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的民族英雄贾似道

和蒙古人打仗早已不新鲜了，但他们围了襄阳却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大事，因为襄阳是南宋北部最重要的屏障，决不可丢。但赵禥似乎不知道这件事，像许多皇帝一样，他在女人和美酒之间忙碌，把军国大事交给亲信的大臣去处理。一直到1270年的一天，他才若有所思地试探着问右丞相贾似道：“听说襄阳被围三年了，该怎么办呢？

贾似道惊讶地说：“没有的事儿，蒙古军队早就退走了。陛下你是听谁说的？”

赵禥回答：“一个宫女说的。

过了不久，贾似道查出那个宫女的名字，然后告诉赵禥，这个女人有罪，请赐死。赵禥答应了。他或许不知道这是诬陷，但即便知道，也不敢不答应。在他登基之前，贾似道就已经权倾朝野，而赵禥能够当上皇帝，也有贾似道的功劳上一任皇帝宋理宗赵昀原本有两个儿子，但都天折了，贾似道就上书举荐赵昀弟弟之子赵禥为太子。所以赵禥登基之后，知恩图报，立即加贾似道为太师，封魏国公，称之为“师臣”。

贾似道当然知道襄阳被围之事，从襄阳被围之日起，他就不断派军队前往救援，但那些军队几乎毫无例外地被围城的蒙古军队击败了。贾似道黔驴技穷，只好欺骗赵禥说，北方很安定，国家没有什么大的危险，以此来维持自己在赵裤心目中的威望。而他自己，则像受到惊吓的鸵鸟一样，把头埋到沙子里，继续苟安的生活。

1270年的时候，贾似道已经不怎么上朝了，皇帝给了他特权，可以十日一朝，而且入朝不拜。这种特权，是贾似道用一种最简单的办法争取来的，就是假意辞职。他一辞职，皇帝就六神无主，泪流满面，有时候甚至跪下来哀求他不要走。贾似道假装勉强地留了下来。

在西湖的葛岭，皇帝给贾似道造了一座豪华的别墅，他就每天待在那里，饮酒狎妓，斗蟋蟀。贾似道斗蟋蟀的本领似乎很高，还写了一本书《促织经》。每到上朝的日子，他的大船就会威风八面地驶过西湖，引来无数艳羡的目光。退朝时，皇帝会站起来，看贾似道远远地走了，才敢坐下。

自从那个宫女被杀之后，朝中再也无人提及襄阳的战事了，而所有上呈给皇帝的奏章都要先送到葛岭，由贾似道审核。他严格地向皇帝封锁了一切与襄阳有关的消息，使得自己的地位稳固如山。但在内心深处，他或许已经预感到、事情正在变得越来越糟，忽必烈的蒙古军队已经铁心要拿下襄阳了。

事实上，忽必烈吞并襄阳并一举南下灭宋的想法由来已久，南宋命中注定要有此一劫，而贾似道恰好给他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借口。

那是在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兵分三路攻宋，他自己亲率一部在四川作战，而忽必烈被派往鄂州（今湖北武汉）。鄂州是南宋的重镇，但守将居然隐匿不报，一直到鄂州被围数月，朝中大臣纷纷议论出逃迁都之时，宋理宗赵昀才知道有这回事。由于文天祥等人的激烈反对，迁都被阻止，贾似道临危受命，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份前往鄂州解围。贾似道本来是一个市井无赖，无才无德，只是靠着同父异母的姐姐当上贵妃的机会才鸡犬升天登上了高位。

但贾似道根本没有任何领兵打仗的才能，他一到鄂州，就立即遣使向忽必烈求和。

彼时忽必烈攻城心切，无意和谈，一面继续攻打鄂州，一面加紧准备进攻扬州。贾似道一筹莫展之际，蒙古后方因蒙哥之死顿起权力之争。忽必烈无心再战，准备撤兵北上争夺汗位。应该说，这是贾似道的一个机会，倘若此时他出兵邀战，并非没有打个小胜仗的可能。但是贾似道没有这么做，他继续穷追不舍地向忽必烈求和，并允诺了一大堆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缴纳岁币。

这一次，忽必烈答应了他。

蒙古军队撤退时，贾似道派兵截杀了百余名殿后的蒙古散骑，然后向朝廷报捷，说宋军大胜，鄂州之围已解。皇帝大悦，举国欢腾，贾似道也由此一跃而至权力巅峰，并迅速排除掉了朝中的异己。在贾似道的授意下，他的门客廖莹中撰写

《福华篇》煌煌美文，歌颂贾似道鄂州退敌的再造之功。贾似道成了民族英雄，但议和纳币之事却被隐瞒下来，皇帝赵昀对此也一无所知。

然而忽必烈没有忘记这件事。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10月，他派遣翰林侍读学士郝经为国信使前往临安。郝经此行有两个任务，是向南宋通告忽必烈即位之事，二是索要和议书中的岁币。

这是一次完全正常的外交行为，但贾似道显然不这么认为，因为一旦蒙古使者见到了宋理宗赵昀，他此前所有的谎言都将被戳破。因此他先是将郝经人朝的申请隐匿不报，最后干脆把郝经一行拘囚在了真州（今江苏仪征）。

第二年，忽必烈屡次派遣使者询问郝经被囚之事，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于是有心大举伐宋但当时忽必烈登基未久，忙于平定内乱，伐宋之事被拖了下来。一直到1267年，他才下定决心伐宋，而且目标直指襄阳。

先攻襄阳，这是一个南宋降将提出的策略。而此人之所以投降蒙古其中又有贾似道的“功劳”。

刘整：从名将到叛徒的身份转换

给忽必烈出主意的人，名叫刘整。他是邓州穰城人（今河南邓州），金末时投奔了南宋，在名将孟珙麾下做事。《元史·刘整传》称其“沉毅有智谋，善骑射”，这句话十分笼统俗套，不能展示刘整的才华，但有一件颇具传奇性的事可以弥补这个缺憾——某一年，孟珙引兵攻信阳刘整为前锋，夜间他带着12个骁勇之士袭擒金军守将，拿下信阳。

如此骁将，又生逢多事之秋，必然不会久居人下。至1260年，屡建战功的刘整已经升任泸州知府兼潼川路安抚副使。刘整没想到，正当自己为国效力之时，麻烦却已找上门来。

由于刘整是北方人，他遭到了一些南方将领的嫉妒和怨恨，他们处心积虑排挤刘整，这其中就有日后负责襄阳防务的吕文德。此时恰逢贾似道为掩饰“鄂州大捷”的真相而大肆排斥异己，在全国各路武将中推行“打算法”（即对在外诸军进行的一次大范围的财务审计，不排除有为财政考虑的因素，但也是贾的借口）在贾似道的阴谋之下，南宋末季的一批良将几乎被清除千净，湖南制置副使向土璧和另一名将曹世雄更是被逼身死。吕文德抓住这个机会，联手四川制置使俞兴，企图用“打算法”谋害刘整。

刘整获知消息后，日夜不安，派人前往临安上诉。他天真地希望皇帝能够相信自己的申诉从而幸免于难，却没料到皇帝根本没机会听到这些话，而即便听到了，也没有任何作用。在焦虑的等待中，刘整的心越来越凉，而远方又传来向士璧和曹世雄的死讯…绝望日深的刘整作出个艰难的决定：投奔蒙古！

1261年，他以所辖15郡、30万户归附蒙古。

刘整的叛变，对南宋和蒙古的影响都可谓剧烈这一点，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将显得越来越清晰。

忽必烈厚遇刘整、授夔府行省兼安抚使，赐金虎符。刘整则趁势献上一个伐宋的长期规划。而突破口即是襄阳。

当时主管襄阳事务的正是逼走刘整的荆湖制置使吕文德，办公地点在鄂州。1261年，忽必烈采纳刘整的建议，派使者赴鄂州，以玉带等财物贿赂吕文德，请求在襄阳城外设置榷场（即市场）吕文德一样没有抵抗力，他一口应允了蒙古使者的请求，在襄阳对岸的樊城开设榷场。此后、蒙古又以保护财物、防范盗贼为由，请求在榷场附近筑造围墙，吕文德又答应了。但等到土墙内时有蒙古兵纵马而出，骚扰于襄樊城外，而且势头有增无减之时，他才明白自己上了蒙古人的当。

事实上，早在榷场设立之初，即有人看出其中暗藏杀机，并屡次提醒吕文德注意。此人就是吕文德的弟弟吕文焕。但吕文德不仅没有听信，反而大加责骂。

如此到了1267年，刘整再次向忽必烈进言时机成熟，应该立即围攻襄阳，因为“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如得襄阳，浮汉入江，则宋可平也”。这两句话显示，刘整绝不仅仅是个勇猛的武将，在整体的战略规划上也十分了得，他对襄阳形势的分析恰好击中了南宋的要害。此前很长时间内，蒙古对南宋的进攻都是分三路进行：西路最为蒙古看重，主战场在今四川，东路主战场在今安徽，中路则在荆襄即今湖北北部一带。20多年来，南宋虽然一直被动防守，但蒙古也不能有大作为，双方基本处在僵持阶段。如果刘整的计谋得以完成，破了襄阳，东南的鄂州就危险了；若鄂州一丢，蒙古就撕裂了南宋横向达千里的防线西边，掐断南宋与四川的联系；东边，可随时顺水浮江，直逼临安！

忽必烈再次采纳刘整的建议，以蒙将阿术为主帅、刘整为都元帅，率军直逼襄阳。这一次，蒙古没有再向吕文德做任何申请，而是按照刘整的规划，直接在白河口和鹿门山建筑了两座城堡。白河口在襄阳城东，鹿门山在襄阳城东南，蒙古首先在这两个地点筑堡屯兵，意在阻断襄阳与汉水东部的联系。

1267年时，镇守襄阳的正是京西安抚副使兼襄阳知府吕文焕，镇守樊城的则是张汉英和牛富等人。吕文焕见蒙古大军逼近襄、樊，而且还筑了两座城堡，情知不妙，立即遣人以蜡书密告吕文德，将襄、樊之危急据实以报。吕文德闻报大怒，但怒的并非刘整，而是其弟吕文焕：“胡说八道！你不过是想借机邀功而已。即便蒙古人筑城，也不过是假城。襄、樊二城城池坚深，兵力和粮草储备足够支持十年，你放心坚守就是！若刘整果真要攻城，待明年春天汉江水涨之时，我就去灭了他。就怕他等不到我去，就已经逃之夭夭！”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刘整又提出一个建议：建设一支水军。刘整认为，蒙古军队擅长陆战，精兵突骑，无往不利，但一到水里就不行了，因此蒙古必须有自己的舰船和水兵，才能在水陆两方面全面压制襄阳。应该说，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但刘整很快就付诸实施，到1270年时，这支水军已经完全成形：船5000艘，水军7万。蒙古军队最大的一个弱项被刘整全面提升了。

这一年，前来增援的蒙相史天泽又在襄阳城南自西向东筑起长围，彻底断绝了襄、樊的粮道。至此，襄阳和樊城被孤立于南宋疆土的北端，有如困兽。

范文虎：怎一个“拖”字了得

杀死宫女之后，皇帝和群臣都不敢再提襄阳二字，但贾似道的担忧却日甚一日。在此之前，他至少已经派出六次援军赶赴襄、樊，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实际上，这些援军大多未能接近襄、樊就被蒙古兵击破，粮草自然也成了蒙古军队的战利品。从1269年到1272年蒙古斩获的这类战利品之丰富，估计足够支撑他们围城数年。而吕文焕的粮草储备却是越来越少。

屡次发兵又屡次失败的人中，就包括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关于此人，历史记载不详，有人说他是贾似道的女婿，也有人说他是吕文德的女婿，还有人说他跟贾、吕二人根本没关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得到了贾似道的重用，原因就是他听贾似道的话。

范文虎第一次赴援襄、樊是在1269年夏天。当时沿江制置使夏贵率领兵士4万人、舰船2800艘前往襄樊救援，结果在虎尾洲被阿术重创士卒战死或溺死于汉江者达3万人。按照贾似道的指示，范文虎率领船队前去增援夏贵，结果刚到灌子滩就被阿术截住，宋军伤亡惨重，而范文虎稍战即退，乘轻舟逃生。

如此一位临阵脱逃的大将非但没有受到任何惩处，反而被继续重用，由此可知当时南宋形势之一斑1269年底，京湖制置使吕文德因病去世，临死前他数次哀叹：“误国家者我吕文德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吕文德的叹息，是后悔允诺蒙古人开设榷场。

但仅此一事，不足以“误国”。吕文德最大的失误，实际上是逼走刘整，他至死也没能反思到这一点。

接替吕文德职位的是李庭芝——这是南宋末年少见的品德才能俱佳的将领之一。但很可惜，他生错了时代。

新任京湖制置使李庭芝在1270年春天正式上任，他所要做的首要之事就是督师援襄、樊。范文虎听说李庭芝来了，丝毫没想到这是襄、樊之福，只是觉得对自己不利，于是修书一封，遣人送给贾似道：“襄阳之围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我将兵数万入襄阳，问题就全部解决了。但是。请不要让我受李庭芝的节制。等我解了襄阳之围，定将功劳归于恩相您的名下。”

贾似道居然立即答应了范文虎的请求，仿佛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口气狂妄的家伙刚刚吃了败仗事实上、我觉得贾似道可能的确不知道，他瞒骗皇帝，而范文虎则瞒骗了他，上行下效，有如瘟疫般流传。范文虎得了贾似道的授意，处处与李庭芝为难。李庭芝屡次准备发兵，都被范文虎阻止，说上面的命令没下来，怎可随意发兵？这其中不难看出派系之争的影子。

命令自然是等不来的，贾似道在临安花天酒地，范文虎则在军中如法炮制：他终日与妓女厮混在一起、踢踢球，喝喝酒，不知今夕何夕。

如此一拖，一年过去了。襄、樊城中，苦守的将士迟迟不见援军，常常南望恸哭。形势对南宋愈发不利——1271年初，蒙相史天泽在万山已经筑城完毕；5月份，蒙古的援兵又从各地源源不断涌来，“所至顺流纵筏，断浮桥，获将卒、船舰甚众”。至此，襄樊几乎已被围成一个铁桶。

也是在这一年，蒙古改国号为元。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转眼到了6月，几场大雨之后，汉水暴涨正是向元军包围圈发起冲击、打开缺口的最好时机。在李庭芝的强烈要求下，范文虎已经没有推脱的理由，他率领卫卒及两淮水军共计10万人战舰1000余艘，沿汉水而下。这是十余次援襄行动中人数最多的一次。但是范文虎再次上演临阵脱逃的把戏—大军行至鹿门山附近，阿术夹江东西为阵，摆好了与范文虎大战的架势；但双方刚一交手，范文虎就乘着夜色逃跑，留下大量战船、兵器和士兵，统统成了元军的战利品。

援襄的最好时机就这样消失了。

夺走了最后一根稻草的无名氏

1272年春天，元将张弘范向阿术贡献了条建议：“襄阳在江南，樊城在江北，我们从陆上进攻樊城，襄阳就派出水军来救援，二城互为呼应。我们应该斩断两城的联系、先攻下樊城，然后一鼓作气取襄阳”阿术采纳建议，毁掉吕文焕苫心经营的浮桥，完成了对襄阳和樊城的分割包围这是襄阳被围的第五个年头，尽管吕文焕事先有所储备，但五年的消耗之后，粮食、衣服等物资已经严重匮乏。樊城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

到了这个地步，襄、樊的战事在临安朝中已是公开的秘密，贾似道依然骄横专权。但已经无法再封锁消息。

6月，樊城守将张汉英想出了一个计策：他招募了一个水性好的人，将一封求援的蜡书藏在其发髻中，然后令其头顶杂草，浮水而出蜡书上说：“元军的鹿门堡早已筑好。请从荆、郢方向救援”荆即今荆州。郢即今钟祥，都在襄樊正南方向。而且都不远—现在乘汽车的话。到荆州不过两个多小时，到钟祥仅需一个小时，夏天时水面有浮草十分正常，所以张汉英“派出”的这团草起初并没有引起注意但行至一个隘口时，守卫的元兵看见这么多草漂来。打算钩上岸来做燃料用，结果发现草下有人。泅者被抓获，元军得知蜡书内容后，立即增派重兵，重重封锁了自荆、郢至襄、樊的通道。

这一次南宋的反应比较迅速，荆、郢通道断，朝廷立即下诏令李庭芝移屯郢州。这一安排还算比较合理：一来郢州距襄樊较近，可随机应变，筹划援襄事宜；二来也可防范元军乘乱从郢州南下。

李庭芝到了郢州，即刻着手准备援襄之事。经过仔细研究，李庭芝发现襄阳西北有一条清泥河。为汉江支流，由于河水较小。所以并未被元军占据、于是就下令在清泥河造轻舟百艘，准备先给吕文焕运送些补给过去。船造好之后，以三舟连为一舫，中间一舟装载粮草物资，左右两舟虚为掩护。李庭芝又赏重金。在郢、襄民众中招募了一支3000人的“民兵敢死队"，以张贵、张顺为都统。这支部队虽是临时组建，但李庭芝对他们寄予了厚望。出发之前，李庭芝将3000人集合起来，告诉他们：此行凶多吉少，各位需怀必死之心；谁若没有决心，就请速速离去，不要坏了大事。

他很欣慰，3000人众志成城，没有一人退却。

那一夜，汉江水涨，上百艘轻舟出清泥河，在深沉夜色掩护之下，顺水疾驰。船上预备的火枪、劲弩、炽炭、巨斧统统派上了用场。在布满元军船只的江面上，他们乘风破浪，直入重围，元军皆披靡以避其锋。如此恶战120余里，终于在黎明时分抵达襄阳城下。张贵清点军士，发现张顺已然战死。

二张援襄的行动堪称奇迹，他们给吕文焕带来的不仅有粮食和食盐，还有希望和继续坚守的信心。几个月之后，吕文焕接受张贵的请求，准许其还郢，另做打算。但张贵自恃骁勇，想在回郢途中与元军大战一场。吕文焕于是派遣密使携蜡书赴郢，请求出兵，与张贵里外夹击。这两名使者水性极好，而且“能伏水中数日不食”，他们成功穿越元军密不透风的水中屏障，将蜡书送达郢州，并带回了范文虎的许诺：发兵五千，驻龙尾洲以助夹击。

约定的日子到来，张贵辞别吕文焕，顺汉水东下龙尾洲。此时一个意外出现了：张贵检点军士，发现了少了一名亲兵，而这名亲兵因犯军令刚被施以鞭刑。他在部队出发前忽然消失，只有种可能性：投靠了元军。一种不祥之感涌上心头，但张贵还是决定赌一把、他觉得元军也许还没有得到消息，若加快行动速度，也许还有希望。

虽是漆黑的夜晚，但张贵似乎觉得悄悄行军已经没有意义，他下令船队鼓噪而行。

还是那支“敢死队”，还是顺水疾行，还是如来时一般横冲直撞。元军纷纷躲避。

夜半至小新河，他们被阿术与刘整拦住，番厮杀，损失惨重，所幸还是冲了出来。

两岸火光冲天，亮若白昼。

至勾林滩，龙尾洲已遥遥在望。一眼看去，有军船旗帜纷披。张贵以为，接应的船只来了，于是急忙命人举火示意，并加速向前靠近张贵赌输了，等在龙尾洲的不是自已人。两天前，范文虎“以风水惊疑”，退兵30里。而元军得到情报，抢先占领龙尾洲、以逸待劳。

给元军送情报的，正是那名消失的亲兵。他在史书上没有留下任何其他信息，甚至连名字也没有，却毁掉了一个原本很有希望的计划和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这是吕文焕眼中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从此以后，南宋再也没能组织起有效的救援。

张贵被俘后拒不投降，被杀。阿术命人把张贵的尸体运至襄阳城下，城中气丧。

吕文焕：降还是不降？这是一个问题

襄阳和樊城迎来了1273年，虽然春天正在来临，死亡的气息却笼罩在每个人心头。

城里的积储越来越少了。他们把房子拆了当柴烧，把纸币串在身上做衣服。是的，襄阳城里不缺钱。根据《宋史》等书的记载。自1269年8月至1272年6月，朝廷先后给襄阳和樊城送过10次钱，总数高达2800万钱，他们多少收到了些。但围城之中，要钱有什么用呢？他们需要的是盐米柴薪和布帛，但前后七次补给，他们只收到了三次。

襄阳的告急文书此前到达过临安，但没有什么用。贾似道一边屡次向皇帝申请北上襄阳边指使他人上表劝阻。

李庭芝在做最后的努力他获得朝廷的许可打算用重金和高位诱惑刘整重新为南宋效力。这个天真的计划刚开始实施就被元人识破而天折了、而事实也证明。刘整是不可能回心转意的。

到了故事的尾声，吕文焕成了唯一的主角而在整个襄樊之战的过程中，他又是最为复杂的个人。

他有忧患意识。阻止兄长吕文德开设榷场就是证明。

他作战勇猛。坚守孤城，让不可一世的元军在襄樊停滞六年之久，有几人能做到？

他有谋略。元军围城之初，他设浮桥于汉江之上，使襄阳和樊城互为呼应，避免了两城被迅速攻破的命运。此外，他至少六次率兵出城，主动邀战，虽然作用并不大，但对元军毕竞是一种干扰，对城中百姓也是一种鼓舞。

他有气节。吕文德死后，元朝不断劝其投降他不为所动；刘整亲自到城下游说，被他一箭射中，差点丢了性命。

但他又颇有私心。樊城陷落之后，朝中群臣曾一致举荐高达去救援襄阳，因为高达曾任襄阳知府八年，十分熟悉襄樊防务。但吕文焕不愿意，因为高达一向与吕氏有隙。为了阻止高达到来他不惜向贾似道学习：抓了几个元军哨兵，谎称大捷，以此表明自己有能力守住襄阳。讽刺的是，他这是多此一举，因为贾似道早已阻止了高达的襄阳之行。

1273年1月，元军使用新式武器“回回炮”？（一种巨型投石机）轻松攻破樊城，然后疯狂屠城。守将张汉英、范天顺、牛富等人全部战死或自杀。

屠城，是对此前五年樊城顽强抵抗的报复，也是对吕文焕的警告：若不投降，襄阳将遭遇同样的命运。事实上，刘整已经打算这么做了，吕文焕射出的那一箭让他怀恨在心。但另一位元帅阿里海牙阻止了刘整，因为元朝皇帝忽必烈是主张招降吕文焕的。

可是“回回炮”还是击中了襄阳谯楼。这是最后的警告。声如雷震，城中汹汹，一些将领翻墙出城投降了。

2月的一天，阿里海牙来到襄阳城下，带来了忽必烈的招降文书：“你据守孤城，于今已经五年。为国效力，理所应当。然而如今襄阳势穷援绝，数万生灵该何去何从？如果归顺我大元朝，可保这些人生命无虞，而你吕文焕也将得到重用。”

降还是不降？本不应该是吕文焕一个人的问题。襄樊之战前前后后牵涉了南宋的无数高官和将领，这个原本该由国家来回答的问题，最终却要由吕文焕一人抉择。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选任何一个都代价高昂誓死抵抗，那么结局就只有死，而且还要搭上全城数万条生命；投降，他就要背上叛臣的骂名，万劫不复。

吕文焕犹豫不决，阿里海牙则折箭盟誓元朝皇帝承诺的一切，必不食言。

吕文焕选择了降。他献出襄阳城的钥匙，任元朝的铁骑蜂拥人城。

我相信吕文焕的投降是被逼无奈，也愿意相信他是为襄阳的几万生灵作出了自我牺牲。然而事情又绝非如此简单——吕文焕投降之后，瞬间完成了角色的转换，不仅献上了攻郢州的计策，还毛遂自荐愿作先锋。

那一刻，他在想什么？无人知道。

明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提及1275年的时候，南宋谢太皇太后下诏（宋度宗赵禥于1274年卒，其子孝恭帝赵暴嗣位，年仅4岁，谢太皇太后临朝执政），祈望吕文焕等降将能够念及旧情，为宋元两方协调息战通好。在给谢太皇太后的回书中，吕文焕详细描述了自己投降元朝的心路历程：“报国尽忠，自揣初心之无愧，居危守难，岂知末路之多艰？……至若襄城之计，最为淮甸之危，…迅烈如水火之冲激，飘扬若风雨之去来，坐一日以尤难，居九年而可奈。南向高筑，盖已扼吾咽喉；樊城剪屠，又已去吾羽翼。……凶焰如斯，先声荐至，仰天而哭，伏地而哀，……因念张巡之死，无救于前尚效李陵之生，冀图于后。……是使忠良误陷于夷狄，乌能绝意不念于乡间？……”

降元两年之后，已经身居高位的吕文焕依然在为自己的投降辩护，声泪俱下，痛彻肺腑。

这段记载虽不见于正史，但我觉得它却是吕文焕内心的真实写照。当然，他多少美化了自己，将自己比作西汉投降匈奴的李陵。

1276年，谢太皇太后奉传国玉玺，上表乞降并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前往元军营中与元左丞相伯颜谈判。在那里。文天祥见到了吕文焕，并怒斥其为乱臣贼子：父子兄弟，受国厚恩，不能以死报国乃合族为逆，尚何言！”吕文焕面有愧色。

文天祥是南宋末期最著名的爱国将领，一曲《过零丁洋》气节贯云天。他的确有资格痛骂吕文焕。可是，若时光可倒流，一切重新来过，让他处在1273年春天吕文焕的位置，他又该如何抉择？

襄樊之战结束后六年，1279年，宋亡，立国320年。

在这六年间，元军攻势如摧枯拉朽，而大批南宋将士则纷纷投降。其中就包括范文虎、夏贵高达等人。元帝忽必烈曾把这些降将召集在一起，问他们为什么要归顺元朝。这些人回答说：“贾似道专权，优待文臣，轻慢武将。臣等胸中积怨已久，所以望风归顺¨忽必烈说：“贾似道轻慢你们。是贾似道一人之过。可你们的皇帝有什么亏待你们呢？若事情真如你们所说，那贾似道轻视你们也是应该的忽必烈认为这些降将自身都有问题，他们对于南宋的灭亡都负有责任。此言可谓犀利，但他只说对了一部分。

很多人讨论南宋灭亡的原因，都归之于蒙古军队的强大和权臣贾似道的误国。这当然是其中的原因，但并非全部。南宋在襄樊的失败和它六年后的灭亡一样，都不是某几个人或某几件事导致的结果，而是由于南宋这个大系统本身的“病变”在年深日久的累积中，“病毒”已经侵蚀到这个国家肌体的每个部分，并使它最终崩塌，而蒙古军队不过是加速了这个崩塌的过程。

很遗憾。这种病无药可医。

严格世袭的皇权体系，意味着必定有许多庸才坐到皇帝的宝座上，比如赵禥；庸才缺乏辨别贤愚的眼光，更无治理国家的能力。当然要依赖亲信之臣，贾似道之类依靠裙带关系攀上高位之权臣的出现，实属必然；权臣又要维持自己的权势而且处心积虑阻碍有才华的人上位，于是派系之争出现，阿谀奉承的小人被提拔，心有不满者遭排挤，范文虎是前者，刘整是后者；及至强敌来犯当为国效力之时，各方利益的纠葛也趋于高潮、于是名将李庭芝遭遇掣肘，与贾似道素来不和的高达被摁在了后方；至于那位给元军报信的无名小卒，也是这“九连环”中的一分子，大环境在逼迫所有人；最终，吕文焕被逼上了绝路。

襄樊之战是解读南宋灭亡的一个典型事件，几个人的命运变迁，折射出一个没落王朝的深重矛盾和无数个体的复杂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