺學武術。當美國同學問他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時，他說：平時是美國人，打仗時就是中國人。
十一、周總理的風度
1958年9月，李敦白得到消息，斯特朗將到中國定居。他的第一反應是：不能讓她知道自己受牽連入獄的事！他給周總理寫信，建議大家都不要提，「我認為在她這個年紀，不應再受這樣的驚嚇。」這個藉口並不高明。其實，在李敦白的內心裡，他入獄是被冤枉，而冤枉他的，恰恰是自己熱愛的中國共產黨。自己遭受的所有磨難，不過是「娘打孩子」。「黨審查我是正確的……我不能讓中國共產黨的聲譽因為我而蒙受一絲一毫的損失。」「我必須比他們更像個共產黨員。」
斯特朗和周總理
斯特朗來到北京，李敦白夫婦接到周總理邀請，出席歡迎斯特朗的晚宴。他剛進入房間，斯特朗高大的身軀出現在門口，拉起他的手大聲說：「周恩來同志告訴我，你為我受了苦，他們對你在牢里的表現非常驕傲。」
李敦白看了看站在一旁的周恩來，對周恩來沒有遵守自己信中的約定，心底湧起一絲責難。周恩來對李敦白的心理洞若觀火，他緩慢而堅定地說：「我們中國共產黨，」他特別在「中國」二字上加重語氣，「不能在犯下了傷害朋友的錯誤後，就把它當作秘密藏起來。我已經告訴斯特朗同志你的事，那是我們的錯，而你的表現很好。」
李敦白眼眶濕潤了，「對這個不怕為黨承認錯誤的正直男人感到驕傲。」
周恩來有俠骨，也有柔情。有一年「5·1」，李敦白、王玉琳帶著兩個女兒去空軍司令部禮堂看戲。開演沒多久，周總理走進來，坐在預留的前排座位上。剛坐下，李敦白的女兒燕妮就開始抱怨：「我什麼都看不到，總理伯伯把舞台都擋住了。」李敦白夫婦趕緊制止女兒，叫她不要講話。周恩來卻已聽到，他轉過身，把燕妮從後排抱過去，放在自己膝蓋上。燕妮很得意地看戲，妹妹東妮不幹了，喃喃念叨：「我也要坐在總理伯伯的膝蓋上。」李敦白夫婦還沒來得及叫小女兒噤聲，周恩來又一次轉過身來，將東妮也抱過去，放在另一隻膝蓋上。玉琳想把女兒叫回來，周恩來擺擺手：「沒關係，沒關係，就讓她們坐在這裡看吧。」
十二、《毛選》翻譯小組
李敦白被臨時從中央廣播局抽調出來，擔負一個重要任務：翻譯《毛澤東選集》。準確地說，是潤飾、把關。另外有一個翻譯小組，負責將《毛選》譯為英文，然後送到李敦白所在的「定稿小組」審定。這個小組有9個中國人、5個外國人，包括錢鍾書等，無不是一流的學者大家。
李敦白全家福
做好翻譯不是件容易的事。十幾個「高手」首先為英美兩個流派產生分歧。牛津大學出身的，偏向英式翻譯，他們在虛擬語氣上把握比較準確；而美式英語則對間接引用句揮灑自如。在直譯與意譯上，爭論很大。政策水平較高的收藏家、書法家冀朝鼎是意譯派的代表，他強調應該讓外國人讀《毛選》流暢通順，朗朗上口。李敦白是「直譯派」，認為應該絕對準確地表達毛主席的本意和風格，哪怕別人的翻譯文體甚佳，但只要在精確度上稍有瑕疵，他就會跳出來發表一通長篇大論進行爭辯。
比如毛主席文章中引用俚語：「就像懶婆娘的裹腳布，又臭又長。」大多數組員建議用「slut」來表示懶女人，李敦白認為這個單詞在美國有「蕩婦」的意思，不符合原意，堅持用「slattern」（邋遢女人）。大家為此爭得面紅耳赤。牛津詞典的釋義支持用「slut」，為了贏得爭論，李敦白甚至取得在北京的美國女性的證詞，以說明他的翻譯更為準確。在重譯《矛盾論》時，因為中文沒有複數形式，到底是用單個的矛盾（contradiction），還是多個的矛盾（contradictions）？小組成員為此爭論不休，最後決定根據文章這個詞的具體用法，來相應地用單數或複數表示。
翻譯工作認真而緩慢。如果一天能完成半頁討論，進度就不錯了，要碰上爭論之處，一天下來只能完成兩三行。在兩年精益求精的翻譯過程中，李敦白最大的收穫是認真、系統地學習領會了毛澤東思想，更加明白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要自己去檢測和判斷每件事，不要盲從。」
他還有個意外收穫，就是跟著冀朝鼎學會了收藏中國古董家具。李敦白享受「外國專家」待遇，每月工資600元人民幣，比毛主席、周總理還要高。而他的同事們普遍只有80元左右。李敦白保持著延安作風，生活簡樸，這樣他可以花幾千元，收藏了滿滿一屋子的精美古董。後來他全部捐給了故宮博物院。
十三、焦裕祿引起的心靈震撼
一天，李敦白在辦公室看《人民日報》，上面大篇幅登載著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的事跡。李敦白說：「我手捧茶杯坐下閱讀。越讀下去，我就越覺得遺憾和羞愧。」在為焦裕祿同志感動的同時，李敦白對照反思自己。這幾年，自己養尊處優，大腹便便，日益露出自私和腐敗的面目，有特別的住房，特供的伙食，出入有專車，與群眾距離越來越遠。自己從大學時代開始，參加美國共產黨，到延安後又加入中國共產黨，不是立志要為勞苦大眾而奮鬥嗎？「看到自己變成這個樣子，我不禁羞愧相當。我痛恨自私自利的官僚，但是自己也成了腦滿腸肥的一員，我感覺深深的後悔和自責。」
焦裕祿
李敦白行動起來。他搬出獨立辦公室，在新聞室找了一張空桌子，在那裡安頓下來。新聞室的同事們齊聲歡呼：「老李，這下我們可以隨時請教你了。」當李敦白主動提出要把自己的工資降一半時，遭到一些人反對。李敦白執意在銀行另立一個帳戶，將一半的工資存在這個帳戶里。李敦白不再坐專車，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
廣播局對面正在修建地鐵，李敦白要去參加義務勞動。安全部門的同志勸告他：你去參加勞動，我們還得派人保護你。李敦白根本聽不進去。他想：「我想去工地勞動，那是我的事，如果他們要跟來，那更好，幹些體力勞動對他們有好處。」從此以後，地鐵工地上經常看到兩個身影：揮汗如雨的李敦白，和一邊挖土、一邊抱怨的保衛幹事。
十四、毛主席說：這是我們的錯
組織上給了李敦白較高的生活待遇，還給了他極大的信任和榮譽。他是廣播局裡極少幾個能夠查閱文件室機密資料的人員之一，他是每個節日都能夠登上天安門城樓的要員之一。
有一回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型會議，李敦白本來是安排坐在主席台的，但他遲到了一會，當他進入會議大廳時，周總理已經在上面講話了。李敦白於是悄悄找了一個不顯眼的位置坐下來。會議工作人員見他到來，便走上台去，湊近正在講話的周總理耳邊，報告李敦白到會。周總理於是暫停講話，走下台來，拉著李敦白走上主席台，向全場介紹：「這位就是堅強的國際民主鬥士李敦白！」會場上響起熱烈的掌聲。
毛主席會見斯特朗
1965年11月，李敦白夫婦接到通知，要他們去上海，毛主席將在那裡為斯特朗慶祝八十歲生日。這天上午，毛主席站在錦江俱樂部門口迎接大家，與到來的國際友人一一握手。王玉琳第一次見毛主席，心情激動而緊張。毛主席看出來了，親切地與玉琳拉家常，問她是哪裡人？什麼時候參加革命的？李敦白欣喜地看到，「她完全放鬆下來，毫無保留地開始與他（毛主席）聊天。」
午飯前，毛主席發揮他一貫海闊天空的談話風格，縱論世界形勢。他說，人民只要團結奮鬥，就能取得勝利；世界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一潭死水，那樣不會有進步。「不要害怕失敗，不要認為你永遠不會犯錯誤，」說到這裡，毛主席用手指著李敦白，對身旁的斯特朗說：「他原來是我們的好朋友，但是受你案子牽連，被我們關進監獄，而且關了很久，這是我們的錯。」
1980年，李敦白離開中國，回美國定居，直到2019年去世，享年98歲。李敦白晚年滿懷感情地說：「選擇中國，選擇中國革命，選擇中國共產黨，是我一生的幸運。」
本文作者：馬駑，「這才是戰爭」加盟作者 ，未經作者本人及「這才是戰爭」允許，不得轉載，違者必追究法律責任。
編者簡介：王正興，原解放軍某野戰部隊軍官，曾在步兵分隊、司令部、後勤部等單位任職，致力於戰史學和戰術學研究，對軍隊戰術及非戰爭行動有個人獨到的理解。其著作《這才是戰爭》於2014年5月、6月，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欄目分兩期推薦。他的公眾號名亦為「這才是戰爭」，歡迎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