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16年前的這個時候，我獨自一人，騎腳踏車，來到未名湖邊的研究生院，取走那張屬於我的博士文憑。
回宿舍時，順道買了個西瓜，放在水房裡冰著，準備晚上受用。給父親掛了個電話，說「東西拿到了」；電話那頭很激動，叮囑下次回家時一定帶給他看看。
那時年輕，看不起「博士」、「碩士」等頭銜，以為關鍵是有無真才實學。第二天，為完成下一個研究課題，江南讀書去也。
也不是我特立獨行，那時北大壓根兒就沒有此類穿袍戴帽撥絲帶的儀式。
前有「破除形式主義」的正面教育，後有「早請示晚彙報」的反面文章，對於各種華麗表演，學者們大都沒有好感，以為真實且深刻的個人感受，不必藉助儀式，也能永遠銘刻在心。
只是隨著教育、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逐漸西化，20世紀90年代以後，婚紗照、酒吧街、生日派對、博士典禮等方才大行其時。到了這個時候，像我這樣既沒拍過婚紗照，也沒戴過博士帽的，一下就顯得很土。
話說回來，以平常心看待博士學位，也不無好處。對於國家來說，建立完整的學位制度，乃學術獨立的標誌，是天大的喜事；至於個人，讀書做學問須持之以恆，「博士」云云，不過是取得一張從事專業研究的入場券。念及此，我輩對於博士帽的過分簡慢，也不算太離譜。
只是每回清點「過去的生命」，拿不出一張冠冕堂皇的博士照，還是感覺有點遺憾。什麼時候「老夫聊發少年狂」，粉墨登場，補拍一張，還沒想好。
我之所以不是特別看重這博士頭銜，其實與自己的專業方向有關。回首百年中國學術，研究文史的第一流學者，大都沒有博士學位——即便曾出國留學的(如陳寅恪、錢鍾書等)也不例外。
這一點，與經濟、法律、物理、生化等專家大不相同。
哲學家、史學家完全可能自學成才，法學家、數學家則很難迴避嚴格的學院訓練。正是這一差異，使得北大最早授予的，是理學博士，而不是像我這樣的文學博士。
說起來，我之「讀博」，純屬因緣湊合。
1984年夏天，我完成碩士學業，希望到北京工作。
由於王瑤先生的大力推薦，北大中文系準備破例接納我這中山大學的畢業生。可到了學校這一關，被卡下來，理由是：既然好，何不讓他考博？於是，我有幸成為北大中文系歷史上第一屆博士研究生。
此前，北大中文系諸多名教授，雖有招收博士生的資格，或因本人謙虛(「我都不是博士，讓我怎麼帶博士生」)，或因一時找不到滿意的弟子，一直懸著。
那一年，北大中文系總共招收了兩名博士生，除了原本就是北大教師的溫儒敏，剩下的就是我了。那時候，博士生宿舍三人一屋，開始我和學國際政治、學有機化學的同住，後又改為與治中國史、治法國史的為伍。這樣一來，我們的日常聊天，不能不「跨學科」。
比起日後的師兄師弟師姐師妹互相提攜，合作無間，我們那一屆博士生，因同一領域人煙稀少，普遍養成與其他學科對話的習慣。
記得1985年秋冬，我和錢理群、黃子平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系列文章發表，引起學界廣泛關注，北大研究生會曾專門組織討論，與會的包括文科各系的博士生，甚至還有理科的朋友。這種對新事物保持強烈的好奇心，除自家園地外，也關注其他學科的進展，在觸類旁通中獲得靈感與動力，與今日博士生教育的過於強調專業化，形成鮮明對比。
以我有限的觀察，那一屆博士生普遍讀書認真，視野開闊，但學術訓練相對薄弱。這一局面的形成，與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不無聯繫，也與博士學位制度剛剛建立，各項規章制度不太健全有關。
舉個例子，我的博士論文已經寫完，正準備舉行答辯，忽然下來一個新規定：必須先通過博士資格考試，而後才能正式進入論文寫作。我們苦笑一聲，只好便宜行事，兩步並做一步走。
制度不太健全，對於博士生來說，有好也有壞：學術訓練不足，這是缺點；但自由活動的空間很大，則很值得懷念。那一代人的擅長獨立思考，保持開闊的胸襟與視野，很大程度上是被逼出來的。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在說到「啟蒙期」學術特點時，有這麼一段話：「在淆亂粗糙之中，自有一種元氣淋漓之象。」80年代的中國學術，包括創始期的博士教育，某種程度上可作如是觀。
說來有點不可思議，我讀博士，從來沒有正正經經地上過專業課。除了必不可少的第一外語和第二外語，我的主要任務是讀書、思考，每周與導師王瑤先生進行一次學術對話，還有就是訪問校內外相關專業的專家學者。
1989年歲末，王先生去世，我曾撰寫《為人但有真性情——懷念王瑤師》，其中有一段話廣為傳誦：
王瑤先生（1914-1989），北京大學教授、文學史家
先生習慣於夜裡工作，我一般是下午三四點鐘前往請教。很少預先規定題目，先生隨手抓過一個話題，就能海闊天空侃侃而談，得意處自己也哈哈大笑起來。像放風箏一樣，話題漫天遊蕩，可線始終掌握在手中，隨時可以收回來，似乎是離題萬里的閒話，可談鋒一轉又成了題中應有之義。聽先生聊天無所謂學問非學問的區別，有心人隨時隨地皆是學問，又何必板起臉孔正襟危坐？暮色蒼茫中，庭院裡靜悄悄的，先生講講停停，煙斗上的紅光一閃一閃，升騰的煙霧越來越濃——幾年過去了，我也就算被「薰陶」出來了。
這段描寫並非「寫意」，而是「寫實」。我的「讀博」之所以如此瀟洒，既取決於王先生的個人風格，也與其時博士制度剛剛建立，尚無各種硬性指標有關。
制度不太嚴格，外在束縛很少，既稀見獎勵，也難得懲罰。如此缺少競爭，是否會降低學術水準，我看不一定。
並非百米短跑的你追我趕，而是跳水台上的自我發揮，這種自由自在的讀書狀態，更接近古人所說的含英咀華、沉潛把玩。
讀書做學問，需要心平氣和、優遊從容。
記得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曾提及大學課程太多，不適合於從事高深研究。在梅先生看來，對於讀書人來說，「閒暇」十分重要：
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審其一人之生應有之地位，非有閒暇不為也。縱探歷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積，橫索人我關係之複雜，社會問題之繁變，而思對此悠久與累積者宜如何承襲節取而有所發明，對複雜繁變者宜如何應付而知所排解，非有閒暇不為也。
對於志向遠大並潛心於學者，「餘裕」的重要性，起碼不下於常被提及的「壓力」。在講求規則嚴格管理逐漸成為主流話語的當下，為「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讀書」辯護，或許不無必要。即便在爭分奪秒的「讀博」階段，也不該時時刻刻念叨著那藉以獲取學位的畢業論文。
王瑤先生的指導博士生，有幾點明顯與今日潮流不合，值得提出來討論。
第一，不鼓勵研究生在學期間發表論文。理由是：不壘高壩，提不高水位；隨處發泄，做不成大學問。這還不算初出道者投稿時可能揣摩風氣，投其所好；或者發表後的沾沾自喜，得意忘形。
第二，不給學生出任何題目，只負責首肯或否定你的選題。理由是：所有好的學術選題，都內在於研究者的趣味及能力，別人取代不了。更何況，對於學者來說，此舉生死攸關，正是研究生教學的重點。
第三，碩士論文不要超過三萬字，博士論文不要超過十萬字。理由是：學位論文必須凸顯作者的眼光、訓練與表達能力，不能弄成臃腫蕪雜的史料長編。你可以有很多附錄，但正文部分必須乾淨利落、嚴謹簡潔。王先生的這一「戒律」，日後有所鬆動，但基本思路沒變，即學位論文並非「以長為美」。
王先生指導研究生的這「三大策略」——尤其是不給學生出題這一招，在我看來，實含至理。
今日中國學界，不管是理工醫農，還是人文社科，名氣越大的博士生導師，越像運籌帷幄的「將軍」或「老闆」，將眾多研究生編入自己的課題組，分派題目，合作攻關。這種工科教授得心應手的操作方式，用到文科，好處是學生上路快，而且旱澇保收；缺點則是可能限制學生才華的發揮，就好像是孫悟空永遠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
清代大學者戴震說過這麼一句驚心動魄的話：「大國手門下不出大國手，二國手、三國手門下教得出大國手。」為什麼？我想，最大的可能性是：「大國手」所具有的無邊法力與無上威嚴，成了其「門下」自我表達以及突圍的巨大障礙；而「二國手」、「三國手」的「門下」，精神負擔小，放得開，故反而可能有大發展。對於真心希望「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學者來說，戴震的這句話值得仔細咀嚼。
剛博士畢業那陣子，偶有爭議，常被人譏笑：還博士呢，連這都不懂！其實，這是將西方追求專精的學術精神，與傳統中國的博雅趣味(所謂「一物不知，儒者之恥」)相混淆。同樣名為「博士」，作為學位的Ph.D.或Litt.D.，與古代中國學官不可同日而語(儘管現在的官場上，高學歷成了晉升的重要條件)；可也不太像博通古今之人或專精某一門特殊技藝的(如茶博士)。一定要比，只能說是後兩者的綜合。當然，那是指理想的狀態。
我所理解的「讀博」，除了現實層面的獲得學位外，應該還有另外兩重意義，一是讀書的心境，一是讀書的技術。
這裡所說的「讀書」，包括閱讀、思考、探究、寫作等，接近今人所理解的「治學」。晉人陶淵明自稱「好讀書，不求甚解」，人多以為是自嘲；其實，這是一種很高的讀書境界。
所謂「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更顯示其讀書之樂。不強作解人，不過度詮釋，不為了職稱而著述，這樣的讀書，方才能得其三昧。今人則相反，未曾耕耘，先問收穫，落實到具體操作過程，便是「不讀書，好求甚解」。如何兼及博雅與專精，既保留讀書之樂趣，又希望對學術有所推進，我想，最佳狀態是：「好讀書，求甚解。」後者指向職業，前者指向志趣。
在重視學歷的現代社會裡，讀書與職業之間，確實存在某種聯繫。大學裡，只講修心養性固然不行，可變成單純的職業訓練，也未免可惜。
理想的博士生訓練，不只是習得精湛的「專業技能」，更包括養成高遠的「學術志向」與醇厚的「讀書趣味」——這也是我對北大格外感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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