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历史？它就像‘风声’一样从远方传来，虚实不定，真假难辨。”
相对于《风声》中故事的精密、复杂和时空跨度，麦家关于“历史”的言论显得谨慎而低调。
很显然麦家更愿意让“故事”自己发声，更相信出色的“虚构”能够由内而外地辐射出询问历史的能量和光芒。
“历史”之于麦家既非宏阔、沉重而难以描述，也非辽远、缥缈而可以放纵想象，而是一个个具体、完整的故事，是与具体的政治、日常、回忆、传闻、欲望相关的经验、情感和意义。
更何况，麦家写作的起点，恰恰是从追寻被刻意抹去的历史真实开始，或者说是始于试图靠近历史深处的某个禁忌。
于是，在“虚构”与“历史”之间形成了某种戏剧性的张力关系。这是麦家写作的魅力所在。
这种情形可以借用麦家的小说标题来形容，即《让蒙面人说话》，这篇小说的内容后来被改写为长篇小说《暗算》的一部分。
不妨把“让蒙面人说话”理解为麦家讲述秘密和禁忌的姿态，即如何讲述禁止言说的秘密。
正如李敬泽评价的那样：“麦家所长期坚持的角度，是出于天性，出于一种智力和趣味上的偏嗜，但同时，在这条逼仄的路上走下去，麦家终于从意想不到的角度，像一个偷袭者，出现在他所处的时代。”
麦家说：“我也许属于比较‘勇敢’的人，选择了离，重新找时找到了‘解密’系列：我明确地感到，这是我的‘另一半’，然后它就像是我的爱人，如影相随，心心相印，对我的影响和改变也不亚于爱人。”
“谍战”属于那种溢出历史、现实常态的“奇异”经验，经验本身所具有的故事性、传奇性很容易引发审美阅读层面的“震惊”，以至于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对文本更为深刻全面的细读。
所以，处理常态经验的能力也是衡量作家功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麦家有过17年的军旅生涯，除了那些谍战系列，与军队有关的题材在麦家的写作中占有很重要的部分。
《第二种败》写于麦家服役期间。故事比较简单：在一场战斗中，指挥官阿今血战至孤身一人。他在并不知晓已经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举枪自尽。
所以，故事混合着荒诞、怜惜以及轻微的嘲讽。
《两位富阳姑娘》亦是个士兵死于羞愧的故事，只不过这次是女兵自杀。
这篇小说最为奇特的地方在于，所有的人物都没有名字，只有亲属关系、职业身份来标示他们在故事中的作用和相互关系。
人人皆为匿名，具体的个人消失于功能、符号的背后，就连道德对象也成了符号和功能，背后具体的个人已经变得不重要。
《解密》是麦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解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
用麦家自己的话来说：“破解密码，是一位天才努力揣测另一位天才的‘心’。这心不是美丽之心，而是阴谋之心，是万丈深渊，是偷天陷阱，是一个天才葬送另一位天才的坟墓。”
很显然，这是个关于天才和阴谋的故事。因为麦家并没有止步于故事本身，这部卓越的小说的诞生便有可能。
《暗算》的结构是对应了以隐秘的方式被关联起来的一群人。当麦家再次动用了“非虚构”手段以后，“特权”使得他描述这群人的日常成为可能。
于是，“世俗”进入了故事，这也使得《暗算》看上去像是采取了去神秘化的叙述策略。
阿炳、黄依依、陈二湖以不同的方式展现了他们与“世俗”的纠葛。
阿炳作为一个在生理上天赋异禀之人，本来就对世俗就缺乏基本认知。
精神的残缺与权力对肉身的工具化要求不谋而合，而权力的奖赏恰恰是世俗的享乐。所以，阿炳死于权力的馈赠。阿炳之死也就充满了反讽的意味。
黄依依与阿炳形成了鲜明对照。作为一个精神健全、肉体健康的人，黄依依试图向权力索要世俗的欢愉时，却被视为“一个有问题的天使”。
黄依依最终死于权力剥夺所导致的人生的失衡和失控。
《暗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
与阿炳、黄依依不同的是，陈二湖对世俗生活表现出主动的拒绝和明显的不适应。
在《风声》中，麦家开始对历史本身感兴趣，或者说历史从何而来成为了有待“解密”的问题。
《风声》无疑是谍战三部曲中最具戏剧性和设计感的故事。核心故事是一场发生在封闭空间的生死智斗。
然而当故事里的幸存者和知情者在事后纷纷发声时，读者才意识到这个精彩的故事仅仅只是个供拆解的目标。
回忆、录音、访谈、正史记载，甚至是重要证物，不仅仅在消解故事的可信度，而且彼此之间相互证伪，甚至在细节回忆和证物真伪方面都出现了重大分歧。
有趣的是，证物的真伪并不在于真相的澄清，反而暴露了历史叙述偏爱戏剧化的情节设计和道具使用的倾向。
用麦家自己的话来说：“正如历史本身，它像‘风声’一样从远处传来，时左时右，是是非非，令人虚实不定，真假难辨。”
当麦家把历史视为虚无的时候，也就意味他那把那些历史中的秘密和人都一起抛入了虚空。
四年后，麦家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刀尖》，上下两部的副标题分别为“阳面”、“阴面”。
可以借用这种说法来进一步理解麦家看待经验及其意义的方式。
“阴面”和“阳面”都未必是抵达真相的途径，经验的多种面相相互对峙、逼供、角力时所撕开的那道狭缝或窄门，可能才是抵达秘密深处的入口。
《人生海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
就像麦家新近的长篇小说《人生海海》里的主人公，他有时被叫作“上校”，有时被嘲笑为“太监”，而他的真名叫“蒋正南”，于是如何讲述他的真实经历及其背后“秘密”便成了一个问题。
“上校”与“太监”分别代表“蒋正南”所经历过的历史的荣光与屈辱。
麦家就是在对荣光、屈辱及其背后的“秘密”的一一求证、还原和“解密”过程中，将童年的记忆编织成了雄浑的历史故事。
更为重要的是，麦家这次再次展示了他奇崛的想象力和精妙的赋形能力。
简而言之，历史的肉身，或肉身的历史以一种直观、鲜活的意义和形态穿行于《人生海海》的字里行间。
在某些时刻，高昂的生殖器可以作为历史进攻的武器，是历史荣耀的表征。欲望、身体、色情都失去了具体的内容和道德伦理相对性，成为历史正义本身。
而在另外一些时刻，历史的“耻辱和罪恶”真的被刻在肉身的隐秘之处，需要以禁欲和沉默来拼死守护。
身体和伦理的道德羞耻感一旦被历史征用并过度强化，往往是历史溃败、唯余肉身可以支配之时。
在两端之间，信仰、革命、世俗所构成的基本历史态貌无一不在试图重新塑造这个脆弱的肉身。
用麦家自己的话来说：“这个小说其实和革命、暴力、创伤是纠缠不清的。”
这本是个无休无止的过程，但是当蒋正南成为一个“鹤发童颜害羞胆怯”的老人时，便意味着故事将走到尽头。蒋正南精神崩溃后，智力回到了童年状态。
所谓童年是指“完全幼稚、天真、透明”的精神状态，对过去没有记忆，对未来没有恐惧。
这种刻意设计的情节与其说是麦家试图与历史和解，毋宁说是过于沉重、难以承受而不得不谨慎地终止询问和探索。
因为所谓“童年”既阻止不了创伤记忆的偶尔闪回，更抹除不了刻在肉身上的历史污迹。
这样的设计其实就是麦家试图带着他所珍视的人物一起从历史中逃逸。
这种意图在故事的结尾表现得更清晰，那块历史的污迹已经被简陋的纹身替代：“一棵树，褐色的树干粗壮，伞形的树冠墨绿得发黑，垂挂着四盏红灯笼。”
树冠遮住了一行字，那行字事关历史的色情和暴力，四个灯笼则掩盖了四个汉字，那是一个日本女人的名字。
把污迹和创伤涂抹、美化为一幅美丽的风景，麦家故意制造了与历史和解的幻觉，他要借此掩护自己暂时的退场。
因为关于“秘密”每次探寻，都是与历史身心俱惫的缠斗，他需要稍事喘息，为下一次猝不及防的偷袭养精蓄锐。
作者：方岩
来源：文章选自《杨子江文学评论》。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遇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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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hans/jYWqQ3EBrZ4kL1ViVU4p.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