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称为“孤岛”的上海公共租界最繁华的南京路上，1939年12月12日，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市的暗杀事件，被害者是“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负责人、共产党员茅丽瑛。这起暗杀，是日伪特务一手策划的迫害抗日志士的恐怖事件，在上海各界引起了强烈愤慨和巨大反响。当时，《申报》有文章写道：“前往致祭者达两千余人，仪式庄严肃穆，备极哀荣”，其情绪为“鲁迅先生逝世后所未有”。
投身救亡
茅丽瑛（1910—1939），生于杭州，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小小年纪随母亲投奔上海亲戚谋生。经亲戚介绍，母亲进入上海启秀女校幼稚园当校工。1918年，年满8岁的茅丽瑛，入启秀女校读书。她资质颖慧又勤奋好学，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深得老师的赞赏和同学的尊敬。她的英语成绩为全班之最，且能与英语教师对答如流。为准备学费，她一面学习，一面兼职教低年级课程，成为启秀女中唯一的半工半读生。1930年，考入苏州东吴大学法律系，她立志要保障人权，拯救无辜，改变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状况。可高昂的学费使得茅丽瑛无力支付，仅念完第一学期，就被迫辍学。
上海职妇剧团公演后全体合影（后排左一茅丽瑛）
1931年3月，茅丽瑛考入江海关（今上海海关），当了一名秘书课英文打字员。海关的职业在当时被称为“金饭碗”，待遇优厚，为人所羡慕。可是，茅丽瑛在其中亲眼看到中国的海关主权操纵在帝国主义手里，亲身体会到民族受压迫和妇女受歧视。强烈的民族意识，使茅丽瑛感到屈辱和义愤。为寻求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的道路，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江海关进步团体“乐文社”，学习了《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讨时事和社会问题。通过学习和积极参加“乐文社”抗日救亡活动，茅丽瑛从中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上海各界人民奋起支援抗战，救亡团体纷纷成立。茅丽瑛作为“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慰劳组负责人，积极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斗争中去，废寝忘食地进行募捐、宣传、慰劳伤兵、救济难民等工作。11月5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9日，蒋介石下令全军撤退，放弃上海。至此，上海除市区租界这块“孤岛”外，均沦落敌手。茅丽瑛义愤填膺，毅然抛弃“金饭碗”，告别相依为命的母亲，参加“海关救亡长征团”，奔赴内地，投身抗日救亡斗争的洪流。她对友人说：“我爱我母亲，但我也爱我祖国，危难中的祖国，是更需要我们年轻人的热血呢！”
1938年春，江苏省职业界救亡协会党组织决定将职业妇女会改组成职业妇女俱乐部。而此时的茅丽瑛也结束了救亡长征团的工作，返回上海。为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她回到母校启秀女中，担任英语教师，同时开展职业妇女运动。5月5日，茅丽瑛团结了一批进步职业妇女，在南京路120号福利公司3楼筹备成立了“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简称“职妇”），她被选为“职妇”负责人，并在斗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职妇”会员爱国热情很高，活动也很活跃，经常举办读书会、时事讨论会、训练班、募捐等。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职妇”的各项工作蓬勃开展起来，会员最多时发展到1000多人，成为当时上海重要的进步团体之一。茅丽瑛全身心投入救亡工作，终日奔忙。母亲病危临终时，也没能赶上告别。她噙着泪对姐妹们说：“我本想做一个孝顺女儿，但是看看祖国这样危难，社会这样黑暗，人民这样痛苦，我怎能只顾家庭安逸。为了工作，我甚至没有谈恋爱的时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呵！”
义卖斗争
1939年春，上海各界人民慰劳团从皖南慰问新四军返沪，带回了新四军英勇抗战、痛歼敌寇的消息。这时，党组织交给茅丽瑛一项工作：为新四军募集一批棉衣，同时募款救济难民。她满怀激情地接受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她发动“职妇”会员筹备举办“物品慈善义卖会”，为救济难民和支援抗日军队筹募捐款，征集义卖物品。“职妇”的义卖活动，得到许多群众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的热烈支持，许多公司、商店及个人，捐赠各种物品。“职妇”会员还制作了许多精美的工艺品，参加义卖。为使义卖“合法化”，茅丽瑛还向公共租界工部局登记立案，领取了执照。当时，租界环境日益险恶，日伪特务迫害抗日志士的恐怖事件时有发生。“职妇”的义卖活动，一开始就受到敌人的注意和仇视。6月7日下午，“职妇”借广播电台，邀请名伶播音，动员各界人士踊跃捐助义卖物品。傍晚，电台收到一封恐吓信，写着：“立即停止，否则将于你们不利！”并附有子弹一枚。后来，又胁迫有关单位拒绝借给义卖的会场。茅丽瑛当即表示：“不举行义卖会，打退却，正中敌人的阴谋。不举行义卖会，群众关心难胞、关心抗日的热情，会受到挫折。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举行这个义卖会。我已下了决心，愿为义卖而生，为义卖而死！”茅丽瑛无畏的献身精神深深感染了战友们，大家决定义卖会按期举行，会场就设在“职妇”的会所内。为了弥补场地狭小的缺陷，他们决定延长义卖时间。在茅丽瑛带领下，姐妹们一起动手，连夜突击布置会场，经过通宵奋战，小小会所里陈列的物品可谓琳琅满目。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藏的茅丽瑛遇害时随身携带的笔记本 （资料图片）
7月14日上午9时，“物品慈善义卖会”在南京路的“职妇”会所内如期开幕。购买物品的群众蜂拥而至，报社记者也赶来采访。会场内顾客熙熙攘攘，气氛十分热烈。下午2时许，会场里突然冲进两个穿西装的人，蛮横地将货柜推翻，撕下“一切为义卖”的标语，义卖品一时被践踏满地，秩序大乱。原来，敌人不甘心失败，竟派暴徒前来会场捣乱。茅丽瑛怒不可遏，大喊：“捉特务！捉特务！”暴徒最终被大家抓住，扭送租界巡捕房。茅丽瑛带领大家整顿好会场，继续营业。但群众的情绪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会场里充溢着对敌人的憎恨和对民族败类的鄙视。一位中年男子拉着记者的手，愤愤不平地说：“你们要报道真相，讲公道话。中国人甘心做奴才的只有一小撮！”说罢，迅速脱下长衫，举起高喊：“义卖！”这时，周围响起一片“义卖”的声浪，犹如浦江春潮，势不可挡。茅丽瑛看着这动人的情景，激动得热泪盈眶，感到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义卖会举行了两天，终于圆满结束。义卖所得款项，除了救济难民，还完成了为新四军募集棉衣的计划。“职妇”的义卖斗争，受到人们的赞扬，犹如一颗耀眼的流星，划破“孤岛”沉寂的夜空，鼓舞和激励着人们的抗日热情。
血洒孤岛
义卖运动的巨大成功，更引起敌人的惊恐和仇视，他们把茅丽瑛视若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特工机关派遣女特务打入“职妇”内部，刺探“职妇”活动情况和茅丽瑛的行踪。汪伪报纸《新申报》公开点名威胁茅丽瑛，攻击她是“共产党激烈分子”。同志们都担心茅丽瑛的安全，劝她暂避一时。但她不顾个人安危，仍坚持工作。她说：“除了工作，生命中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东西！”环境越来越险恶，党组织决定安排茅丽瑛撤离上海，指示她暂时隐蔽。可是，她还来不及转移，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
1939年12月12日夜晚，茅丽瑛参加“职妇”理事会后，与两名会员一起下楼，刚走出会所，突然从墙角闪出两个歹徒，恶狠狠地挡住去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她们。茅丽瑛刚要开口呼喊，罪恶的子弹已经出膛，“砰！砰！砰！”连续3枪，击中茅丽瑛的腿部和腹部。“职妇”同仁郁钟馥在“职妇”办公室听到枪声后，从楼上奔到茅丽瑛身边，此时的凶手已经逃逸。茅丽瑛躺在血泊之中，却很镇静，让郁钟馥不要惊慌着急，并从衣袋里摸出一本小日记本交给她，日记本内有不少茅丽瑛记下的重要人名、事项以及通讯方式等。因当时环境的险恶，郁钟馥情急之下，把其中有字迹的纸全撕毁了，余下的空本保留在身边（1959年捐献给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第二天，上海各报刊登了茅丽瑛被刺受伤送往仁济医院的消息，并披露凶手驱车驰入沪西极司斐尔路（今万航渡路）日伪76号特工总部。人们对这样一位爱国女志士遭到敌伪的毒手而感到无比愤慨，许多群众捧着鲜花到仁济医院来慰问，却遭到拦阻。医院完全屈服于日伪的压力，将茅丽瑛列为“政治病人”，禁止任何人进院探望。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积极设法抢救茅丽瑛，曾通过医院内的中共党员护士进行探视和慰问，并准备转院治疗。但到了第三天，茅丽瑛终因伤重不治而亡，时年29岁。她在生命垂危之际，留下最后遗言：“别悲伤，也吩咐一切人别为我悲伤！我是时刻准备着牺牲的，只要你们仍旧继续不断地工作下去！”
茅丽瑛被害后，上海各群众团体组织了联合治丧委员会，决定举行隆重的公祭仪式。日伪特务机关惊慌失措，分别写恐吓信给报社和殡仪馆，企图压制群众的悼念活动。敌人的恐吓禁锢不住正义的呼声，前来吊唁的群众络绎不绝。远在香港的知名人士何香凝，特派专人来沪致祭。12月17日那天，瞻仰仪容的群众，排成长长的队列。万国殡仪馆大厅里，陈列着茅丽瑛烈士的血衣。各界人士和团体挽赠的花圈层层叠叠，墙上挂满了挽联，表达了对烈士的哀思和对敌人的强烈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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