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新四军军医学校在临沂的校址（新四军山东军区卫生部）
抗战胜利前夕，处在日伪政府统治下的上海，经济崩溃、人心惶惶。不少爱国民主人士既对抗战胜利充满渴望，又对中国的前途充满忧虑。此时，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积极与爱国人士交谈、接触，向他们宣传党的政治思想，表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决心，赢得了各界爱国人士的尊敬。
1945年春，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长刘长胜、秘书兼干部科长张承宗，派遣地下党员曹达来到上海，向上海爱国民主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最新的思想要点，并让曹达尽量去动员这些爱国人士来淮南抗日根据地参观。据曹达的回忆，起初接到这项任务时，他有些犹豫：在这抗战的紧要关头，这项工作能为大局起到多大作用呢？很快，在上级领导的教育与鼓励下，曹达意识到统战工作的意义与这项任务的重要性。
在抗战时期，曹达曾以商人身份为掩护，在镇江、扬州等地进行秘密活动。除此之外，他与不少上海医药界人士有过接触。经过一番仔细思考，曹达决定根据自己了解的上海医药界的人际关系，拟定统战对象的名单。
曹达首先去拜访自己的旧识——培福药厂厂长闻余堂。闻余堂早就感佩中共抗战的决心，也曾与曹达一起参加过上海药剂生联谊会、职业界救国会等社会活动。听闻可以到新四军驻地参观，闻余堂当即同意。不仅如此，他还表示要带大儿子闻尧一起去新四军驻地，希望儿子可以留在新四军中参加工作。闻氏父子到达淮南根据地后，张承宗热情接待了他们。闻余堂在药房方面提出很多建议，尤其是在控制西药质量方面。抗战胜利后，曹达介绍闻余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闻氏父子的经历，为上海医药界人士参观新四军驻地开了一个好头。不久，第二批参观者——上海药剂师钟信仁、药剂师唐国裕、化学师李尊权，在曹达的护送下辗转来到淮南。唐国裕出身于富裕家庭，一路上的辛劳使他切实感受到了劳动人民的疾苦。抗战胜利后，唐国裕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先参观的闻余堂，回到上海后又介绍了第三批参观者——中国胶丸厂厂长胡汉民父女3人跟随曹达来根据地参观。
在第二批参观者参观新四军驻地时，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宫乃泉表示，希望上海能有专家来驻地工作。曹达通过唐国裕的关系，认识了爱国民主人士——震旦大学医科讲师许邦宪。许邦宪利用人际关系，向医药界上层研究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与招揽人才的心意。终于，党组织工作人员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努力有了回报：当时在国际上颇有声誉的科学家、雷斯德研究所研究员沈霁春，表达了自己愿意去新四军军医大学教授生理学的愿望。
沈霁春曾留学比利时并获得博士学位，返回上海后在雷斯德医学研究所工作，著有《动物的适应性生活》《卫生学ABC》等著作，并发表多篇论文。然而，1945年上海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各项科研事业陷入困顿，沈霁春曾想过离开日伪统治下的上海，到国民党政府或是共产党政府控制下的地区继续自己的事业。在听到参观回来的医药界人士对抗日根据地的夸赞后，沈霁春也为中共坚持抗战的精神所感动。
1945年5月，沈霁春与党组织有所接触后，明确了要投入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想法。经过再三考虑，他坚定了信念，放弃自己在上海的工作与生活，毅然携家人投入到中共抗日救亡、建设新中国的队伍中。在共产党地下交通员曹达的护送下，一家6口辗转来到了淮南新四军卫生部驻地。6月，沈霁春任教于新四军军医大学，成为生理学教授，为新四军卫生医疗事业及军医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