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应用地理空间分析与统计方法, 定量研究1986、2010、2016年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差异化特征及空间布局效应, 评价2010、2016年市场的区位选择, 并探索其与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关联。结论如下:胡焕庸线两侧市场差异显著, 与人口分布比重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在农产品多样性、数量方面, 东南半壁较西北半壁竞争力更强。农产品批发市场布局契合城市群效应明显, 2010、2016年市场空间格局与“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大体吻合。农产品批发市场在城市分布多于农村, 农村地区的果蔬、综合市场具有一定潜力, 但仍不能与城市市场数量比拟。经济、人口、交通影响定点市场的区位选择。农产品批发市场产业有力地推动相关农村区域的空间商品化进程。
随着我国经济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 农业科技进步与高产作物增加释放出更多农村富余劳动力。生产要素的调整促使农业产业专业化分工日渐深化、农村生产结构逐步优化。自1980年代始, 西方后生产主义将农业生产或食物生产从原有的强调单一作物品种种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转变为强调少量多品种、注重环境效应, 并强调了消费者需求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1]。农村土地生产的粮食、果蔬、水产等传统农产品在满足当地村民基本需求的前提下, 被赋予交易“商品”的性质, 成为沟通并加强城乡联系的媒介要素, 农村土地空间则成为承载“商品”流通的源头物质载体, 从而实现“销售”农村资源的目的[2]。供需基础成熟与政策利好支持催生农产品批发市场落地与优化。
农村的核心产业是农业, 而农产品批发市场是农业发展的生产力[3]。历经30余年发展, 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数量基本稳定, 经营品种日趋多样, 业已成为带动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坚实力量[4]。作为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建设与完善极大地带动了诸如运输、仓储、餐饮、邮电通讯及金融等行业的发展, 加强了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的互动联系, 并最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农业供给侧改革要求完善农产品集散和交易的基本功能, 强化价格形成与降低交易成本的核心功能, 并突出信息服务和公益性的衍生功能[5]。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发展壮大促进各项功能不断成熟并衍生多项新功能。其中, 公益性功能呼声更为强烈, 虽然民营批发市场可提高流通效率, 但公益性批发市场能够完善社会服务功能[6], 可从经济、环境、社会三维角度[7]为应对农产品价格稳定、食品安全保障、城乡协调发展以及行业政策的新挑战等指明方向[8]。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加速市场信息化服务功能提升, 并在实践中发挥重要优势[9]。
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发展规模 (效率) 与市场建设规模、交易规模、从业人员及辐射带动能力关系密切[10]。市场效率与市场竞争力多采用DEA、SBM-DEA和Malmqusit方法[11], 涉及时空范畴。不同研究时段, 综合市场效率与专业市场效率不同[12,13]。2005年, 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技术效率偏低, 且由东向西逐渐降低[12], 随着农业产销区域专业化与商业化的发展, 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东强西弱”格局得到改善, 市场逐步向城市特别是区域中心城市转移[14]。农产品批发市场可依据发展规模内涵[15,16]、地域 (国家) [17]、类型 (产销) [18,19]、发展方向[9]分为不同发展模式, 据此, 学者对模式创新与对策建议进行了深入探讨。
农产品批发市场存在自身特性, 并兼具批发市场共性。近年, 国内研究学者长于零售业布局, 短于批发市场布局的倾向有所改善。但是, 农产品批发市场议题的相关研究多从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入手, 探索发展、对策、评价等, 虽然涉及时空范畴, 但基于地理学视角与方法的研究成果较少, 将其作为农村空间商品化实现路径的研究更为缺乏。时空演化分析与区位布局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国内地理学者习惯采用计量方法对其进行测定, 时空 (格局) 演化多借助ArcGIS可视化功能[20,21,22], 区位选择因素测度多为回归分析, 空间物流网络测度则基于网络模型与指数测算, 因此地理学方法能够弥补以上缺憾。但该类文献研究区域局限于城市内部, 特别是大城市, 如北京[23,24]、广州[25]、芜湖[26]等, 缺乏农村区域或者囊括城乡并视其为一体的视角。为此, 本文尝试对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时空演化布局特征及定点市场横向区位选择条件进行研究, 并探讨其与农村空间商品化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可为从业人员针对性地发展农业、农产品物流产业及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提供较准确的依据。
1 研究对象、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对象及其与农村空间商品化
本文研究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是具体的“有形市场”, 虚拟互联网平台市场未包含在内。农产品批发市场将来自产地市场的农产品集中、加工、储藏与包装, 通过销售商分散销往全国各地。多设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如公路、铁路交汇处。根据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交易范围, 可将其分为综合性批发市场与专业性批发市场[27]两类。其中, 专业市场分为粮油市场、蔬菜市场、干鲜果市场等。按所处地理位置分为产地、销地、产销 (中转地) 批发市场。农业部定点市场是经农业部认定的国家级批发市场, 通常称为一级批发市场, 是具有全国性或区域性影响的大中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资批发市场。
当前农村土地由单一的自给自足生产功能转变为生产功能更加丰富、消费功能增强等多元化特征, 从而引起社会价值观的改变[28]。作为农村空间生产转型的主要驱动力[29], 农村空间商品化是指通过诸如旅游活动和非农人员的房地产投资、农村产品销售、利用农村印象推销农产品和其他商品等方式, 来达到“销售”农村资源的目的[2], 包括农村景观环境的保护与管理以及城乡一体化基础建设的完善。在反复推敲该概念的基础上, 基于Perkins对农村空间商品化的解释[30]、王鹏飞对北京农村空间商品化的类型划分[31], 结合中国地域情况, 本文认为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实现路径应包括:初级农产品生产、农村 (加) 工业、休闲旅游业、 (农产品) 批发、商贸等专业市场、纳入城市建设拓展区、城乡一体化基础设施、景观环境保护与管理等, 后两者侧重生产空间的同时, 亦分别关注生活空间、生态空间 (图1) 。其中, 专业市场指依托区位优势与相关产业基础等因素, 发展 (农产品) 批发、商贸、集贸。农产品批发市场是一种农村空间商品化现象, 对农产品批发市场进行深入而翔实的探索, 有助于完善农村空间商品化科学体系, 并最终反馈到实践和生产中。
1.2 研究方法
1.2.1核密度分析
基于核密度函数对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空间分布进行热点探测。核密度估计法从点集对象分布数据中获得所需信息, 计算每单位面积的量值以将各个点拟合为光滑表面。在二维空间中, 其一般形式为:
式中:λ (s) 是地点s处的核密度估计;r为宽带, 即核函数的搜索半径;n为样本数;φ是街道l与s之间距离dls的权重。
1.2.2皮尔逊相关系数
SPSS软件中的皮尔逊 (Pearson) 相关系数法, 度量两个定距变量间联系的紧密程度, 取值介于1～-1。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测度市域市场数量与变量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可定量识别影响市场区位布局因素, 并为疏通城乡融合发展通道如何利于“短板”地区市场规划要求提供参考。与同一指标相关系数的纵向比较, 可探求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该指标对农业部定点、部门前20强等不同等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影响力变化情况。
1.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研究区域包括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不包括西藏、台湾、香港及澳门。研究对象基础数据分别来自: (1)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管理司于1987年编著的《全国主要集市名册》 (第四分册专业市场、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一书, 共计537条有效数据, 包括省市、区县、名称、经营项目等基本属性。 (2) 农业部定点市场数据来源于农业信息网、农业局及全国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等部门。定点市场的申报及审批工作自1995年开始, 于2011年初暂停 (注:新一轮定点市场的调查、认定、复查工作于2018年4月份展开) , 共批准了15批农产品定点市场, 其中, 2009年复合审查取消38家定点资格。结合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编著的《中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报告2010》收录的基础数据相关属性, 共得766条有效数据。 (3)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司编著的《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统计年鉴2017》, 选取按成交额排名居前列的大型商品交易市场中的农产品部分数据, 分别有综合、粮油、肉禽蛋、水产品、蔬菜、干鲜果、茶叶、中药材、花卉及其他农产品市场前20家, 棉麻土畜烟叶市场18家。 (4) 通过数字高程模型 (DEM) 提取全国遥感影像信息, 得到各地级市平均海拔高度。借助ArcGIS空间链接工具处理全国铁路、公路数据, 计算得到市级地区交通路网密度。人口与经济数据来自2011、201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图1 农村空间商品化实现路径示意图
注:部分内容参考了相关文献[30-31]。
基于数据一致性考虑, 对2016年18家棉麻土畜、烟叶市场与20家其他农产品市场按照经营类别与范围 (参考企业官网、中国企业信用档案库、360百科等) 剔除17家纺织、棉花、皮毛、皮革加工业等市场, 将大牲畜市场归类至肉禽蛋市场, 得到201条有效数据。1986年处于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初期阶段, 数据可探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基础;达到一定标准方可申请农业部定点农产品批发市场, 可认为全国定点市场处于相同“等量级”, 剔除2010年非定点市场研究定点市场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符合科学严谨原则;对2016年末部门市场前20强进行分析, 探求综合实力显著的市场空间分布及区域农产品发展优势, 可前瞻性地辅助新一轮定点市场复核审查工作。农产品批发市场名称一般包含所在地, 且市场存续寿命较长, 因此借助市场名称, 辅以区县等信息, 通过GPSspg.com网站可获取市场所在地经纬度及详细位置信息, 录入核对后导入Arc GIS软件。
2 农产品批发市场时空演化分析
2.1 胡焕庸线两侧市场数量、类别差异大, 与人口分布呈正相关
1984年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雏形——山东寿光蔬菜批发市场建立, 成为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划时代的转折点。至1986年, 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共计537家, 以胡焕庸线为界, 东南半壁510家, 西北半壁27家, 比值为94.97∶5.03, 此外, 两侧农产品批发市场在经营类别亦表现出明显差异, 东南半壁市场类型包括综合、粮油、蔬菜、干鲜果、水产品、肉禽蛋、茶叶等市场, 综合市场与蔬菜、干鲜果市场为居民日常基本需求来源, 占比87.84%。中药材、花卉与棉麻土畜、烟叶市场不作为独立的专业市场存在, 而是依托以上综合或专业市场流通的便利与繁荣参与市场活动。综合、果蔬市场在西北半壁农产品市场占比85.18%, 无专门经营粮油、水产品的批发市场。
截至2010年底, 我国东南半壁定点市场659家, 西北半壁定点市场93家, 这包括新疆建设兵团114家市场。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定点市场之比为86.03∶13.97, 新疆兵团市场存在特殊, 将其剔除后的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市场比为87.63∶12.37。东南、西北差异趋势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西北, 尤其是新疆、宁夏特色产品向外输出比重较大, 市场数量增加较快。东南半壁综合市场与果蔬市场共占74.96%, 茶叶、花卉、中药材市场明显增多, 尤其是茶叶市场。西北半壁综合市场与果蔬市场共占76.34%, 新增粮油、花卉、中药材专业市场, 无水产品专业市场。可推测, 水产品市场区位需接近河流水系, 即产地市场。花卉等特色产品市场的增加再次验证居民消费需求呈多元化, 经济水平的逐步提高催化越来越多的新农产品类型产生。
2016年成交额排名前20的部门市场可有效突出农业、商业地域优势及市场竞争力格局。按照主营产品区分相应的专业市场, 市场的建设更为科学, 有效地避免了聚集不经济现象, 最大程度实现地区集聚与扩散功能的最优协调, 同时也缓解了区域城市交通拥堵现象。2016年东南半壁、西北半壁市场数量分别为192、9, 比值为95.52∶4.48。东南半壁市场交易竞争力更大更强。东南半壁综合、果蔬市场共78家, 占比39.39%, 其他类型专营性市场专业性更强;西北半壁无综合市场, 果蔬市场3家, 占比33.33%, 肉禽蛋3家, 1家肉禽蛋市场兼营水产品, 花卉、中药材市场各1家。
胡焕庸先生根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将东南半壁、西北半壁人口份额比例由1935年的96∶4, 更新为94.4∶5.6。1986年两侧市场比例为94.97∶5.03, 其与人口比例相差不大 (表1) 。2010年市场比例与人口比例相差较大, 而随着2016年东南、西北市场比例差异性的增加, 其与人口比例又呈相关关系。推测出2010年农业部定点市场可能加入部分人为原因 (发展政策、定点市场审批) , 导致其与人口比重差异加大。尽管西藏、台湾、香港、澳门等地数据缺失, 仍可以大体推算, 农产品批发市场分布与人口的分布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即在宏观层面, 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下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呈合理性分布。
表1 历年胡焕庸线两侧市场与人口比重/%
注:人口比重根据统计资料整理。
2.2 市场布局契合城市群效应明显, 东部沿海地区竞争力最强
2.2.1 1986年东南半壁市场呈“人”字型集聚格局, 西北半壁集聚尚弱
1986东南半壁市场集聚明显。城市层面, 自东北至西南呈“人”字型布局, 沈阳、北京、西安、成都、郑州、武汉、广州、深圳等地集聚最为显著, 称为市场一级节点城市;其次, 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太原、重庆、厦门、南宁等地在“人”字形外围展开, 为市场二级节点城市。东南半壁市场已形成城市群基础, 如环渤海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成渝地区等。西北半壁仅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与甘肃西部集聚强度稍强, 但节点城市市场尚不能与东南半壁相比, 大体呈倾斜“L”型, 为市场三级节点城市 (图2a) 。
2.2.2 2010年东南、西北半壁市场呈“勿”、“Z”字型集聚, 格局复杂化
2010年定点市场的在东南半壁更加集聚, 同时西北半壁节点城市集聚程度也有所增加, 市场次级节点城市增加。东南半壁大体呈“勿”字型集聚, 市场一级、二级节点城市数量增加, 而西北半壁呈倾斜“Z”型分布, 乌鲁木齐集聚程度可与东南半壁一级节点城市睥睨, 西宁、兰州、银川三地按集聚程度可划入二级节点城市, 四地作为“Z”字型的关键关节, 链接若干市场三级节点城市。纵观东南、西北市场一、二级节点城市, 其基本契合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到的“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 核心城市与次级节点城市向外辐射扩散, 市场的空间布局更加均衡。绝大部分市场在城市化节点城市内部、外围或邻近地区, 中心城市地位突出, 并有向城市群全域铺开趋势, 如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地区, 仅太原城市群、东陇海、黔中、北部湾地区内部的市场集聚程度较差 (图2b) 。
2.2.3 2016年东南、西北半壁市场呈“勿”、“L”字型集聚, 东部沿海地区更凸出
相较于2010年农业部定点市场的分布格局, 2016年市场集聚更显明朗, 更加凸显城市群内核心城市地位, 即, 交易额较大的市场更趋向于分布在城市群中心城市, 该类城市对“大”市场更具吸引力。2016年东南半壁市场格局在定点市场基础上略有变动, 东部沿海的市场集聚力凸出, 如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城市群, 中部地区成都—重庆成渝城市群集聚力仍较强;而内陆城市, 如郑州、西安、昆明及武汉—长沙—南昌组成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市场与东北地区的哈尔滨、长春及海峡西岸的福州、厦门等城市集聚力下降, 仍呈“勿”字型格局。西北半壁结合1986与2010年格局的特点, 乌鲁木齐“一城独大”, 银川、兰州、西宁集聚力仍较低, 甚至不明显, 四城市场呈现“L”型分布 (图2c) 。2016年市场分布空间格局也大致与2015年国家提出的“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相符合。
2010、2016年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全国布局集聚程度已成熟刻画2015年国家提出的“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 再次验证农业部定点市场布局的科学性, 更进一步明确了农产品批发市场可作为连接城乡产业融合的载体。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分布与城市化战略部署之间基本对应。结合北京新发地市场 (包括北京新发地、涿州新发地、高碑店新发地) 、山东寿光市场、河南万邦市场及河北保定工农路市场等的实践调研, 发现市场多分布在大城市内部或其外围、而距离城市较远的农村地区分布较少的规律, 推测出市场布局基本符合消费市场接近消费地的原则, 在中、微观层面, 农产品批发市场布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图2 1986、2010、2016年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空间分布及主要城市群分布
2.3 部门市场差异大, 城市地区农产品批发市场占比更多
厘清市场用地属性, 可在一定程度上洞悉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对农村地区的作用形式及城市对相关农村地区的作用强度。定点市场的申报需符合一定条件, 但考虑到国家设置定点市场时仍会考虑到区域 (东中西) 均衡问题, 而部门前20强市场则更多地由市场需求决定, 因此后者更能体现城、乡的市场竞争力水平。假设定点市场、同部门前20强市场分别处于相同“等量级”, 则城、乡所占比例可作为指标直接评价城、乡市场分布情况。
采用市场具体地址对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城乡布局位置属性界定, 根据城乡划分原则, 市场所在地位于市区的划分为城市市场用地类型, 市场所在地位于县级及下辖乡镇村的则划分为农村市场用地类型。2010年定点市场有252家位于县域内, 即农村市场, 可认为是产地市场, 占比32.90%, 城市销地市场占比67.10%;2016年部门市场有33家位于县域内, 占比16.42%, 城市销地市场占比83.58%。农产品批发市场在城市分布较农村地区多, 且成交额较大、竞争力较强的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更倾向于分布在城市地区。
2010年农产品基础消费市场综合、粮油、蔬菜、畜禽产品分别有0.29、0.45、0.37、0.45的比例分布在农村, 部门前20强中四者在农村地区的分布减少到0.05、0.05、0.23、0.15, 果蔬市场相对略高, 综合市场与粮油市场极低。中药材、茶叶对生长环境有一定要求, 如中药材多产于东北地区, 而茶叶多产于安徽、福建等地, 属林木业经济作物。2010年中药材与茶叶定点市场在农村区域分布占比分别达到0.75、0.53, 超过其在城市区域的分布, 城市市场少于农村市场;2016年部门20强市场比较, 二者在农村地区分布占比分别为0.40、0.30, 比重均下降, 城市市场反超农村市场。中药材部门市场发展趋势不利于城乡融合发展, 茶叶市场部门发展趋势则利于城乡融合。
与中药材、茶叶一样, 水产品对环境亦有要求, 水产品需临近水域, 为运输便利性及产品时效性, 该地交通网应发达。因此, 水产品市场多数位于东部沿海的城市地区。2010年农村产业市场占比0.14, 2016年为0.05, 城乡发展差距大, 城市水产品市场竞争力仍然很大。花卉因其观赏价值需临近消费市场、消费群体, 且讲究保鲜时效性, 市场亦多分布在城市及其附近。2010、2016年农村占比分别为0.25、0.15, 较水产品市场高, 城乡市场发展差距亦较大。综上, 各部门市场在农村地区分布过少, 在贯通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方面尚不合理, 适时再发展一些较低等级, 如二、三等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 并优先选择茶叶、果蔬、综合部门市场, 优先将其布局在符合一定标准的农村地区, 更有利于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的实施。
3 农产品批发市场布局的驱动机制分析
1986年农产品市场尚不成熟, 多兼营工业小商品、轻工业产品、陶瓷、艺编、竹木制品等, 存在汇总缺乏标准与要求导致的市场大小不一的情况, 且距今30余年, 随着地区的发展建设出现撤市 (场) 、搬迁等概率增加。因此, 选择截至2010年审核的农业部定点市场与2016年各部门前20强市场作为区位选择考察对象。
自1983年2月由国务院发布《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始,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 从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规划建设、资金支持、监督管理与物流通道等方面逐步完善该市场体系 (图3) 。除符合农业部定点市场申报审核标准 (如交易额、基础设施、交通区位、非农业人口等指标) 外, 从一般市场或企业布局视角, 分析市场区位布局条件, 可进一步探究“普适性”市场选址应具备的“禀赋”基础条件, 为新一轮农业部定点市场或二级、三级市场适应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提供布局依据。
本文从自然、区位、交通、人口、经济因素选择出10个指标, 分别为海拔高度, 距一线城市距离, 铁路、高速、国道、省道、县道密度, 总人口, 人口密度及GDP测度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差异化选址匹配水平。农业部定点市场市级分布与海拔高度、距一线城市距离指标皮尔逊相关系数均为负, 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自然与区位因素对农业部定点市场区位分布未产生决定性影响。总人口、人口密度、GDP与农业部定点市场分布相关性分别为0.528、0.195、0.615, 铁路、高速、国道、省道、县道密度指标均通过相关性检测, 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为0.305、0.357、0.251、0.315、0.235。对定点市场分布影响较大的指标为GDP总量、人口总量及高速、省道、铁路密度。
2016年筛选出的前20强部门市场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同样, 其与海拔高度、距一线城市距离负相关, 相关系数较小, 仅为-0.187、-0.181, 相关性较低。与总人口、人口密度、GDP相关性依次为0.522、0.370、0.700, 与铁路、高速、国道、省道、县道密度相关性均为正, 分别是0.202、0.458、0.294、0.386、0.432。前20强部门市场与GDP、总人口、高速、县道、省道、人口密度的相关性均位于0.3以上。与定点市场相比较, 其对GDP、高速、县道、省道和人口密度的相关性上升, 对地区经济、人口和交通的要求更高。交通方面, 其对铁路的依赖性减弱, 对公路依赖性加强。此外, 其对自然与区位也有一定要求。
图3 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布局的驱动机制及其与城乡融合发展关系
农产品批发市场在国家职能部门的作用下, 在市场“禀赋”基础上, 积极发挥保障城市供应、稳定产销关系、把关食品安全与带动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化等的社会公益功能, 从而有效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疏通城乡融合发展通道, 在新一轮农业部定点市场认定及新建二级、三级市场时应重点考虑经济、人口、交通等因素, 而自然与区位因素仅做参考。在具有一定市场基础的地区 (如农产品产区) 以农产品批发市场路径发展农村地区经济, 应注重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延展与完善。
4 农产品批发市场推动农村空间商品化进程
农产品批发市场是沟通“乡”和“城”的桥梁, 通过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等通道将城乡“二元”结构融合为一个整体。部门市场在城市地区的分布多于农村, 尽管农产品批发市场对农村、城市内部及相关郊区或边缘区都产生一定作用, 但相对于城市, 农产品批发市场对农村地区的影响更为深远和彻底。因此, 以市场用地属性, 来研究发展农产品批发市场如何实现农村空间的商品化更具科学意义。多数学者在研究农产品批发市场模式时, 采用产地—寿光模式、销地—布吉模式的类型针对性研究。寿光市是山东省县级市, 由潍坊市代管。1984年, 山东寿光蔬菜批发市场在寿光县西南九巷村成立, 初衷是为解决蔬菜流通渠道狭窄、销售困难问题。深圳布吉位于深圳市罗湖区布吉河畔, 1989年, 深圳布吉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开创了被誉为“布吉模式”的“企业办市场、市场企业化”的农产品流通新体制。山东省、深圳市均靠近东部沿海, 位于胡焕庸线东南, 人口较为密集, 交通也较为便利, 这与上文分析结果相符。但产地市场与销地市场在推动农村空间商品化进程中的作用对象及路径实现顺序不同。
第一, 寿光县九巷村成立的蔬菜市场有效地提升了农民收入, 推动了农村空间商品化的进程, 甚至带动了全县经济的繁荣。农民职业由传统农民转变为职业农民、工人、服务人员、企业家, 甚至 (农业) 研究人员。原本传统农民参与的播种粮食、蔬菜, 种植水果、林产品、特色产品, 养殖屠宰禽畜、水产品以及农产品的初加工等活动转变为企业行为。本着做大做强企业的目标, 该市场畅通生产流通, 积极研究种苗繁育等技术, 加强国际交流, 产品出口国外, 同时, 创办农业产业园, 激活多种资本, 大力发展科研创新与观光旅游为一体的集约经营。30多年的企业壮大史, 不仅赋予了农业新的朝气和生命力, 实现农村产业空间带动生活、生态、文化空间的发展, 更加开拓了农村空间商品化实现的多路径, 如发展了农村加工业与休闲旅游业, 而地区经济发展加速扩大了该地城市建设区, 催化了城乡一体化基础建设与景观环境保护与管理路径。农村地域功能实现生产、消费、保护多元化, 农村空间商品化进程取得阶段性成果。农村空间商品化多路径的实现更是加深了城乡之间的联系, 为沟通城乡、破除二元结构做了铺垫。
第二, 深圳布吉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位于大城市郊区。农产品是农产品市场的“血肉”, 没有农产品, 市场只是建筑堆砌。随着市场的建设、资金的投入, 城市郊区农民养鸭泥塘“纳入城市建设拓展区”, 企业和政府投资“建设城乡一体化基础设施”, 注重“环境保护与管理”, 发展起了走向全国的“深农布吉模式”的“专业市场”。然而, 除少数加工农产品外, 大多数农产品来自于农村空间。农村空间作为产出空间及第一消费空间, 而不作为中转、最终消费空间, 但该农村空间仍起到产地市场对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带动作用。如农产品物流业继续发挥农业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媒介支撑作用, 实现以城市带动农村、以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农业收益的目标, 加速了城乡要素交流, 最终促进城乡一二三产业深入融合。在此过程中, 供应农产品的农村地区首先通过生产初级农产品、孕育当地较低等级专业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休闲旅游采摘观光业等路径实现本地农村空间商品化, 进而带动本地农村 (加) 工业的发展及两地商贸集贸市场发展、城乡一体化基础建设、景观环境保护与管理等路径的间接实现。
因此, 无论是产地市场, 抑或销地市场, 农产品批发市场都在壮大的过程中, 逐步以多路径的实现推动农村空间商品化的进程。重视并支持农产品批发市场科学发展对推动农村空间商品化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意义重大。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基于城乡融合发展要求, 本文以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为研究对象, 采用空间分析与统计方法, 定量研究了1986、2010、2016年胡焕庸线两侧市场差异化特征及演变趋势, 空间布局与城市化战略格局契合效应及市场布局的驱动因素。综合正文研究内容, 即: (1) 宏观层面, 以胡焕庸线为界, 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基本上与人口分布相对应, 大格局存在合理性。 (2) 中观层面, 农产品批发市场契合城市化发展战略, 更多集中在节点城市内部或外围, 无法确定是城市化促进市场发展, 或是市场集聚加速城市化发展, 或者二者兼有, 通过循环累积实现乘数效应。但可以明确的是, 市场可借用城市的基础服务设施, 发展自身, 并带动外围农村地区、关联农村地区的发展, 结合对部分市场实践调研的结果, 中微观布局存在一定合理性。 (3) 通过分部门、城乡用地属性分类来定量研究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分布, 得出绝大部分市场分布在城市地区。农村地区仅仅茶叶、果蔬、综合市场尚具有一定潜力, 但仍不能与城市市场数量相比拟。 (4) 对布局影响因素的分析, 表明成功的市场对地区经济、人口、交通等的要求均较高, 而对自然、区位要求较低。 (5) 无论作为产地市场、销地市场, 农产品批发市场产业链均推动了相关农村区域的空间商品化进程。探究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演化与机理, 及其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5.2 讨论
部门市场城乡分布不合理问题, 正是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应着力克服的。除去766个定点市场、201个部门前20强市场 (部分市场有交叉) , 全国还分布着几千个普通农产品批发市场, 但普通市场在政府投资、公益性建设、交易额、基础交通等方面与定点市场存在较大差异, 对市场买卖主体的吸引力往往不够, 效率较低。因此, 本着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振兴乡村的初衷, 在新一轮的定点市场申请和准核工作中, 地方政府、国家政府、投资商应密切合作, 将有一定经济—人口—交通基础的、有外来资金支持的农村市场破格提升为定点市场, 并优先选择茶叶、果蔬类、综合类市场, 但茶叶对自然生产环境有一定要求, 因此只可在具有茶叶种植史地区发展市场, 且不应生硬地将水产品、花卉市场强行布局在农村, 并将二、三级农产品批发市场择优布局在交通基础设施较好的农村地区。
农村最核心的产业是农业, 而生产行为主体是农民。如何通过发展优质农业, 增加农民受益覆盖范围, 提高农民人均收入是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急需攻克的难题。尤其是切实解决生产行为主体或农产品源头等问题应置于首要位置。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运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但在农产品的生产销售过程中, 农民仍面临诸多问题。如: (1) 由于信息不对称、产销脱节、道路通行与安全隐患等原因, 菜贱伤农、果贱伤农事件屡屡出现。无论农产品贵与贱, 农民、市民两头不得利, 中间商层层加价的现实情况普遍。 (2) 农村发展对外依赖严重, 农民自我发展动力欠缺, 思想观念较传统, 接受学习新事物能力差。 (3) 城乡居民地位不平等、从事市场共占的迁徙流动人口与当地农民地位不平等, 农民不自信及“去农村化”社会心理严重。 (4) 农产品加工业、市场垃圾与养殖业在生产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治理问题。问题解决不及时势必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 并最终影响农村空间商品化进程。解决好此类问题, 才能疏通城乡融合发展通道, 为农民、农村、农业发展争取更大的利益。
作者简介： 樊立惠 (1987—) , 女, 河北保定人, 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地理与城乡发展。E-mail:fanlihuicnu@sina.cn。※; *王鹏飞 (1964—) , 男, 北京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地理学。E-mail:pengfeitour@163.com。;
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271188);
来源：经济地理2019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