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承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郭劳夫馆长、万一心书记关爱，安排我在该馆书库负责借阅图书。其间，钱临照先生经常亲自前来借还图书。每次先生到来，我都主动向前，以最快的速度取出先生欲借阅的图书。当时的想法很简单，钱先生这样的大科学家，其时间多宝贵呀，为他节省借书时间，无疑是我最大的贡献。谁知一来二往，很快引起钱先生的注意，他老人家问起我的姓名，开始几次，被我搪塞了过去，但后来还是经不住先生执着地追问，我不得不告诉他，“我叫王昌燧。”心想，先生知道我的身份后，再也不会理会我了。谁知事实恰恰相反，钱老一句“啊！你就是王昌燧！”略带惊讶的语气中似乎有着某种感慨，虽然我无法揣测钱老当时的内心反映，但自此之后，钱老多方面的持续关怀和提携，佑我平稳渡过常人难以想象的人生坎坷，确使我终生难忘。
钱老予我的如山恩泽，最为重要的体现是我工作的调动。记得1980年世界银行贷款中国，资助重点高校筹建结构成分分析实验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结构中心自然位列其中。时任中国科大副校长的钱临照院士和教务长包忠谋教授特批我到结构中心X射线衍射实验室，协助周贵恩教授工作，这一工作调动为我掌握多种国际先进材料分析仪器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也从一个侧面奠定了日后从事科技考古研究的基础。从科研角度来说，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钱老予我的如山恩泽，显著贯穿于我的基金申请过程之中。人们知道，基金资助既是科学研究的经费保证，也是学术水平的体现，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的项目，通常被视为国家级项目。大约在1989年，全国第二届科技考古学术讨论会在科大召开之际，恰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理学部姚梦璇主任和物理二处岳忠厚处长来我校考察，两位先生对我们的研究工作十分赞赏，建议我们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然而遗憾的是，因缺乏经验，翌年的申请未能获批。后来，根据两位先生的建议，请钱老写了一封推荐信，终于获得了一项国家基金委数理学部的主任基金，应该说，这是我获得的科研第一桶金，经费虽不多，但意义非同小可。须知自那时起直至今天，我几乎未中断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实际上，钱老为我获得科研经费，还多次邀请卢嘉锡、赵忠贤、何祚庥、冼鼎昌等院士写信给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宋健主任、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等，请他们关心我国的科技考古事业，支持我的科技考古研究。尽管不是所有的信件都能落实研究经费，但钱老的直接关心和支持，在相关领导和管理部门那里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以为，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钱老予我的如山恩泽，使我受益终生的是学术的关心和鼓励。1990年，我和我的合作者在青铜器粉状锈腐蚀机制和“黑漆古”铜镜耐腐蚀机理等方面皆取得了初步成果，考虑到我们都是科研领域的新兵，恐发表论文有一定困难，于是，借汇报之机，恳望钱老给予推荐，他老人家当即应允，结果两篇论文分别发表在《中国科学×B辑》和《物理学报》上。这两篇论文的发表，不仅奠定了我在科技考古界的学术地位，更重要的是坚定了终生从事科技考古事业的决心和信心。
钱老予我的如山恩泽，令人铭记终生的是助我走出国门。我国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不断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相应的中国考古自然受到世界考古界的特殊重视。从这一点讲，国际合作对我国科技考古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令人不解而无奈的是，当时科大主管出国政审的副书记始终认为我不能出国。应该是1990年吧，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单暐研究员介绍，日本帝京大学山梨文化财研究所与我校在科技考古领域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根据合作协议，每年安排3~4名教员访问日本，由我具体制定我校教员的访日计划和研究内容。让我尴尬的是，日方特别希望我访问山梨研究所，而我却只能一再搪塞，到后来，连我自己都觉得有些自欺欺人。正当我左右为难之时，钱老将谷超豪校长请到家中，建议解决我的出国问题。据说，谷校长了解情况后，经请示科学院有关部门，终于使我有机会走出国门，宣传我们的科研成果，弘扬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最初涉足科技考古领域时，我即深刻认识到，科大历来注重于理工科，几乎没有文科基础，欲使学校领导、教员重视科技考古学科，发表高水平的论文固然必不可少，筹建中国科技考古学会，并将其挂靠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同样至关重要。为此，开展科技考古研究伊始，便筹备全国科技考古会议。
需要指出的是，钱老予我的如山恩泽，同样反映于科技考古学会的筹备过程。记得最初的几次全国科技考古会议，或遥致贺词，或亲临会议，或为会议论文集撰写序言，钱老总以极大的热情给予切实的支持。不过，最令我感动不已的是，为了名正言顺地关心我国科技考古事业的发展，从来不屑“名誉”职务的钱老竟然应允担任了中国科技考古学会(筹)的名誉理事长。
综上所述，不难认识到，没有钱老的福泽相佑，就没有我今天科技考古学领域的学术成就。
钱临照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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