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鄉土韌性：縣域城鎮化的底層邏輯 | 社會科學報

在下沉的城鎮化中尋找新時代賴以發展和生存的根基

城市化的規律表明，當一個國家的城市化率接近70%的時候，超級大城市崛起是必然的事情。2021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接近65%。當然，超級大城市也意味著一項挑戰，即這些超級大城市的管理和治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底層上改變了中國已有的，以空間擴張和「基建—土地—債務」為主導的城市化模式，尤其是以全球化、國際化和數字資本擴張為時代主題的超級大城市。國家自去年下半年以來對無序資本和房地產債務的治理，實際上表達的也是對這種可能失去控制的超級城市化的憂慮。

而站在國家意志的高度，在當前國內外政治經濟格局劇變的形勢下，可能需要考慮的並不僅僅是如何讓城市變得更精緻、更法制化和現代化，還有安全穩定和持續生存的問題。基於這種考慮，就不能僅僅著眼於代表發達文明社會方向的大城市化，而需重新將部分目光和資源轉向廣大農村和縣城。國家必須在下沉的城鎮化中尋找新時代賴以發展和生存的根基，或者構建新的緩衝地帶。從極端的國家安全情形來看，超級大城市，尤其是東南沿海大城市，就像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一旦這幾個大城市出了問題，全國的內循環系統就產生了梗阻。所以今天，我們需要重新考慮產業與供應鏈的「去中心化」分散布局，這樣做的好處除了安全穩定，還可以通過產業化帶動新的城鎮化，解決縣域城鎮在大城市化過程中被虹吸人口和資源的問題。然而，有個規律需要在縣域城鎮化中應對，那就是第三產業或現代服務業的崛起，本身是需要大城市和超級城市的。縣域城鎮的產業化，比較優勢是重工業、高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以及工業化的農業等。因此，這意味著重新向重工業、勞動密集型工業的回歸。然而鄉鎮企業能否再度崛起，以形成縣域城鎮化的產業支撐，我們還需要觀察。

另外，關於鄉村振興戰略中的人才和資源再配置問題，如果城市化的主戰場一味定格在大城市，資源和人口一味向超級城市集中，那麼這些城市需要由誰來供養？鄉村振興的戰略半徑是不是距離資源和政策中心過於遙遠？投身於農村的年輕人才的住房、子女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問題如何解決？他們更高品質的生活追求（比如喝一杯星巴克咖啡，看一場話劇等）如何滿足？更高水平的創新思想和精神交流活動如何實現？城市更加靠近鄉村，那麼人才也就會更願意長期留在鄉村，以人為本的城市化才能真正地實現。否則投身於鄉土的年輕人總是遙望城市。縣域城鎮化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路徑。

縣城成為就業蓄水池的「濕地」

目前可能比較迫切的就是大變局中的糧食安全問題。如果說在全球化崛起的年代，中國依靠廉價的全球糧食市場，讓數億農民和大學生從鄉村土地湧入工廠、工地和城市辦公樓，那麼在去全球化、貿易脫鉤、文明衝突的大背景下，城市還能不能以低廉的糧食成本養活和承載這麼多的人口，就需要引起高層決策者的思考了。尤其是俄烏衝突還在發酵，烏克蘭是世界大糧倉，糧價在瘋狂上漲。而中國主要的糧食進口國是美國、巴西等國，又受制於國際政治格局大環境，稍有不慎就會引發供給短缺。「飯碗要端在自己手裡」，固然是一種源自傳統封閉和對抗時代的思維和焦慮，但是在複雜的大變局背景下，也是國家的一種本能反應。要保證糧食安全，要養活8億城市中不事農業勞作的人口，必須走農業工業化道路。縣域城鎮化會更加靠近土地和糧食，縮短了從城市到農地的資源配置距離。大城市的就業飽和問題也日益突出，年輕人需要重新從鄉土中國中尋找實現價值的機會。縣城成為就業蓄水池的「濕地」，或危機的緩衝地帶。與管理一個複雜的大城市相比，管理一個小規模的縣城可能相對簡單，減少了管理者的制度變遷和人才壓力。大城市固然可以通過規模效應降低運營成本，通過知識集聚中的外溢效應提高市民素質，但是可能並不能匹配公共治理者的認知結構——城市大到一定規模，就需要提高社會治理、自治理、第三方治理的能力。當大城市的複雜治理需求越來越大，但公共部門的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務及產品的供給跟不上時，城市化的下沉就不可避免。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地方債務與金融穩定性研究」（20&ZD082）的研究成果]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71期第2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王立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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