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人的一生为追求梦想而活。
可有很多人或因天生障碍，或遭遇突发意外，生生被命运剥夺了追梦的资格。
在别人为梦想奔走的时候，他们被迫藏于家中，无事可做，无处可去，逐渐淡出了社会。既要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又要忍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创伤。
但有一位56岁的障碍人士，不仅要追求自身幸福，还决心要把其他障碍人士从阴霾中拉出来。
她就是来自辽宁本溪的邢敏。
从2005年到现在，14年来，她一直为障碍家庭奔走。
这期间，她帮数百残疾人走出家门找到了工作。对于能力较低的心智障碍者，她还开办了残疾人会馆，专职负责大龄心智障碍者的托养问题，为得就是有这份需要的人群活得开心，有成就感。
今年4月16日，她登上了央视《向幸福出发》栏目。
“大米和小米”编辑在节目后采访了她。
今年3月，我们阳光家园残疾人会馆，收到了央视《向幸福出发》栏目的录制邀请。
这让我们很意外，也很激动，但直到录制那天，我才知道，《像幸福出发》栏目居然没有彩排，这群心智障碍孩子们能顺利完成录制吗？当时我心里直打鼓。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当天晚上九点半，春伟、付淳、学峰和一鸣4个大小伙子先上台，无论是才艺表演，还是和主持人聊天，都表现得从容而自信。
邢敏和阳光家园的部分心智障碍孩子
春伟唱的《小拜年》还得到了主持人的称赞。这首歌，他已经学唱了12年，我也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在心智障碍的圈子里十数年。
我是邢敏，生于1963年。出生后的第4个月，我患上了小儿麻痹症，从此落下了双下肢麻痹的毛病，行动不便，不能下蹲。
可父母对我的宠爱与期待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
我的父母是双职工，母亲是一家工厂的管理层，生活条件比村里人要好一些。父母对周围人也很热心，小时候家里做饭，妈妈会准备一大锅，村里谁来盛都可以。
在这种氛围的潜移默化下，我也一直很开朗，没有因为自己腿部的障碍而自卑。
初中毕业后，我顺利地进入当地一家纺织厂工作，后来又和丈夫创业开了家五金杂货店，日子过得一直不错。
因为腿部的障碍，我从小得到了街坊，同事，甚至是陌生人的帮助。
因此，我也很愿意尽自己所能帮助周围人。比如空闲时间，我经常参与社区里的各项活动，社区里发生了什么矛盾，大家也愿意来找我帮忙调解。
一来二去，我和社区主任熟了起来。2005年10月，经他推荐，我成为社区残疾人专职委员。
就这样，我从42岁开始，认识了越来越多的残疾人。
当时，我主要工作就是和同事一起，建立本溪市的残疾人档案。
我经常需要走访障碍人士家庭，也因此目睹了很多障碍家庭心酸的生活现状。因为自己也是残疾人，我便更能理解残疾人家庭的困苦与无助。
一个叫小梁的小伙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米8的大高个，一次亲属打架时，他去劝架，不小心被人从楼梯上推下去摔瘫痪了，花光了家里的全部积蓄没有治好。自此，他也一下子从全家人的骄傲、希望，变成了家里最大的负担。
因为自己也是残疾人，我便更能理解残疾人家庭的困苦与无助。
这个群体需要有人帮一把！
那时候很单纯的想法便是，对于障碍人士家庭，最直接有效的帮助，就是帮他们解决就业问题。
2006年，和同事登记好残疾人信息后，我开始在本溪市的各大工厂，酒店奔走，向企业推荐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残疾员工。
另外，我还发动了身边所有的朋友，街坊，包括社区的军嫂来帮助介绍工作。
有的障碍人士参加工作后又被辞退了，我们就再帮他们找；
有的因多次被辞退，开始自暴自弃，我们便和他们聊天，提供心理辅导；
还有障碍夫妻发生家庭矛盾时，我们也经常上门调解……
事情越管越多，我干脆把社区每个月发给我的两百多块工资全拿了出来，租了一间办公室。这既方便同事们一起讨论工作，又给残疾人们提供了一处聊天，娱乐，分享咨询的地方。
因为国家对于招收残疾员工企业有优惠政策，所以当时的工作并不难展开。但真正解决残疾人就业问题，也并不容易。
两年下来，我和同事帮数百残疾人找到了工作，大部分是保洁，扫院子，看大门和挂靠等。或许“挂靠”没那么光彩，但至少让他们有了养老保险。
旅行中的阳光家园成员
在残疾人群体中，心智障碍者的就业问题尤其困难。不少心智障碍者，从特殊学校毕业后，就只能被藏在家中，甚至还需要家人牺牲工作，专门看护。
2007年9月，在残联领导的支持下，我挂牌成立了明山区残疾人会馆，专职负责大龄心智障碍者的托养。
我的想法是，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他们家里人就能解脱出来，做点营生。
会馆加上我一共6个老师，实行半日托，从上午8点开到下午2点，但不少孩子拖到三四点，甚至有人会吃了晚餐才会回家。
每天上午，孩子们学语文，背古诗，学画画。下午学习串珠，十字绣，做家务，锻炼他们的生活自理和动手能力。
2009年，应政府号召，更名为阳光家园残疾人会馆，成为了残联认证的残疾人民间社团。从2009年到2017年，每年都能得到残联5万元的拨款。
现在阳光家园的心智障碍者，一共有42位，最小的17岁，最大的38岁。有人来了5年，有人则从会馆刚成立的时候，就开始跟着我。
他们中8人患有自闭症，还有一些人患有唐氏综合征，及智力发育迟缓和癫痫等疾病。
每个孩子有不同的问题，每个家庭也都有各自的心酸过往。
2014年6月份，原本在当地育智学校上学，23岁自闭症患者徐景仁，就在校长的介绍下来到了阳光家园。
我记得他刚开始来的时候，大小便不能自理，吃饭要人喂，脾气一上来就疯狂跺脚，用头撞墙。
还有虽然会说话，但整日自己坐在一边，谁也不理，谁也叫不动，只喜欢撕纸和看相片。
正坐在地上的景仁和陪他玩的邢敏
那时候，景仁父亲刚刚去世，他的母亲，一个女人，既要照料各种日常琐事，又要为了生计上班，根本没有时间照顾他，徐景仁的身体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大腿上出现了很多皮疹。
我看这个家庭实在不容易，就景仁让在阳光家园住了一个月。每日同吃同住，帮他喂饭，照顾他去厕所，买来了药物每天帮他洗澡擦药。空闲时，我和丈夫还带他出去逛街，买零食给他吃。
渐渐地，景仁慢慢对我，对阳光家园的其他孩子打开了心扉，情绪问题也有所减少，还学会了自己吃饭。
我头疼时，还会说“邢姨我伺候你”，主动给我端来温水，让我觉得很暖心。
但他依旧调皮，经常做出搞笑的事情。
一天看电视，因为喜欢的节目播完了，不开心的景仁就用改锥把电视柜的两个抽箱拆了。等我过来时，他笑得一脸灿烂，还问我“邢姨，我厉害不”。
我哭笑不得，就给景仁妈妈打了电话，分享景仁的“杰作”。
电话另一头景仁妈妈很是局促和吃惊，连连埋怨孩子怎么又拆家了。
原来景仁从小就喜欢破坏东西，妈妈一方面担心要赔钱，一方面她又担心我会因此拒收孩子。
这让我五味陈杂，我感受到了家里有一个心智障碍孩子，父母会过得多幺小心翼翼。
孩子在和外界交往时，一件细微小事，都可能引起他们的“惊慌”。
徐景仁和邢敏的近照
我觉得，走出去与社会连接，对于心智障碍人士来说很重要。
所以，有空的时候，我会带着孩子们外出活动，如爬山，坐游船等。目前，本溪周围的景点都基本上逛完了，还去过兰州。
当然，组织一大群心智障碍的孩子可不容易。
有些自闭症孩子不听指挥，随心所欲；有的智力障碍孩子喜欢在车上呆着，不肯下车，有的则完全不喜欢坐车……
所以一开始，我们选择包车出去玩，在车上组织孩子们一起唱歌，或玩一些集体游戏，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另外零食也是一种不错的安抚手段。
渐渐地，孩子们都很喜欢出门。有了动机后，就会更好教一些，比如“下次出去玩不带你啦”这句话，便是解决很多孩子问题行为的灵丹妙药。
这么多年过去，孩子们出行已经能够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学会了乘坐火车，公交等。这次录完央视的节目，我们就是一起坐火车从北京回来。
在桓仁玩嗨的孩子们
为了锻炼孩子们的能力，我们每年冬天都会举办联欢会，一首《小拜年》阳光家园的托养人员春伟唱了12年。
业余时间，我们还会对外承接一些简单的手工工作，如串豆皮等，尽管赚的钱不多，一个月300块，不够孩子们分，我就用这钱带着孩子们下馆子去。
我最开心，最骄傲的还是看到孩子们的改变。
26岁的重度自闭症患者源明，1米9的大高个，280多斤。
刚来阳光家园的第一天中午，吃了我做的18个大包子，行为刻板的他，脾气上来，谁的话也不听，还咬伤过我两回，但现在他已经变得懂事多了，还能配合我们一起穿豆皮，做手工。
阳光家园的午餐一般有两个菜，由孩子们点菜，每个月还有固定的一次下馆子的机会。
从2009年到2017年，阳光家园每年都能得到残联5万元的拨款。最近因为一些外部原因，残联的补助被取消了。
而为了维持家园的运营，我们收取的托养费用，也从每个月30元，到50元，再到现在每月收取300元。用来支付特教老师的工资，孩子们的午餐费，及馆内生活物品。
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工作技能。一些从阳光家园出去的智力障碍的孩子也找到了简单的体力工作。
但更多的人，还是只能一直留在阳光家园。这让我很遗憾。
今年38岁的浩浩就已经在这呆了12个年头，对于像浩浩这样能力较弱的孩子，让他们出去打工赚钱，那是不现实的。
但在阳光家园，在老师的帮助下，他们动手能力也不错，也可以胜任简单的加工工作，我曾考虑过带着他们一起创业，卖卖手工艺品，摆摆地摊，可惜失败了。
除此之外，我有时候也会担心阳光家园这群孩子们的未来，现在这些孩子都是青壮年，可以由我照顾，可日后他们老了，谁来照顾他们呢。
我想，这也是很多家长最关心的问题。
因为，同样有幸生而为人，这些孩子却不得不忍受，命运强加的，比普通人更多的困苦与磨难。
一些普通人觉得稀疏平常，轻而易举的行为，例如吃饭，洗澡，有的人可能需要数十遍，甚至数百遍重复练习。
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在政府或公益基金的支持下，开办一个残疾人养老院，让肢体障碍人士和心智障碍者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一起养老。
有时，我也觉得这属于做梦，这有点异想天开，可又忍不住期待有一天梦想会照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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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 梁雨 图片|邢敏提供
编辑| 当当 内容顾问 | 孙旭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