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解放后，社会上仍然残存着一部分妓院，旧社会遗留下的娼妓制度不仅伤风败俗，而且严重地危害人民健康。为了整顿治安，青岛市对妓院采取了有计划的逐步限制和取消的方针。
1951年12月19日，市公安局封闭福香班妓院。
1951年10月，青岛市人民政府决定全面取缔妓院，教育改造妓女，同时成立了“取缔妓院指挥部”和“妇女生产教育所”。1951年12月22日，青岛市公安局组织400余名干警和治安保卫干部统一行动，在民政局、财政局、市妇联等单位的协助下，封闭尚存的妓院6所（内有“乐户”84户）、暗娼221户，逮捕罪行严重的“班主”47名，集中管训罪行较轻的“班主”及暗娼“老鸨”223名，将314名妓女（含暗娼、游妓）收容于河北路71号妇女生产教育所，进行性病治疗和教育改造。
1952年5月,市公安、司法机关对270名被捕及被管制的班主，根据其罪恶轻重、认罪态度，分别依法进行了惩办和宽大处理。其中,依法判处残害妇女、民愤极大的“金玉班”班主于文卿等6名罪犯死刑，对其他班主分别判处死缓、有期徒刑、管制或遣送回原籍。绝大多数妓女经过10个多月的教育改造，提高了觉悟、治愈了性病，分别得到就业、回乡务农或结婚成家等妥善安置。经过这一次的查封，青岛港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妓馆从此绝迹。
从青岛开埠到青岛解放，娼妓业一直作为城市的一种行业存在，而这畸形的行业也从某种方面反映了青岛发展的历史。而青岛作为近代一个特殊的殖民城市，其娼妓业的发展也颇具典型性。自1898年《胶澳租借条约》签订后，青岛先后被德、日侵占，外国军队长期驻扎，中外客商往来频繁，所以这里的娼妓业较其他城市发达的多。
20世纪初，少数日本商人在胶澳市区开设妓馆。1901年，日本人高桥德夫、今村德重经营妓馆，青岛出现了最早的娼妓业。据1907年6月之调查，留青日人仅30户，196名，其中照相业5户，21名，咖啡店6户，15名，妓馆4户，妓女59名。”
1914年，日本侵占青岛后，娼妓开始迅速增多。作为中国的妓女，1933年的《青岛指南》里显示：“青岛华妓，有南北之分，南妓谓之南班；北妓谓之本地班。南妓大抵来自扬州、徐州、镇江、淞江、苏州等处，北妓则以日照人为最多，其来自济南、胶州、即墨、天津等处者，亦有相当数额。妓女由父母翁姑或丈夫等，因生活所迫，送往妓寮合伙营业者，谓之‘搭班’，夜度资四六分派，妓女得四成，班主得四成，娘姨、龟役得两成。此辈妓女，衣饰均须自办，入班之初，必须向班主先借垫款，名为押账，利息甚大。故妓女搭班，名为四主分折，其实妓女所得，除衣饰、利息及其他一切应用物品外，不及二成，亦可为苦矣。妓女由班主价买，身体归班主支配者，谓之‘本班’，夜度资尽为班主所有，妓女只能于出局时略支一二角车费，即平时零用，亦全靠客人给予也。”
民国十八年青岛妓女院老鸨【青岛特别市警察局登记报备照片】
史料记载，青岛的妓女，在日占时期（指日本1914年第一次侵占青岛后）多为外妓，有俄妓、日妓、朝鲜各妓。后来华妓散居四处，1925年开始警察局进行了整理、划定。
1932年日本出版的《青岛案内》记载：“青岛的娼妓有过几次盛衰时期，但作为兴盛时期应属1916年至1918年间，那时小娼馆遍布，可说是五步一楼，十步一亭，分布在市内2万余侨民中就有艺妓娼妓约2000。”
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主权，日军逐步撤离青岛，日本籍、朝鲜籍的妓院随即减少，华籍妓院日渐增多。据调查，当时市内华籍妓院共有16处，有名的有朝阳路14号“平康二里”妓院内的“美乐班”、“宝红班、“爱凤班”、“莲红班”等。山西路14号“双鹤里”妓院内的“聚仙堂”、“桂喜班”等。
时下规定，在青的日籍、朝鲜籍的妓女，无论营业还是卫生检查，由驻青日本领事馆警察署直接办理，俄籍和华籍妓女归胶澳商埠警察厅管理。警察厅专门将中国妓院分为一、二、三等，按月收取捐税。为了控制性病的传染，1928年，胶澳警察厅还设立了“妓女检查所”，规定各等妓女每星期检查一次，按等级收，丁等免收费用。
1929年，青岛归南京国民政府直接管辖，成为特别市。1934年，青岛市公安局重新颁布《青岛市管理乐户规则》、《青岛市管理娼妓规则》和《青岛市管理俄籍乐户娼妓规则》，规定，各种妓院和各等妓女，凡欲经营者须向公安局申报，经核准后发放许可证才能经营，并继续收缴捐税。
青岛市公安局也相应地制定了管理娼妓规则：“娼妓（一）不准诳骗客人出不当花费；（二）不准接待身着制服之学生及未成年之幼童；（三）不准容留客人聚赌吸烟及其他违法事项；（四）怀孕已足三个月者，不准留客；（五）身染传染病及花柳病者，不准留客。凡违上列各条之一者，比照轻重，分别处罚。”。娼妓因下列各事，得报告警所处理：（一）不愿为娼，或自愿为良者；（二）娼妓自置或客人赠与之物，为鸨母占取；（三）搭住之娼妓，自愿另换乐户，而为原班乐户所阻止；（四）受乐户虐待压迫，不堪忍受；从这一规则来看，当时的政府对娼妓业仍持允许存在的态度，但对妓女自身的权益也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娼妓业的发展。
1931年度青岛公安局业务报告中《青岛市市民职业分类统计表》显示，青岛市有本国国籍妓女739人，外国国籍妓女430人，总共1169人。1933年胶州书社出版、魏镜编辑的《青岛指南》中统计显示，青岛市娼妓行业中有华妓656人，妓窑284处，大都集中于某一路段，如朝阳路、冠县路、黄岛路等。
1937年全青岛的中国妓院在黄岛路17号成立“妓馆公会”，会长由“天香楼”乐户班主王子英担任，副会长由“升平里”妓院内的“洪仙班”班主崔临玉担任，会员209人，均是名妓院班主。每个会员要交纳会费。
黄岛路17号，旧时称“平康五里”，这座百年里院在很多文史资料里都被介绍成为是当年岛城最高档的一类妓院。一段于小脚的故事，让这座老院更平添了一些传奇色彩。
据鲁海所著《老街故事》记载，黄岛路上一等妓院有天香楼，二等妓院有平康五里，有乐户14家，妓女百余人，三等妓院有乐康里和宝兴里，有乐户34家，妓女近百人。这些妓院须向政府纳税，有的娼妓为了逃税，不入妓院，单独接客。
1929年时的《青岛百吟》写道：“青岛妓院有平康一二三四里及升平一里，皆在小港海关后一带，娴文辞者百无一二，阅昔之北里志、小名录等作，不禁爽然也。”
而1933年出版的《青岛指南》里，也没看到“平康五里”也没有“天香楼”、“乐兴里”的记载。部分史料尚值得商榷。
引用臧杰《平康五里的生命残迹》一文：“平康五里的开办时间约在1933至1934年之间，作此推算的原因是，1933年12月出版的《青岛指南》开列有妓院名录，平康五里并不在列。而在1934年9月25日开学的青岛市市立女子补习学校中，平康五里又作为第一女子补习学校（位于平康东里）的分校出现。”
第二行为人数，第三行为价格。
平康五里开张后，迅速成为青岛最繁盛的妓院之一，1935年6月兴华印书局刊印的《青岛风光》中显示，作为二等妓院的平康五里内有乐户14家，妓女100多人，知名乐户有艳芳书寓、同庆书寓、福祥书寓、凤喜班、连升班、同庆班、艳红班等。
1940年的黄岛路平康五里旧影
黄岛路17号平康五里现状
1933年版《青岛指南》显示，黄岛路德兴里和宝兴里均为三等妓院，分别有妓女66人和31人，乐资为“关门五角、拉铺一元、夜度二元”。
《青岛风光》一书，1935年六月出版，杭县骆金铭编著。全书分二编，介绍了青岛的地理、庙宇、户口、交通、旅馆、书场、戏院、娼寮、汽车行、牛乳房、跳舞场、机关、教会、学校、律师等等。特别是娼寮介绍非常详细。
旧时报纸中关于妓楼的报道亦屡见不鲜。1934年《青岛时报》曾刊登启事，称收租人王儒堂因亏用公款潜逃，并携走宝兴里、德兴里、恕德里及张葆堂记图章，声明此四章在外发现一概无效。围绕着宝兴里，各种花边新闻层出不穷，1940年警察巡查宝兴里，将因未登记藏匿床下的嫖客抓捕；1947年更频频发生“宝兴里吃醋冲突，孽艳女遭受痛打”以及“嫖客起盗心图劫妓女金戒，终被捕入警局”等事件。
冠县路25号平康三里、云南路49号平康四里
冠县路上的平康三里，已消失在小港湾改造中。
上世纪三十年代，沈鸿烈任青岛市长期间，虽无法取缔这些妓院，但也看到了妓女们悲苦的生活。在他的领导下，创办了青岛市立第一、第二女子补习学校，专门给这些妓女们上课，让她们学习生活技能，到1935年，已有女子补习学校三所。这件事被记载在《沈鸿烈主青施政见闻》中：当时青岛领有开业执照的妓院，社会局指令各里务于1933年第一季度，筹办女子补习学校，由政府出资聘请教师，提供校舍，各里(指平康里，即妓院)班主，为妓女上学提供方便，学生上课，一律穿着制服，不得无故缺课。
据鲁海先生介绍：“当时选择老师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师范学校毕业、必须是女性、老成干练要有服务精神。当时很多人一听去给妓女上课都不愿意，最后还是挨个做思想工作才完成的。”另外，为保证妓女能顺利上课，还给妓院定了条规定，如果妓女不学习妓院就要关闭整顿。这样的政府行为，让那些不甘愿沦为娼妓的人得到了机会，她们不用化妆、不用再穿得花枝招展，每天学习《千字文》、常识还有乐器等，为她们的将来寻找另外的出路。其实，不光有补习班，还有感化所(针对上了年纪不适合再接客的妓女，教她们编席子、织布等技术)以及济良所(想从良的妓女可以到这接受培训，重新融入社会)等机构，都为当时的妓女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接管青岛，外籍妓院妓女迅速减少，中国妓女大幅度增加。1946年，中国籍乐户199户，全市有妓女728人，一等乐户41户，妓女293人，二等乐户23户，妓女122人；三等乐户135户，妓女312人。除了公娼外，还有大量暗娼以及在各旅馆客栈卖淫的游妓。这直接导致了性病的流行和泛滥。据调查，当时妓女中患各种疾病的状况是：梅毒占70%，淋病占35.4%。国民党警察局依旧对中国妓院采取缴捐开业的政策。
海关后的平康二里，同样消失在小港湾改造中。
1947年的《青岛指南》记载了老青岛的娼妓业的情况。黄岛路、大窑沟曾是“红灯区”。妓院数目和妓女人数都有了大幅增长，日本侵占后老鸨子开始设班，这些班名起得五花八门，“红玉班”、“三宝班”、“金凤班”等，也因此妓女人数达到了顶峰。如平康二里在1933年时只有77名娼妓，到了1947年变成了108人。据伪警察局1940年2月份统计，全市一、二、三等妓女共775人。
上世纪40年代，上海的头等妓女，来到青岛平康里妓院。
《青岛指南》一书的编者虽列出“乐户里院一览”，但文字严肃，分析娼妓产生的制度根源，说到青岛娼妓存在的状况。据此书介绍，娼妓盛时，曾包括俄妓（集中于沧口路）、日妓（集中于临清路），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战争破坏了青岛的农村经济，不幸的妇女，操此业，“图苟全性命”。
平康二里旧影
从胶济铁路一侧远眺东海楼，该建筑在2005年秋因胶济铁路电气化改造被拆除。（王栋提供）
河北路上，东海楼的诞生也应是市场经济的需求，由于临近小港，整天在海上漂泊的船员靠岸，便成了这里的常客。鲁海先生这样描述：“东海楼，两层，日字型建筑，中部不是楼房，是露天桥，连南北两楼。一楼室内及露天是市场，这一市场在码头之旁，以鲜活水产品著称。二楼，十分特殊，有饭店，带演出的茶杜，说书场，还有妓院，这里与平康里不同，是下等妓院”。解放后，政府取缔妓院，那里改成了住家户。
旧青岛的风月，反映了旧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畸形发展的服务业，如今，曾经的旧迹基本已消失于城市的改造进程中，那些知名的妓院，也唯有平康五里尚存，那些青楼往事，亦只能从老照片及东拼西凑的文字中找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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