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亞當·斯密開始，經濟增長就是經濟學家最為關心的問題。當地時間10月14日，2024年諾貝爾獎最後一個獎項揭曉，三位美國經濟學家榮獲經濟學獎，他們的研究表明，在殖民時期貧窮的國家往往引入了包容性制度，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口普遍繁榮。諾貝爾獎委員會評價稱，「縮小國與國之間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挑戰之一，這些獲獎者證明了社會制度對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性」。
三人共享
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西蒙·詹森（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魯濱遜（James A. Robinson），以表彰他們在關於制度如何形成並影響經濟繁榮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
三位經濟學家研究表明，各國繁榮程度不同的原因之一是殖民時期引入的社會制度。在殖民時期貧窮的國家往往引入了包容性制度，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口普遍繁榮。這也是為什麼曾經貧窮的殖民地現在變得富裕，反之亦然的重要原因。
諾貝爾獎委員會在一份聲明中評價稱，「縮小國與國之間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挑戰之一，這些獲獎者證明了社會制度對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性」。聲明還稱，今年的獲獎者解釋了為什麼有些國家富裕而另一些國家貧窮。通過研究歐洲殖民者引入的各種政治和經濟制度，三位的研究能夠證明制度與繁榮之間的關係。他們還開發了理論工具，可以解釋為什麼制度的差異會持續存在，以及制度如何變化。
值得一提的是，三位獲獎者均來自美國的大學，將平分1100萬瑞典克朗獎金。據諾貝爾獎官網介紹，阿西莫格魯，1967年出生於土耳其伊斯坦堡，1992年獲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博士學位，目前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他的研究領域包括宏觀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勞動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等。
西蒙·詹森，1963年出生於英國謝菲爾德，1989年獲美國劍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現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他曾在2007年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
詹姆斯·魯濱遜，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1960年出生，1993年在美國康乃狄克州紐哈芬市耶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
從制度看增長
事實上，從制度角度來看待經濟增長，並不是很新穎的觀點。早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一些「新經濟史學家」就開始從這個角度來研究各國歷史上的經濟增長，並試圖將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歸因於保護私人產權的制度。
但是，早期「新經濟史學」的研究大多還是停留在「講故事」的層面上，雖然他們引述了大量的史料來論證自己的觀點，但由於較少使用現代經濟學中通常使用的計量研究方法，因此其分析思路就顯得不甚嚴謹，一些觀點也難以驗證。
為此，阿西莫格魯和魯濱遜查閱了早期歐洲殖民者在非洲殖民的記錄，統計了殖民者在非洲各地殖民時的疾病死亡率。通過精密的統計分析，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發現，各地早期殖民者的死亡率和當前經濟增長速度之間有著十分顯著的負相關關係。
在後來一篇論文中，他們討論了拿破崙戰爭的長期影響。由於在拿破崙戰爭後，一些國家原有的封建制度被摧毀，法國式的民主、法制和產權保護制度被強行引入；而另一些國家則依然保持著原有的封建制度。如果產權保護制度有利於經濟發展的論述是對的，那麼前一類國家將會表現出更好的經濟增長。通過大量的計量分析，這一論述也得到了驗證。
後來，阿西莫格魯和魯濱遜一起將他們的這些研究總結成了一本書——《國家為何失敗》，書中回答了為什麼有的國家富、有的國家窮。他們認為，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是實現長期經濟增長的關鍵，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經濟制度雖然能夠在一定時期內實現經濟增長，但是不能夠持續。
此外，阿西莫格魯與西蒙·詹森還共同撰寫《狹窄的走廊：國家、社會和自由的命運》，阿西莫格魯與詹姆斯·魯濱遜曾合著《權力與進步：我們為技術與繁榮而進行的千年鬥爭》。
懷疑AI
諾貝爾經濟學獎最早可追溯到1968年。當時，瑞典中央銀行（Sveriges Riksbank）為紀念諾貝爾獎創始人阿爾弗雷德·諾貝爾設立了經濟學獎。自1969年至2023年期間，諾貝爾經濟學獎共頒發55次，誕生93名獲獎者，其中3位女性獲獎。此前三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分別頒給了關於因果關係分析、金融危機應對、女性勞動力市場等領域的研究。
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審委員會成員彼得·加登福斯曾表示，諾貝爾經濟學獎其實並不高深莫測，它們能把經濟分析變得更「符合人性」，「幫助人們作出更好的經濟決策」。
例如，在今年諾貝爾獎被AI「席捲」時，阿西莫格魯卻是AI的懷疑者。他指出，技術具有雙重潛力，它既可能改善社會福利，也有可能加劇不平等。從歷史上看，技術進步並不是自動帶來廣泛的社會繁榮，很多技術革新最初的受益者往往是精英階層和資本所有者，而普通工人和中低收入階層則可能被邊緣化。而AI這種新技術，同樣可能給人類社會帶來這兩種影響。
為了研究AI對經濟社會的影響，他和合作者一起發表了十幾篇相關的論文，並在新書《權力與繁榮》中對這些研究的結論進行了總結。在書中，他將技術應用分為兩類：「善用技術」與「濫用技術」。
在他看來，當前AI的發展方向似乎更傾向於自動化，即替代人類勞動，而不是增強或補充人類勞動的能力。這種技術路徑可能會削弱中低技能工人的就業機會，同時增加資本所有者和技術開發者的財富，因而會帶來巨大的收入不平等。與此同時，AI技術還會帶來侵犯隱私、破壞民主等諸多負面的影響，因而如不加以干預，它很可能會成為一種「濫用技術」。
阿西莫格魯提醒人們，AI技術的進步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現象，還會帶來權力結構的改變。當前的AI革命可能會進一步集中權力於大科技公司和富裕精英，這是十分危險的。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出現，他呼籲應當對AI技術進行更民主化控制，並制定適當的規制和政策對其進行管制。除此之外，他還認為應通過稅收、再分配和政策干預來平衡技術帶來的不平等影響，防止資本進一步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