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马车传入中国
中国人接受第一种欧式交通工具——西洋马车首先是从非常现实的角度出发的。西洋马车设备非常完美：如果是轿式的，就拥有弧度优美的顶部曲线，配有晶莹的玻璃窗，丝质的窗帏随着微微的颠簸前后摆荡。那种双轮的敞篷马车则连译音都非常好听——“亨斯美¨，橡皮轮子轻便而有弹性，很适合沿着窄窄的街道拉风似地弛骋……
跟很多洋玩意一样，西洋马车在中国各地的遭遇颇有不同。比如在北京，本来乾隆时代的1793年，英国大臣马噶尔尼就曾经向乾隆赠送了两辆四轮双马车，但只是被作为“万邦”进献的贡物陈列在圆明园。1900年以前，根本没有一人肯乘坐这种洋式马车，包括那些在朝为官的洋人也都入乡随俗地乘坐官轿。直到“庚子事变（1900年）后，才终于有个别人尝试起来，但还是会遭到路人的嘲笑。
而西洋马车到了上海则是另一番景象，19世纪50年代初，这种时髦的轻便马车一输入租界就招来了很多企羡的目光、驻扎上海的达官显贵、富商大贾迅速自备了这种马车，在很多人看来，结伴飞车疾驰，招摇过市。是大出风头的举动。
颇有意思的是民国初年，被袁世凯派往上海做镇守使的郑汝成，一到上海，便迷上了最有派头的“双马车”，即由双马并驾的西洋马车，一改京派官员的那种保守气。当时的《申报》已经把上海滩看做是“性情的大熔炉”，上海洋场的一切时髦消费风行起来，跑得真比西洋马车还要快。
与其说是巧合，还不如说是历史的选择。汽车在这两座城市也有着和西洋马车极为相似的命运。1901年，匈牙利人李恩斯第一次将汽车带进中国，那是在上海。
1902年前后，袁世凯向慈禧太后进献一辆汽车。慈禧太后生平第一次坐汽车游园，但她马上发现驾车的小太监居然坐到她前面，这是多么辱没皇家威严！于是她下令小太监跪在驾驶座上开，这下险些酿成祸端。从此紫禁城里的稀罕物又成了摆设，再没机会到北京的道路上亮相了。
而作为昂贵的消费品，汽车刚一进入上海就在租界的洋人中流行开来，时髦的上海人对它的追捧更盛于西洋马车！事实上，许多经由上海引入近代中国的事物都与西方有关。
周祥生的“出差车”
回忆起父亲当年的经历，周惠民既自豪又感既：后来被称为“出租车大王”的周祥生，13岁从宁波定海只身来到上海。在理查饭店做侍应生时，学会一口洋泾浜英语。由于经常为客人叫车，使他接触到很多开“出差车”的司机和乘客，深深喜欢上了这种天马行空的行当，萌生了入行之念。
切都正当其时。当24岁的周祥生为启动资金发愁时，机会突现。一次下班路上，他遇到两名车夫为拾到的一包卢布票争执不下。周祥生出面调解，得到两沓卢布的酬谢，换了500银元。
靠着这笔意外之财，他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了第一部汽车——一辆英商中央汽车公司的日产黑龙牌旧篷车，车价是900元，他先付了600元然后开始做起了“抛岗生意”。当时出租车没有固定点上下车，所谓“抛岗生意”即是在街上停车揽客。黄仁宇先生曾在他早年的小说《长沙白茉莉》里这样描述：
“野鸡汽车来了。这种车叫做祥生出租车，车顶上有个大大的J字。”
分期付款的钱很快还完了，周祥生又到中央汽车公司购买了一辆1250元的美式汽车，结果不到3个月，欠款又还清了，靠着这样不断积累，周祥生的生意一路向上，完成了“上海滩式”的聚沙成塔，到1929年，祥生车行已拥有汽车20部分行两处。祥生公司成为行业翘楚，成了传奇。
谁乘祥生的出租车
在老上海的档案资料里，你可以查阅到这样的记载：在影剧院、跑马场、体育场散场关门时，在门外等候着大批的祥生汽车；在医院门口、饭店楼前也总有祥生汽车在候客；他们总是把座位收拾得一尘不染，对乘客恭谨有加：当你拨打电话呼叫出租车，你不必等候很长时间……这样的描述和今天已然相同。
那时，出租车总需要一些长期的主顾。周祥生的一位邻居在跑马场工作，他就从邻居那里拿到不少赠券，然后作为礼物送给乘客。他总能找出这样新派、时尚的赠品来，乘客越来越爱叫他的车，慢慢就积累了不少的客户。当时闻名上海滩的朱家乐队就曾长期租用祥生小货车作为外出演奏的交通工具，载着各式乐器，顶上漆着“J”的祥生货车也常常跟这支家庭乐队一起出入上流名苑。而有钱人家的阔太太打完牌去吃宵夜，家中车辆不足驱使的，便以出租车代之。一个电话过去片刻即有车候在门外，十分方便。
其实，坐出租车最多的还是在洋行工作的白领，他们上下班主要靠电车，出租车则是夜生活的点缀，如看戏吃茶、派对、兜风、跳舞等活动。夜上海的舞厅、酒吧、赌场等游乐场所，打烊大多在下半夜，祥生公司根据各处打烊时间按时派车上门送客。祥生公司邻近金城大戏院和丽都大戏院，夜场戏散之后，上海的名流富商很自然地叫来祥生的汽车在当时，乘坐出租车无疑被视作非常时髦但仍嫌奢侈的消费。
虽然祥生公司有“日夜服务，随叫随到”的口号，但根据当时的条件上午叫车下午用是比较普遍的。叫出租车在当时毕竟也算件大事。逢喜丧事叫车，可显庄重。贵客来沪，叫车往来接送，则表示诚意。
民国21年，正式成立了祥生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总部设在北京路。也是这一年，上海爆发了震惊宇内的一二八事变。后来，周祥生因爱国而得到铁路局局长黄柏樵的赏识祥生的车获准特批可以直接驶入北火车站内接送客人。
上海就是上海，即使在这样物资匮乏的时期，老上海竟迎来出租车业的鼎盛时期。
民国21年，在朋友的指点下，周祥生看准了美汇将大涨的时机，次性签约购买400台时新的雪佛兰汽车，后伺机抛售其中的200辆，仅赚取的差价就抵消了其余200辆的投入，大大扩张了经营规模。而这一年，龙头老大美国云飞公司也因经营扩张，改迁公司至大西路76号，改叫车电话为30189，即“三人一杯酒”的谐音。
其他公司如探勒汽车公司、利利汽车公司、华北汽车公司等也都在这年达到鼎盛。1932年至1937年短短5年间，祥生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迅速发展，鼎盛时，股金达50万元，拥有汽车230辆，设分行22处，职工800余人，成为上海最大的出租汽车行。
祥生能成功，是上海城市化进程的使然，旧上海公共工具的近代化之路可以说是疾速的人口增长引发的。上海人口从1870年的25万，到1910年猛增到100万，而1928年就增加到了300万之多。城市迅速地长大，到1930年时，上海租界工部局在租界内和越界筑路区内，共开辟马路约200条，建成了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时人这样评论上海：“租界以上海为最大，而马路亦上海为最多，且最讲究。”
上海需要汽车，就像19世纪60年代的租界需要独轮车一样。中国开始抛弃封建社会腐朽落后的生活方式，接受了世界认同的国际化时尚，并且融入现代文明社会的潮流之中。周祥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与其说他是一个传奇的商人，还不如说他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