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车+步兵: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景观
据考古学家考证,中国在夏朝时便出现了用畜力驾挽的车,并将之用于战争。有了车,必配车兵和徒兵。当时车兵由奴隶主贵族充当,配有青铜兵器,是军队的核心和主力;徒兵由平民担任,使用木、石,为车兵提供掩护和保障(到西周时,当青铜兵器被大量铸造后,平民也用上了青铜兵器。“徒兵”名称便改为“步卒”了)。
车兵的核心地位决定了车战成为当时最基本的作战方式:即车兵与步卒混编。交战时,战斗队形是否严整直接影响到战斗力的发挥,而且当时作战的目的一般只要求对方臣服,并不强求歼灭,因此通常的交战模式是双方摆好阵势后,决出胜负即告结束。所以可以“阵而后战”。
春秋战国时期,车战进入鼎盛时期,在史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千乘之国”、“万乘之君”这样的字眼。随着作战规模的扩大,“阵的形式也日益变得多元化。后来为了适应在地形险要的地方作战,又有了弃车战改步战之举,或许也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步兵大方阵就这样诞生了——那是在公元前541年,由晋国部将魏舒创造的。
步兵方阵的出现,使战争更灵活机动。然而西周前所提倡的“阵而后战”的兵法原则却被完全废止了,代之而起的是中国古代军事家孙武的“兵者,诡道也”的观点。从此,斗智斗勇的各种奇阵出现在战争中,以至于今天我们还为诸葛亮的八卦阵所迷惑。
长矛方阵:马其顿军队几乎到了无战不胜的境地
当中国的步兵方阵以奇与威著称时,西方的古希腊方阵、马其顿方阵、罗马军团方阵也在大显神威。战斗时,手执长矛、盾牌的联军步兵组成密集的队列向前冲锋,两翼有轻装步兵和骑兵掩护。这种队形既能攻击又可防御。
古希腊方阵中的长矛到了公元前五、四世纪的马其顿王国手中时,更加可观。为了夺取战争优势,矛的长度被加长到13至18英尺。长矛加长后,士兵可以在敌人的梭镖还够不着自己的时候,就先刺将过去。
作战时,整个方阵以坚固密集的队形跑步向前,左右两翼再配上轻装步兵和骑兵,以及作为前锋的重装骑兵。没有任何人能承受得了这样的凌厉攻势。在矛的风暴中,马其顿军队几乎达到了无战不胜的境地。
马镫:把骑兵推向冷兵器战争的顶峰
真正的马鞍是在汉武帝时代前后产生的。在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铜车饰上的图像里,有一个张弓欲射的骑土所骑的马便配有高高的马鞍。马镫是骑马时踏脚的装置,没有它,当马飞奔或腾越时,乘者只能用双腿夹紧马身,同时用手紧抓马鬃才能避免摔下来。这给交战带来很大的不便。
马镫究竞发明于何时何地,尚待考证。一种说法是在公元前2世纪时的印度。最初只是种大脚趾的镫,大约是在公元5世纪时,胡人将大脚趾镫改为整个脚的脚镫。中国最晚在晋代就有了马镫。
马镫的应用,使士兵骑在马上有了一个稳固的依托,可以用上臂端着长矛,将人的力量武器的威力,以及马的速度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合力,造成巨大的冲力。它不仅使骑兵的近距离格斗更加容易,还使骑兵成为一支强大的,快速机动的战略力量。(这一战略战术为后来出现的以坦克、装甲车为主的机械化战争理论,实战提供了样板和范例。)在西方,重骑兵从公元6世纪时兴起,直到13世纪步兵重新兴才走上下坡路。而中国骑兵,12至13世纪间由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则一度称霸欧亚。
成吉思汗军队最显著的特征是单一简洁的骑兵组织体制。其中约有40%是担任突击行动的重骑兵,60%是担任侦察,掩护的轻骑兵。重骑兵一般身披皮制的盔甲或锁子铠甲,头戴头盔,手执长枪,还随身携带一柄短弯刀或一根狼牙棒。轻骑兵的主要武器是一种需要巨大拉力的弓和两种可以用于远射和近战的箭。蒙古兵最为奇特的是,士兵身上披的丝制长袍。据说这种绸是用生丝制成,编织得极为细密,很难被箭穿透,一且被射中,只需将绸子拉出便可将箭头从伤口中拔除。为了保持机动性,蒙古骑兵还带有一匹或多匹战马,以备换用,换马是按照接力的方式进行的,以保证安全。
当组织严密,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蒙古骑兵开始远征后,其结果便可想而知了。蒙古人把骑兵战术推到了冷兵器时代的顶峰。而这一切,马镫的发明功不可没。
火药:划分冷兵器和热火器的大发明
成吉思汗大军西征给人类文明留下的痕迹历历可数,其中极为重大的就是把中国的火药和火器传到了中东,而后又远播欧洲,在欧洲近代工业的卿化下,使人类军事史从冷兵器走向了威力更大的热火器时代。
其实在古代阿拉伯和欧洲的战争中,也曾使用过多种纵火剂,不过其主要成分是沥青、硫磺、松脂、石油等,没有制造火药的主要原料硝石。而火药之所以被称做“火药”,是因为其成分中含有硫磺、硝石这些能够燃烧起火的药物,是能着火的药。
虽然至今也没有真正考证出火药的具体发明时间和人物,但被史书公认的是,至迟在唐朝已发明了火药。真正的火器是在宋朝出现的,而且宋朝上下都极其热衷火器制造,以至于涌现出许多兵器制造家。从公元10世纪到14世纪,中国发明了花样繁多的火器:火箭、火炮、火球、火蒺藜等等。到了明朝,中国军队使用的火器,无论在数量、品种或是质量上,都居于世界前列。可惜这样的荣耀,到清朝就一去不复返了。清朝政府一方面闭关自守,一方面不信任和限制汉人,明代研究火器的兵书如《武备志》等,概列为禁书,不准流传、刊行;在明代已经使用的许多火器也不再制造,不准人研究。于是自清雍正以后,中国的火器制造技术就一直停滞不前。而此时的欧洲,在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萌芽下,正在用崭新的军事思想改造军队和武器装备。
火炮:火炮+兵舰意味着现代海军的诞生
从古代直到火炮运用于海战之前,除了造船技术、航海技术进步以外,海战的方式几乎没有变化,基本上就是接舷战,即与敌格斗,或杀死对方水兵,或撞毁敌船。在冷兵器时代,现代意义上的“海军”是不存在的,它们充其量是勇敢的水手、商人和四处劫掠的海盗。但火炮用于海战后,就彻底改变了海战的模式。对此,曾经举世闻名的西班牙“无敌舰队”,有过惨痛的教训。
1588年,西班牙组织了海上远征军——联合舰队,号称“无敌舰队”,于5月从葡萄牙的里斯本起锚出征。7月21日,与英国舰队在普利茅斯海域遭遇,遂即展开厮杀。西班牙舰队由130艘战舰组成,水手和战士近30000人,总共有火炮2431门,其中只有100门重型火炮,其余的是轻型加农炮,这些都是针对陈旧海战接舷白刃战而设计的。英国海军共有舰船130多艘,还不包括几十艘补给船,主要战舰有1800门重型火炮,而且其中许多炮的射程是西班牙火炮的3倍。
显而易见,英国军队的成功秘诀在于它拥有强大的侧舷炮火力,其射程超过了西班牙舰队,使西班牙想以进行白刃格斗的接舷战的梦想落空。昔日海上霸主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而英国却被送上了强大帝国的轨道。后来,美国海军教员马汉在研究了英国与西班牙、荷兰、法国的海战史后,提出了“制海权”理论,认为建立强大的海军和强大的商船队可以使一个国家获得无尽财富和促进这个国家繁荣昌盛,这理论引发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海军军备竞赛,最终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而现今的美国,不管世界上哪个地方出现了危及其利益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便是“我们的航空母舰在哪里?”
来复枪:比飞机、坦克对时代的影响更大
自从18世纪发生工业革命以来,一系列科学技术发明便纷至沓来并成为支撑战争的基础。同历史上任何新武器技术相比,1850年到1860年之间发明的来复枪和圆锥型子弹对未来最具革命性的影响,并且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初的战争面貌。
在来复枪出现前使用的滑膛枪,由于子弹和枪管内壁之间存在一定的间隙,因此在射程和精度方面都不甚理想。1778年,英国的弗格森重新设计了枪栓,并在枪膛内壁刻上了具有天才般想象力的螺旋形纹路—来复线,在枪身上安装了调整距离和瞄准的表尺。
来复线的作用是使子弹头在飞行过程中旋转前进,由此可以增强弹头飞行的稳定性和穿透力,并且还增加了飞行的距离。在射击速度距离以及精确度和杀伤力等方面比滑膛枪远为优越。所以来复枪一出世,就迅速地淘汰了滑膛枪。19世纪初,用雷汞制造的火帽出现后,改进后的击针式来复枪就成为19世纪中叶威力最强大的兵器,它使轻、重武器的杀伤力突然大幅度提高,因而动摇并淘汰了曾风行了200年的由17世纪时古斯塔夫创立的密集型线式横队战术,给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样本。新式武器再一次把新的战争形式强加给双方。
坦克:机械化战争的第一声啼哭
正当人们被名目繁多的科学技术、武器发明弄得眼花缭乱,不知所措、满腹狐疑地发问:“下一次战争如何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猝然爆发。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造成僵局的原因是机关枪、铁丝网和火炮的使用。战争开始后,交战双方对峙的战壕,一直从北海伸展到瑞士边界。在西线主战场,双方几百万军队在一条500英里长的战线上开始了近4年之久的对峙。战争从19世纪“运动”的形式变为“静止”面对圆局,各国军政首脑们颇感需要制造一种既能攻又能守还能运动、突破对方防御阵地的武器,于是,研制一种“机枪破坏器”的设想被提上议事日程。
这时,英国的海军上校斯温顿就被推上了历史舞台。斯温顿认为:尽管个别士兵是无法装甲的,但可以和军舰上的水手一样用装甲车辆来运载,这种装甲车辆要作越野行动,所以必须使用履带。这一构想,因为1905年美国制造了第一批装有内燃机的展带式拖拉机而有了可能。时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对斯温顿的设想给予了支持。1915年,他在海军部设立了一个“创制陆地巡洋舰委员会”。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武器应该像海上巡洋舰一样1916年8月,英国人研制出第一批坦克共49辆,因为被油布遮盖时的样子很像舰艇上的“水柜”,同时也为蒙骗间谍,海军部便给它起名为“Tank”(汉语音译为坦克)。当时在设计和制造者们看来还是试验品的坦克,却被英军指挥官调去参加在法国索姆河的会战。在铿锵作响的履带下,铁丝网、堑壕,都被碾压得支离破碎。而与此同时,从它们身上吐出的子弹,仿佛秋风扫落叶。
坦克的出现意味着20世纪的陆战即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而索姆河战役是机械化战争时代降临的“第一声啼哭”。
飞行器:未来的战争将依靠空军取胜
虽然早在远古人们就表现出了对飞翔的向往,但是文明的脚步行走了几千年后才有了创造飞期的智慧。
1783年6月4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坐在凡尔赛宫前准备观赏一场特殊表演。人们的眼睛被系在两根高高矗立的木柱上的彩色大气球所吸引。气球的发明者蒙特戈菲兄弟不停地往一旁的热灶里添加羊毛和干草。从灶中喷出的一股股热气和浓烟终于将气球鼓起,大蘑菇形的彩球缓缓地升起来了,随之吊在气球下的吊篮也升到了450米高的空中。里面还有一只羊、一只鸡和一只鸭气球在空中漂移了大约2.5公里后,降落在草地上,人类首次携载活物飞行成功了!法国沸腾了。5个月后,两位勇敢的航空先驱者——宫廷历史学家德罗齐尔和达兰迪侯爵,也爬进了吊篮里,并成功地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升空飘飞的伟大壮举。
气球成为登天工具后,立即有人想将它用于军事。但直到蒸汽发动机等机器动力的发明,才使人自由控制飞行的愿望得以满足。一对美国兄弟莱特,在对一架用橡皮圈推动的模型飞机做了上千次的滑翔飞行后,获得了大量有关升力、阻力和速度的数据,制造出一架装有马达的载人双翼飞机。1903年12月17日,在他们拥有型飞机那是父亲送给他们的礼物的一年后,他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一个小村子开始了飞行试验。这两位美国的自行车工人,用自制的飞机“飞行者”,在天空飞行了59秒、约260米。这一在现代人眼里几乎算不上什么的飞行,却有史诗般意味,这仿如蹒酬学步的孩子摇摇晃晃的一飞,却宣告了人类飞行的代的来临。
从1903年的第一次动力飞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仅隔11年,飞机已成为战争的工具。
回望人类五千年来的战争,我们仿如检视者,对一件件兵器、一场场战争逐一清点正像杜普伊指出的那样,人类在整个战争史上始终是按照“采用跟自身能力相适应的特定手段来发明、改进、选择和使用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