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阮籍与酒

阮籍的放达离不开酒，酒是阮籍的生命，也是他“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重要武器。饮酒和服药是中古时期士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也是魏晋人追求个性自由，增加生命密度的工具。不难设想，如果没了酒，也就没了阮籍的首开任诞之风，也不会有竹林名士的集会酣饮，自然也就没了让后人神往不已的魏晋风流。在阮籍的日常生活里，酒的功用大矣哉：或因酒以求官，或借酒以避世；或酗酒以逃婚，或醉酒以属文。阮籍的越名任心，大都是在酒的幌子底下进行的，所以，酗酒成了他日常生活的常态，也内化成一种时代悲剧性的生命体验方式。

酒也是阮籍用来避祸远害的工具。高平陵之变后的数年，司马氏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地位，挥舞屠刀，大肆诛除异己。其时先后遭屠戮的达三千余人，大名士何晏、夏侯玄、李丰、诸葛诞等亦未能幸免，以至于“天下名士减半”(《晋书·阮籍传》)。如此血雨腥风的残酷镇压，给士人的心理造成极大的影响，一时人人自危，如履薄冰。阮籍外负威重之名，而身处燕巢危卵之下，“遂纵酒昏酣，遗落世事”*，其胸中苦闷可想而知。阮籍不过是一介文士，对于现实政治既莫可奈何，不得已逃为酒人。

谢逸《读阮籍传》的评析切中肯綮：“籍于是时，傥不自混于酒，崭然出其头角，则死于强臣之手必矣。……谓籍不仕耶，未尝隐于山林，清不足以名之也。谓籍仕耶，未尝俯己以同流俗，和不足以名之也，非清非和，庶几于夷、惠之间乎？庄子谓曲辕之栎，以不材得终其天年，故社托之以神。其拙若籍者，得非托之于酒以神其拙耶！”*谢逸认为阮籍混迹于酒的行为是“神其拙”，韬光隐晦，没有露出半点端倪，其察微知远，托酒保身的手段，真是达到神其变化的地步。而阮籍非仕非隐的处世态度，也使得他的生命境界界于清和之间，既不与流俗同俯仰，也未能完全超拔于流俗之上，可以说是进退失据，处境十分尴尬。此处谢逸说的“神其拙”，就是王世贞所理解的阮籍为人处世的“巧”，即巧于与司马氏周旋，借酒以逃身的人生大智慧。王世贞认为阮籍逃为酒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在乱世中存活下来，以司马氏为海鸥而与之浮沉，他的本心则掩覆在放达的外表下，不轻易为人所察觉*。余嘉锡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嗣宗阳狂玩世，志求苟免，知括囊之无咎，故纵酒以自全”，又说“籍之附昭，或非其本心。然既已惧死而畏势，自匿于昭，为昭所亲爱，又见高贵乡公之英明，大臣诸葛诞等之服，鉴于何晏等之以附曹爽而被杀，恐一旦司马氏事败，以逆党见诛。故沉湎于酒，阳狂放诞，外示疏远，以避祸耳。”

除了借酒避祸之外，阮籍还在酒里寄予了一生遭逢世变，意气消磨的失志之悲。阮籍早年有济世之志，想干一番大事业。《咏怀》其十五记录了诗人少年时代的壮志豪情，阮籍当年意气风发，对自己的期许很高，把自己设计成儒家大贤颜回、闵子骞的接班人。《咏怀》其六十一还写到诗人期盼驰骋沙场，建功立业的梦想。可见，早年的阮籍怀抱儒家平治天下的雄图大志，“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的句子写出少年阮籍的浪漫情怀和昂扬奋发的进取精神。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首诗都是以回忆的笔调叙述的，而在诗的末尾则充满了苦涩的人生况味：“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

魏晋易代之际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惨淡的现实政治擦亮了阮籍的眼睛，让他的思想逐渐从儒家的入世情怀转入道家的自然情怀中来。诗人早年志向杳如黄鹤，光阴蹉跎，功业无成，也只有借酒来浇胸中块垒了。阮籍是命世大贤，惜乎其才不为时用，心情抑郁难宣，唯有“托于酒而自遁”，或“有所托以逃其迹，而混其不能平之心”*。阮籍终日沉酣在酒国里，一来避世远害，苟全性命于乱世；二来借酒浇愁，将功业无成的怅恨之意尽数付之于酒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