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位于陕西省东南部，言其境内有商山、洛水而得名。
商洛之名始于汉代，在汉朝及其之前则是上雒(县）和商(县)的地域合称。
商洛在战国时属商鞅的封地，和毗邻的于地，统称为“商于”之地。先后分属楚、晋（魏）、秦，最后统一于秦。秦孝公后因卫鞅破魏有功，将卫鞅分封"于商"十五邑。地域约秦岭至“城商塞”武关前后的商于六百里地域。故称其为“商君”、“商鞅”。
商鞅
近代出土文物带有“商”字的瓦当，确认系公元前340年秦封给商鞅之封邑所在。
关于商人先祖“契封于商”的说法，史书中的记载甚为明确：
《左传·昭公元年》："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
《昭明文选》引宋衷曰:"辰，龙星也。参，虎星也。"
大辰，指大火，即心宿二；亦指伐星与北辰。见《尔雅·释天》:"大辰，房、心、尾也。"
《左传·襄公九年》："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入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尔雅·释天》：咮谓之柳。柳，鹑火也。
大火是十二星次之一，源于中国人民对远古的星辰自然崇拜，是中国古代神话和天文学结合的产物。与十二辰相配为卯，与二十八宿相配为氐、房、心三宿。按《尔雅》，曾以房、心、尾三宿为标志星。据《汉书·律历志》载，日至其初为寒露，至其中为霜降。明末后译黄道十二宫的天蝎宫为大火宫。
二十八星宿分野图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蛇乘龙。龙，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
龙星，一种意义是"七月流火"所指的大火星；夏历"七月流火"，天气开始转凉。"大火"是星名。按照中国传统的"三垣二十八宿"的天区划分，"大火"星属于心宿，即"心宿二"(Antares)，因色红似火，得名大火。
在古代，心宿是河南商丘（宋国）一带地区的分野星。
禹贡九州图-对应的心宿分野
商星，即二十八宿中的心宿。也称"大辰"、"大火"、"龙星"。商星是古代殷商信奉的守护星，上古时期，帝喾高辛氏封其长子阏伯于商丘，阏伯是帝尧陶唐氏的火正，以火纪时，祭祀大火，所以商人将龙星作为商星。
后世《汉书·地理志》也有明确记载：
“周封微子于宋，今之睢阳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虚也。”
商人先祖-契（阏伯）
商国，《康熙字典》载：商，国名。【诗·商颂谱】商者，契所封之地。【疏】郑以汤取契之所封以为代号也，服虔王肃则不然。襄九年左传曰：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服虔云：相土契之孙居商丘，汤以为号。又书序王肃注亦云：然契之封商见于书传史记中，其文甚明。
晋杜预《春秋释例》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国睢阳县也。”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以及《路史·国名纪》、《括地志》等书，均承袭此说。
唐 杜佑《通典》卷第一百七十七州郡七：“宋州今理宋城县。高辛氏子阏伯所居商丘也。”
《辞海》：“商，古地名。在今河南商丘。商始祖契所居。”
很明显商国就是指现在的河南商丘。
那么历史上为何又有“契封于商洛”的说法出现呢？
在公元前二世纪，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写道：“殷契……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然而司马迁没有指明“商”的地望，后世学者便各抒己见，为“商”定位。
东汉郑玄认为：商在太华之阳，但没有指出具体的地点。
而最先把“商”和商洛连在一起的是西晋学者皇甫谧。他在《帝王世纪》中写道，“商契始封于商，在《禹贡》太华之阳，今上洛商是也”，并批评了别的观点，说“而学者以商丘为契封，谬矣”。
在他之后不久，北魏初的阚骃、南朝宋的裴骃都接受了皇甫谧的观点。特别是北魏末期我国古代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不仅也接受了商洛之说，而且还认为“殷商之名起于此矣”。他将前人的认识更推进了一步。
《水经注》：（丹水）又东南过商县南，又东南至于丹水县，入于均。丹水:契始封商，鲁连子曰：在太华之阳。皇甫谧、阚骃并以为上洛商县也。殷商之名，起于此矣。
后世《史记·秦始皇本纪》引《括地志》言：“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帝喾之子契所封也。”《水经注》曰：丹水自上洛经商县南，契始封此。契即帝喾之子。虞司徒契佐大禹治水，以功封商，是为商国。随着朝代的更替，地方建置先后为郡、州、路、道、区、分区、专区、地区，称谓不一，隶属各异。”
唐代，又有两位学者沿袭皇甫谧之说。一是贞观年间的萧德言，他在《括地志》中明确指出：“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帝喾之子契所封也。”二是开元年间的张守节，他在为《史记》所作的“正义”中照搬了《括地志》的说法。
宋代著名史学家郑樵在其《通志·商都》中说：“契封于商，后迁于毫，商即商洛，今为商州”；“商本山名，在州东南，周秦为商于地。故汉以名县，后周以名州”。
郑樵《通志》
近代著名学者魏源将契的始封地与汤的西毫联系起来，提出汤的西毫在商州。现代学者蒙文通亦谓商州为汤的西毫，且“为契之旧居”。董立章则说：“尧发现契在北方势力渐强，故改封商丘，后至舜则又改封陕东商洛，又因辅禹治水之功而复封商丘。”
自西晋学者皇甫谧首倡“契封于商洛”以来，郦道元、郑樵、魏源等著名学者紧随其说，因而给商洛各种地方志书的编写沿袭提供了史料依据。
后人对商洛的远古史也多有称誉。如：舜之子义均封于商洛，故称商均；均子季厘等九人俱封于商洛，故曰九商，死葬山阳县城附近；商族始祖契被舜授为司徒，掌管天下教化，被后世称为教育鼻祖，他的封地就在今商洛丹凤县城附近；契之子昭明，孙相土皆居商洛，且相土在此地发明了马拉车，使贸易日盛，世传“商业”一词便发源于此地；商洛境内的商山，形似商字，仓颉依此山形造出商字，汤建立王朝便以此山为名，称商朝，等等；
今《商洛地区志》引：“《史记·殷本纪》载，契(xiè)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商，国名也。《史记·秦始皇本纪》引《括地志》载：“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帝喾之子契所封也。”《水经注》曰：丹水自上洛经商县南，契始封此。契即帝喾之子。虞司徒契佐大禹治水，以功封商，是为商国。随着朝代的更替，地方建置先后为郡、州、路、道、区、分区、专区、地区，称谓不一，隶属各异。”
由此可见，皇甫谧首倡“契封于商洛”的说法对后世的影响相当久远。
我国老一辈著名史学家对此问题的看法
近代以来，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思勉、白寿彝、谭其骧、史念海等老一辈史学家研究商人历史的著作，发现他们当中无一人同意契封于（或居于）商洛的说法。
郭沫若认为：契的居地在今山东滕县，其子昭明迁于砥石（今河北砥水流域），昭明子相土又迁居到商丘（今河南商丘），相土后来将势力扩展到泰山附近，该地被称为“相土之东都”（《中国史稿》）。
范文澜明确指出：“契部落居商丘。”（《中国通史简编》）
翦伯赞则认为：“商族的最初出发点，是在今日河北平原北之易水流域，后来迁到了渤海沿岸……‘相土之东都’，以今日地理言之，当在辽东或朝鲜。”
白寿彝观点，则认为商族起源于河北南部的漳河流域，“商族即由漳水（古或称滳水）而得名”。
先商兴起地域
谭其骧主持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修订的权威工具书《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对“商”的解释十分明确：“商，古地名。在今河南商丘。商始祖契所居。由地名成为国族名。”
史念海先生早年与顾颉刚老先生都主张殷商民族起源于东方（东北或河、济之间）。近年来，他先后在两部著作中都认为：商和商丘可能是一个地方，都在河南商丘一带，但又指出，由于商丘至今未发掘出来商族早期活动的遗迹，故对商丘也不能肯定。
据朱凤瀚等先生研究，就整个中国史界而言，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关于商族起源地的说法，不下十来种，但极少有人坚持商洛说的。这就是说，经过六七十年时间对历史文献的研究，我国史界普遍否定了商洛说。其理由似乎很简单。吕思勉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契之本封，郑玄、皇甫谧之言，盖因后世地名而误。”李学勤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因为商代过于古远，后世地名相同或相似的又多，单纯互相比附，即使找到一串共同的地名，终究是有些危险的。”对此深有感触。商先公居地名“商丘”者至少有三处。汤都名“毫”者至少有五处（尚不算名“博”、“薄”、“蕃”“番”者）。古人有将早先居地之名搬到新迁之地的习惯，给后世造成了异地同名的混乱。加之“有关殷商史的文献实在少得可怜”，而且支离破碎，含糊不清，因此，没有考古学的证据，单从研究古文献入手，是不能彻底弄清商族起源问题的。“考古发现将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新的增长点”。
考古学已经证明：商洛不在先商文化区
先商文化的概念是我国著名考古学者邹衡先生在二十多年前提出来的，已被我国考古学界所认同。它是指自契至汤十四代商人先公们所创建的有别于同时代的夏族，周族、夷人等创造的文化，它是汤建国后的早商文化的一个源头。正因为它有商族自己的特色，便能成为学者们探寻汤建国以前诸先公活动踪迹的依据。
由于自契至汤建国所经历的时间，大体上与夏王朝相一致。这就给探索先商文化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稍不注意，便会将先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夏文化）混为一谈。邹先生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于1978年提出河北省邯郸涧沟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为先商文化，并划分出漳河型、辉卫型的郑州南关外型。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先生将此遗存称为下七垣文化，并将其分为三期。沈勇则将保定以北的此类型遗存命名为先商文化保北类型。
下七垣文化分布
邹先生指出：“先商文化问题，实际上就是要寻找商文化的来源……按照我们的论点，早商文化（二里岗型）直接来源于先商文化的南关外型，而南关外型又来源于先商文化的漳河型。他认为：成汤以前，商人活动地区的中心地点即在滹沱河与漳河间。“漳水当初或即叫滳水”，“考古学证明，这个名商的地区就是今漳河地区。”[后来商人活动逐渐南移，便有辉卫型和南关外型，1999年，邹先生又指出：“《世本·居篇》云：‘契居蕃’为根据地。《史记·殷本纪》亦曰：契‘封于商’。商的地望，结合‘蕃’（今河北平山附近）地看来，今漳河地区当是商人最早活动的地区。邹先生还考证了这一地区关于商人祖先的传说记载，结合这里的考古发现，将这一地区称为“商文化的‘老家’”。
对于半个世纪以来史界比较流行的“山东说”和“辽西说”，邹先生认为：“现在从考古发现来看，相当于先商时期的文化，在山东省为岳石文化，在辽西者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这两种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商代前期文化差别均甚大，彼此并无明显的渊源关系。前二者决不可能是先商文化。所以，目前考古学界一般都不采用此说。”
至于“豫东（商丘）说”，邹先生仍认为从考古学上找不到证明。对于契孙相土所居，邹先生认为，相土的西都应在契的居地，即今河北滹沱河一带，后徒东都，即今河南濮阳（古亦称商丘）。
邹先生先商文化说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当然不排除在个别问题上有不同看法）。白寿彝先生称邹先生“对商周考古有开拓之功”。他在总编目前我国最大规模的《中国通史》时，对于殷商史，就完全请邹先生执笔。李学勤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李民与张国硕的《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李季的《千秋索引，百年寻觅》（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杜，2000年），董琦的《虞夏时期的中原》（科学出版社，2000年）等近年出版的著作，都采用了邹先生的观点。2000年5月26日，《光明日报》“史学”专栏发表陈旭先生的文章：《邹衡先生与夏文化探索》，高度评价邹先生关于先商文化的研究成果，“解决了商族起源问题，使中国古代信史从殷墟晚商推进到先商时代”。这一评价，确实道出了中国史界与考古学界同仁的共同心声。
既然商族起源问题已由现代考古学成果所解决，那么，陕西商洛不是商文化的老家，不是契及昭明、相土等的封地（或居地），则是确定无疑了。
而根据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先商文化是以漳河类型为主体向外扩展的，在其中期（即冥，振、微时代），商族先民经濮阳地区直驱南下占领豫东杞县，“到先商文化晚期，挥戈西向，占领郑毫，建国立业”。
由此看来，契，昭明、相土时期，商族先公们尚未南下，到冥，振、微时期南下时选择的是东南方向，也未绕道西南方向到商洛活动。从商洛现有的考古资料分析，也丝毫看不出商族先公们在此地曾经留居过的踪迹。商洛比较有名气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是1953年发现的商县紫荆遗址。这里的主要内涵物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存。其上叠压着龙山文化时期的客省庄文化遗存。客省庄文化并非先商文化的渊源。先商文化是在以河南安阳为中心的后冈二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紫荆遗址还有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早期第1组遗存，“属于河南夏文化向西扩展的结果”。这就排除了商族先公们曾经在此驻足的可能。
几年前，商州市（即商县）附近东龙山砖场取土时发现了一处叠压着夏商周三代遗存的生活区。当时曾引起轰动。有人认为，这次可望见到商族始祖们在此活动的证明了。当时，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组首席科学家李倍谦亲来考察，后来将“商州东龙山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列入断代工程的增设专题中。邹衡先生也曾两次前来考察。但他们返京之后，至今未见发表修改原来观点的文章，说明商州东龙山遗址只能为夏商周断代提供参考，并不能证明此地有先商文化的痕迹。有学者还曾就此事请教过邹先生的高足董琦先生。他回信说：“到目前为止，商洛地区尚未发现先商文化时期的商文化遗存，亦未见有此类文章材料发表。”
远处眺望:商洛东龙山明代古塔
总言之，无论是整个中原文化区，还是地处一隅的商洛地区，其考古学遗址都一一证明：商洛与契等商族先公们确实无缘。
参考资料
《商洛地区志》，方志出版社
《康新字典》（ 康熙字典解字．在线新华字典词典）
《左传》、《尔雅》注疏
《春秋释例》，晋，杜预著。
《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撰。
《通典》杜佑著
《辞海》，舒新城主编
《史记·殷本纪》，司马迁著
《中国史稿》，郭沫若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