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令」的字形結構有兩個，一個是上部的「合」字頭，一個是下部的「卩」。「合」是什麼？就是一對結繩的相合，當然也可以指一對書契的相合。
依據結繩機制，「卩」則是指結繩的右繩，是結繩關係中，債權人所持，相合則是在在履行契約時，左繩與右繩的比對，以驗證右繩的真偽。「令」的字形含義就是，債權人持著右繩，來於債務人所持有的左繩相合，就是要求、「命令」債務人履行契約、還帳。
因此，在甲骨文「令」中，起命令作用的是「卩」，就是結繩之右繩，也是借據。也就是說，在中國古人的心目中，在甲骨文金文時代以及更早，命令都是契約、約定。發號命令者與接受命令者是契約關係，而命令不過此前所達成的共識性契約條款。無論發號命令，還是服從命令都不過是在履行契約。
所以 ，「令」這個字，其主要義項還有善、美好。如《論語·學而》「巧言令色鮮矣仁」；《詩經·大雅·烝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詩經·凱風》：「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令」的善良美好，源自佑助別人的行為。結繩的右方是財產借出方，對借入財產的左方，這是就是幫助。從甲骨文字形看，這種借貸行為是有利息的，但是，那時尚無刻意追求利息的行為。借貸，以及利息都是雙方的約定，因此整個合作顯得就是右方對左方的幫助、佑助，是「令」的，是善良而美好的。
說右方借出資產的行為，其屬性更多地是佑助，而非謀利，最直接的證據就是「右」這個字上。以後我們將對「左」、「右」二字專門寫一篇義理分析文章。這裡稍微提一下。
甲骨文的「左」、「右」，是處於契約機制之下的，並非單純表示「客觀」的方位。甲骨文「右」是佑和祐的母字，或者說佑助、保祐都是「右」的原始義項。甲骨文「左」是輔佐、佐證之佐的母字，或者輔佐、佐證是左的原始義項。
左右的甲骨字形是左手和右手，之所以，「左」、「右」二字有佐、佑的義項，就是因為左右本來就是契約的左右方。右方是借出者，為左方提供佑助。在契約機制中，當契約到期之後，右方持右繩或右契去找左方要錢時，左方要用自己的左繩或左契對其進行驗證，辨別真偽。也就是說，驗證、證明的工作是由左方來做的，因此叫「佐證」。能夠這種驗證工作提供幫助叫「輔佐」。
契約的右方，是借出方，是提供佑助的一方，同時也是債權人，擁有向左方索取、責求的權力，而這種權力的憑證、憑據就是右繩或右契，手持右繩或右契就是「令」，可以向左方發出命令。
同時，合同的期限，以及到期還款的決定，則又是當初左右雙方的共識，是合同條款，也是左方的信用承諾。因此，右方的責求和命令權力，是完全基於契約的，完全基於左方的意志的，沒有任何的暴力和強權。
「令」也被直接被使用到政府的行政事務之中，就是政令、法令，甚至令也被直接用作官命，最著名者如「七聘縣令」，這是小官，但是春秋時期楚國的「令尹」則是大官，相當於後來的宰相。
春秋之前，「令」也是政府行政領域直接使用，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三代時期，中國的政治模式是「契約政治」，政府所發出的政令都是契約、約定，其合法基礎不是以暴力和專制為基礎的強權，而是以心性和道義為基礎的互動和協作。
說三代政治是契約政治，出了「令」字外，還有其他更多的證據，以後我們會就此進行專文論述。此前的文章中也有涉及，請翻看。這裡指出兩點。一是，當時政令發布形同直接採用了契約機制，與結繩和書契機制基本相同，就是「玉瑞系統」。二是，政府官員實際上都是作為契約中介的「大人」的職業化，政府就是由作為契約中介的「大人」的所組成的職業團體。
玉在三代時期的中國非常崇高神聖，甚至神秘。說其神秘，因為玉與宗教祭祀有關，是很重要的一宗祭品。但是，如果弄懂三代玉器、玉瑞的實質，就一點也不神秘了。
三代玉器的實質，是玉質書契，是玉質的契約。以前的契約是結繩和書契，所使用的材質是廉價的繩子和木片。玉器以玉石為材質的書契，其本質是書契、契約，只是材質比較昂貴了些而已。
考古學已經證實，玉石崇拜現象並非出現在中原地區，而是出現在遙遠的內蒙古，即現在的赤峰一帶的興隆窪文化、紅山文化，8000多年前就有了。
但是，玉石傳入中原地區，以及被使用，是相對很晚，應該是在三代之前的五帝時期，即考古學上的龍山時期。這個時期恰恰是政府在中國出現的萌芽期，三代之前中國完全沒有政府，是一個「結繩而治」的時代。結繩而治就是契約而治，社會秩序是靠契約來自維持和保障的，是一種契約秩序。
儘管在龍山時期，中原地區象其他一些地區一樣，興趣了「玉石文化」，如浙江的良渚文化和湖北的石家河文化，但是，中原的玉石文化卻與其他的玉石文化有著本質不同。其他的玉石文化都是宗教的、神學的，玉石都是先給神的祭品，但是，中原的確的玉石文化則是契約的，玉石不過是一種新形態的契約材質，玉器不過是一種新材質的契約。
在三代時期，玉器也被用作獻給神的祭品，但是這個祭品與在行政系統中所使用玉器一樣，也是契約。因此，不僅三代時期的政治是契約化的，那時的宗教祭祀也同樣是契約化的，認為最有價值的祭品就是契約，這樣人神關係也就成為契約關係。
三代時期是不使用文字的。儘管商周時期開始有了甲骨文和金文，但是並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想想看，在沒有文字的情況下怎麼發出政令。
三代時期的發布系統，直接採用此前早已在中國存在的契約機制，即結繩-書契機制，只不過，以昂貴且帶有神秘性的玉石取代了之前木片，做成了玉質書契，也叫玉瑞、玉器、禮器，最典型的就玉圭和玉璋。
《周易·益卦》中有一句爻辭：「告公用圭」，就是對三代時期政令發布模式的描述。當時的政令內容是以口耳相傳的語言的形態存在，因此政策、政令的發布只能口耳相傳，只能「告」。但是，空口無憑，政令的傳播是需要經過多層的中間人的，在語言之外，就需要一個憑據、憑信，玉器就充當這個功能。
甲骨文中沒有單獨的「命」字，當時，命的義項包含在「令」 之中。也就是說，「令」是「命」的母字，西周時「命」開始從「令」中孳乳而出。「命」中的口，就只指代命令的內容，是以口耳相傳的語言的形態存在。
同時，「命」還分有一個很重要的義項，就是「天命」、「命運」。直至春秋時期，人們依然很重視「天命」，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論語·堯曰》）」。
孔子把「命」的重要性甚至排在了禮之前。這個「命」就是其實就是「令」，就是由「天」所發出的命令，也是天、人之間的契約、約定。作為契約的一方，人並非「命」的被動接受者，而是主動參與者，形成者，和事實者。天也不具備凌駕於人之上的超然權威。「我命由我不由天」是甲骨文「令」中本有之義。
但是，既然「命」是自己所參與的契約、約定，既然是自己的承諾，那麼就需要很好的參與契約的制定，以及在接受這個約定後，要去盡力履行。如何參與「命」這個契約的制定，如何履行好作為自己信用承諾的「命」，這需要「知命」，也是孔子「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的要義所在。
「我命由我不由天」，絕非是肆意胡來，需要去「知命」，唯有知命，才能更好地駕馭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