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宗街下有城墙
乾隆年间，清朝知府吕肃高曾纂修了《长沙府志》，其卷九为“城池志”，便记载了那时人们所知的长沙城池。书中说，自汉代至元朝，长沙城墙的位置几乎未曾改变，城墙以夯土筑成，其表面还覆盖有砖。明朝初年，守御指挥使邱广才对其进行了一番改进：他在旧址外以石块加固垒至约八尺高，上至墙头则仍然以砖修建。邱广才的这番功绩，被清楚地铭记于长沙古城墙上。
2011年发掘的潮宗街古城墙的横截面，正如夹住东西的夹板一般，中间是夯土，夯土外是元代之前的砖墙，砖墙之外即邱广才加固的石块了。
尽管邱广才修建城墙时，用了最坚固的材料，并修建了九座城门，期望能一劳永逸。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战事或者自然因素，不免会被破坏，甚至坍塌，对此，吕肃高也用笔忠实地记录了下来。
明朝末年，张献忠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由武昌扬帆入湘，攻陷了长沙城池，并在城内大开杀戒。紧接着，左良玉自南昌拔营而来。接二连三的战争，使长沙城墙残破不堪。清朝初年，官府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春天，数月的阴雨天气笼罩长沙。正逢汛期，城墙外湘江的水位也在与日俱增。不久，承受不住洪水压力的城墙轰然垮塌，缺口长达170丈之广，洪水因此漫浸西城数尺。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发现的长沙古城墙，其位置正处在西侧，洪水的记忆或许也曾令它惶恐不安。待洪水退尽，当时的知府任绍广登城瞭望，满目疮痍。他四处筹钱，大约花费了两千余两白银维修城墙，仍然设置了九门九楼，据说比之前的城墙要更加坚固。
吕肃高所记录的最后一次城墙修缮，是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十一月，于次年四月修建好。此后，长沙城墙又饱经战火，历经沧海桑田，沉入地下，直到今天重见天日。
事实上，由于1938年的“文夕大火”之故，这段宋明城墙也是目前长沙已知的最古老的地面建筑。在此之前，只有位于城东南的“天心阁”明代墙基可与之相提并论。
城墙砖里的建材史
唐以后，中国古代经济中心逐渐南移。这里温暖湿润，气候宜人，土质却不如北方，不仅松软多隙，而且粘性差，不利于筑城。再加上常年多雨，要求城墙除能抵御进攻外，还得具备防洪功能。而砖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工建筑材料，经人工烧制后，在强度、耐磨和耐水性等方面相比筑城用的夯土和建筑用的木材都大为提高。
于是，我们今天见到的砖砌城墙首先在南方出现了有研究者指出，至宋代，“淮河以南的许多重要城垣，外面已经全部砌砖……但黄河以北的城垣外面砌砖的极为稀少”，至多也只是在城门座和城的四隅等关键部位砌砖而已。两宋之交，随着大规模的“北人南迁”，在扬州、潭州（今长沙）、临安（今杭州）、广州等地，已相继有砖砌城池出现。
在城墙材料从夯土向砖、石过渡的进化史上，宋代无疑是一个极其关键的转折点。当时对砖的需求不仅更为迫切，砖石技术水平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们已充分掌握砖瓦胚焙烧的变化过程，还准确地应用了氧化、还原、渗碳等方法。《营造法式》一书除对砖的烧变次序等做了严密合理的论述，还对其功能用途、规格尺寸等做了统一规定，使得筑城有了章法。
明朝初年，全国开始大规模重修城墙，长沙亦概莫能外，此时无论砖石，都得到了全国性的应用。据《四库全书》记载，当时仅直隶府下，就有城池139座，绝大部分在明代对老城池进行了外侧包砖。南方城池则开始在外侧包石。
石材在筑城中的流行，既为日益先进的攻城武器所迫，也得益于采石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两者均与火药的发明应用息息相关。而宋明两朝，正是火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期。据载古时普遍使用黑色火药对石材开采起震动作用的方法，这种用木炭、硝石和硫磺混合而成的细末威力小，气体发生速度慢，适合开采大块料石。
今天所能看到的砖石城墙包括长城，基本上都是明代以后留下的，而长沙城墙则袭承千年，见证了从夯土到砖、由砖到石的城墙建造史，这也正是其珍贵之处。
明朝的“城砖承包责任制”
作为筑城的基本材料，城砖成千上万，不可能一一刻有印迹，而且国家窑厂出品的城砖应是保证质量的。那么，为什么有些城砖上刻有印戳呢？
原来，随着防御和建设的需求量增加，“国企”城砖供不应求，城砖的烧造经过摊派、转包后，被分配到许许多多的民间窑厂。为保证质量、出现问题时有据可查，政府便要求厂家在自己的城砖上刻上印记。这些印记是在制坯工序砖泥未干时印上去的，经过烧制，这些文字便永久地凝固在城砖上。看来，对于“豆腐渣”工程的危害，古人早已有了深刻认识。
在长沙城东南天心阁250余米的古城墙上，也曾发现过一块明朝的青色窑砖，砖长约50厘米，宽约18厘米，重达10公斤。最珍贵的是，窑砖上还刻有负责制造官员的名字和制造曰期：
“长沙府礼陵县提调官典史陈福……洪武七年八月”。
与潮宗街发现的宋代城墙砖不同，天心阁的这块明代城墙砖出自官窑。据中国文物学会历史文化名楼专业委员会理事冯建平考证，这是作为城墙砖的官窑印，相当于官窑的责任制谁建的谁负责，验收时一眼就可以看出窑砖是哪些人制作的，一旦窑砖出了质量问题，可立即追查到责任者。
有趣的是，《长沙府志》提及的明初守御指挥使邱广才，曾展开的大规模的城垣修缮工作，是在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这块天心阁古城墙上刻有名款、纪年的城砖，应当就是那时留下的。
蒙元多少家国事
1275年，蒙古军继金兵后再度攻入湖南，九月围潭州。当时的长沙城里多是伤残病弱，年轻力壮的都被抽调到了偏都临安。知州李芾“结洞蛮为援”，大力修缮武器，建造防御工事。
在其参谋、岳麓书院老师尹谷的协助下，苦守城池三个月。
十月，兵攻西壁”。蒙军矢石如雨，李芾临危不惧，坐镇城楼指挥，“亲冒矢石以督之”。不久，“城中矢尽”，他只得下令从城中搜集民间羽扇等工具，重新制作箭矢，其战斗之惨烈可想而知。
长沙不比襄阳，西面城墙外没有宽阔坚硬的土地，在攻城中具有巨大威力的大型投石机难以架设。但蒙军的火器装备当时已远胜宋军，蒙人不仅掌握了宋人发明的火器原理，还将欧洲人的钢铁锻造技术和回人高超的制造技艺有机融合，发明和制造了比火铳威力更大的火炮并装备于地面部队和战船。
可以想象，一旦蒙军舰队在湘江上向潮宗门发射火炮袭击，宋朝的砖砌城墙将很难招架。
铁一样的城墙终被蒙古军打开
南宋末年，蒙古军如涌潮般杀向长沙城。此时，一员大将自城中杀出，他率领部下与攻入的敌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鲜血染红了城墙的豁口，直到太阳落山才勉强将蒙军赶出城外。这位李芾麾下名为杨廷的将领，迅速调集士兵，通宵达旦地修补破损的城墙，并增筑了月城一座，以严防死守之。
凑巧的是，此次被发现的古城墙，恰好处于西北角，如柳肃所言，其上也有仓促完工的城墙痕迹，与周遭的精工细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久被围困的城池，令许多人都绝望了，尹谷即其中之尹谷是一位很有才学的人，擅长诗词歌赋，中年登进士，任崇阳知县。长沙被围困之时，他丁忧在家，先是教授学问，后又被李芾聘为参谋。长沙情势日益窘迫后，尹谷自知破城之日将至，于是向妻子诀别说：“吾受国恩典，方州义，不可屈，若辈必当从吾死耳。”他找来自己的弟弟尹岳秀，叮嘱他逃跑，以存尹氏血脉。继而，他请人来给自己两个儿子行冠礼。来人疑惑不解，问他：“此何时？行此迂润事？”尹谷淡然答曰：“正欲令儿曹冠带，见先人于地下耳！”这些事情从容地做完后，尹谷郑重地穿上官服，朝皇宫的方向拜了拜，焚毁了自己的官文，又引燃早已堆放在屋中的薪柴自焚。
熊熊大火，使前来救援的邻居们不得近身，但人们从火光中远远看见，穿戴整齐的尹谷手持上朝的笏板，正襟危坐。岳麓书院的数百名学生听闻尹谷一家老小以身殉国的消息后，赶到其住所放声大哭。
这个消息也令李芾悲痛万分，他以酒祭之，说道：“务实（尹谷的号）真男子也，先我就义。”也许，在那时，李芾就已打定了“就义”的念头。最终，他的结局也如尹谷一样惨烈。
1276年除夕，交战双方谁都没有心思过年。蒙古兵终于在这一天，登上了长沙城墙，结束了这场艰辛的围城之战。
在此之前，曾有将领劝李芾先弃城再图谋划，被李芾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他仍端坐在熊湘阁内，召来自己的老部下沈忠，交付给他一些银子，说道：“吾力竭，分当死，吾家人不可辱于俘汝尽杀之，而后杀我。”沈忠听后扑倒在地上，连连叩头请李芾收回成命，但还是拗不过李芾，只得流着眼泪答应了。沈忠于心不忍，取酒给李芾家人喝，等他们都醉了才下手，又忍痛成全了李芾的大义之举。清人吕肃高的笔下，这段叙述读来不禁令人潸然泪下。
城墙上站着敔军，统帅李芾已举家就义，万念俱灰的沈忠，点燃了李芾的住宅。然后，他回到家，流着泪杀掉了自己的妻儿，又狂奔至仍在燃烧的李宅前，痛哭流涕，自刎而死。在这个除夕，没有万家团聚，只有国破家亡的伤痛。《长沙府志·人物志》中还有更多这样的故事，李芾的幕僚陈亿孙、颜应炎、杨廷均舍身取义，甚至许多长沙城的百姓听说他们的事情后，也纷纷举家自尽。
不仅自杀者众多，相传蒙军破城后还进行了“屠城”。但在《元军·阿里海牙传》里却是另一番说法。阿里海牙在率兵攻打长沙时，确曾有过“屠城”的宣示，但那只是攻城前的威胁。“冬十月，至潭，为书射城中以示芾，曰：‘速下，以活州民，否则屠矣。”此时，荆湖行省参知政事崔斌与行省郎中和尚站出来坚决反对。就在诸将争论之时，当时在潭州的宁乡人欧道，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阿里海牙大营进行劝阻。阿里海牙被他的勇气和言辞所打动，最终，放弃了屠城。
明代以后，成功堤经修缮，并被改名为“保城堤”。而今天，则静静地倚在湘江侧，供人们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