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對沖疫情影響、推動企業復工復產，各部委陸續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概括地說，就是「減、免、緩」——能減則減、能免則免、能緩則緩。
這些政策不僅涉及稅務、人社、海關、電力等傳統「減負降本」領域，更延展到了生態環境監管領域。
6月23日，生態環境部通報，截至5月底，各地規範行使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依法減免行政處罰376次。
在加強生態環境監管的大語境下，「依法減免」的信息格外引人關注。
據了解，對企業復工復產期間的污染隱患、輕微違法行為，各地生態環境部門往往以幫扶指導為主，能限期完成整改的，一般不作為違法問題處罰。
減免，不僅體現在最終的處罰環節中，還體現在監管過程中。
譬如，上述通報對湖北出台的《生態環境監督執法正面清單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予以點贊。該《辦法》對被篩選編入「正面清單」的企業和項目給予正面激勵措施，包括優先保障生產運營、減少或免除現場檢查等。
此外，6月26日， 為統籌推進經濟社會恢復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湖北決定對省內部分城市延期執行「大氣污染物特別排放限值」。
以上兼具溫度與彈性的做法引發熱議，有人點贊，還有人擔憂：這樣做，是否與當前生態環境監管的形勢相悖？是否會縱容環境違法行為？
當然不是。
以減免行政處罰為例，《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規定，行政處罰需「與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相當」，「違法行為輕微並及時糾正，沒有造成危害後果的，不予行政處罰」。
從上述角度出發，對符合法定情形的違法者減免處罰，對違法性質嚴重、情節惡劣的企業從重處罰，都是依法治國的表現。
再以「正面清單」為例，入圍企業並非處於「無監管狀態」，相關部門會採取包括無人機巡查、視頻監控在內的多種手段開展「非現場檢查」，儘量少打攪企業。
當然，大眾的擔憂情緒，也體現了人們對生態環境持續改善的期待，值得重視。為此，還需明晰以下幾點。
第一，「依法」永遠是「減免」的先決條件。
據了解，多省市均明確了減輕或免除處罰的具體情況，讓執法部門能更準確地行使裁量權，避免隨意執法的問題。
簡單地說，對守法企業要「無事不擾」，對非主觀原因造成的小微環保問題或偶發事件的企業可採取「柔性措施」，對屢教不改、主觀惡意排污、監測數據弄虛作假等違法企業，依然要嚴懲重罰。
第二，減免處罰之後，必要的震懾、教育也不可少。
即便減免了處罰，但監管部門仍需要讓相關企業、個人受到震懾和警醒，促進違法者認識錯誤、改正錯誤。
第三，及時傳達政策動態。
政策發生變化，信息掌握不及時，也是企業出現環保問題的因素之一。因此，各級部門需要掌握動態、吃透政策，並及時傳達到位，為企業提供便利。
第四，部分舉措可成為長期機制。
儘管一些措施是在受疫情衝擊情況下推出的，但只要合乎法律規定、能夠提升監管效率，都可考慮長期執行。
譬如，「正面清單」模式，可以將有限的現場執法資源集中於主觀惡意排污、違法犯罪的企業或項目，提升環境監管效能。
當然，各項政策也要根據經濟發展和形勢變化，及時進行調整和完善。譬如「正面清單」不應一成不變，需要根據相關制度進行動態調整。
當然，行政處罰的目的不在「罰」，而在於督促相關企業或個人遵紀守法。從這個角度來看，不管對生態環境部門還是其他部門而言，都需要不斷優化執法方式、提升執法效能，讓社會治理更加精細化。
記者丨蔣李
編輯丨何輝 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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