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逃避可以解决问题，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不是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逃避，就能够得到自己所谓的理想生活。很多时候，你选择的出发点，不得不去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各种束缚缠身的平淡日子中，消磨的斗志与萎靡的精神，就成为了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一部接触的伊朗电影，是马基德·马基迪执导的《小鞋子》。压抑中透着些许希望，而从小孩子的角度出发，去审视伊朗这个国家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的确让整部电影被童真童趣所包裹，所以，建立在理想化中的单纯与质朴，总在隐约透露着对于生活的顽强与坚持。

而与《小鞋子》这部电影角度正好相反的《一次别离》，却是基于大人的角度出发，从家庭到社会再到国家，深刻地剖析着身处混乱环境时，个体所面临的两难困境，此刻透露出的，却是对于生活的无奈与挣扎。

一场婚姻引起的事故，牵出来的不仅仅是一家人的琐碎，更多的还有不同阶层的人群，在面对生活无奈时的不得已选择。个人坚定的信仰督促我们要讲真话，可现实的环境却又让我们必须用谎言保护自己。

在电影中，保姆瑞兹究竟是不是被纳德推的流产，或许已经不再是故事的重点，而围绕这个看似“罗生门”的相互指责过程中，慢慢牵引出整个伊朗国家人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大概才是导演拍摄这部电影的真正目的。

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的朴实无华。生活就是生活，不遮掩，不夸大，这种荧幕内与荧幕外展示出的生活一致性，最能够引起观众情感上的共鸣。

于是，即便故事发生在伊朗，可是，面对残酷生活所表现出的下意识行为，却并不会因为国籍而存在差异，这大概就是现实主义题材最能打动人心的魅力所在。

内心的理想与外部的环境相互撕扯，西敏在逃离与留守之间来回徘徊；坚持的信仰与生存的压力相互碰撞，瑞兹在真相与谎言之间犹豫不决；亲情的羁绊与爱情的纠缠相互冲突，纳德在生活与情感之间艰难挣扎。

电影里的所有人几乎都在自我拧巴中，目睹着生活的支离破碎。他们想过改变，可是，当家庭、社会和国家的三座大山，在习以为常中都慢慢走向麻木时，个人该如何抉择，这就成了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而且，这也是道单项选择题。

1

当把金熊奖和奥斯卡金像奖都颁给《一次别离》这部电影时，其实我一点儿都不感觉奇怪。这并非是利用国家惨淡现状讨好主流媒体和评委的片子，相反，它是站在人类情感共通性的基础上，将创作者对于自己国家恨铁不成钢的纠结情绪统统融入进去。

没有褒贬，没有批判，它只是在呈现一家人琐碎生活的同时，将个体复杂的情感用最朴素的生活细节表达出来，然后，站在个体的角度，窥探着这个逐渐沉沦的国家，并且尝试寻求解救之路。

在没有任何背景音乐烘托的情况下，电影开头那个长达四五分钟的法庭争吵，将主要人物纳德和西敏这对夫妻引了出来。在这里，导演将镜头化成了法官的眼睛，其实，这也就是让荧幕外的每一个观众，都能够有机会充当这个法官的角色。

西敏为了给女儿寻求更好的教育环境和生活条件，想要带着纳德和特梅一起出国，而纳德因为要照顾老年痴呆的父亲，拒绝了西敏这一要求，并且不允许她带着女儿出国。

从他们相互指责和抱怨的话语里可以看出，不管是站在哪一方的角度，都不能草率地给出对错的评判，我想，这也是导演为啥开头会采用主观镜头拍摄的最主要的原因。

对与错的选择，有时候不能仅仅凭借眼睛看到的和耳朵听到的，因为，没有经历过，就永远没有发言权。所以，导演给了观众充当法官的机会，其实是在慢慢将观众从旁观者转为参与者的一种手法，只有投入进去，才能明白和理解。

西敏想要逃离这个国家，想要让自己和女儿得到更好的发展环境，可法官的质问又让她哑口无言。在旁人眼中，逃离代表着背叛，可当面对现实环境的无可奈何时，被裹挟在其中的个体能怎么办？文明的发展与传统的束缚一直来回拉扯。

对于饱受战乱摧残和宗教束缚的伊朗来说，这部电影很好地利用不同阶层的身份，反映出一个更加残酷的生存法则，那就是，中层人士在享受比较富足的生活时，安逸让他们学会逃避和推卸责任，而在他们眼中，信仰成了装饰，可有可无的约束，并不能妨碍他们对于自我利益的追求。

所以，在电影中，纳德明明是听到了瑞兹怀孕的事情，却因为不想坐牢而选择撒谎，甚至，串通家教和邻居作伪证。

以纳德为代表的中层人士，在无休止索取底层劳动力的同时，又极力撇清着自己身上本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于是，这已经不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国家的事情，毕竟，国家从来都是由人创造的。

如果，享受社会给予物质充裕的人，他从一开始，就只想着索取而忽略了付出，那么，像纳德这样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的自私行为，就会间接的给周围与他有关的人造成了伤害，比如，那个家教老师，比如自己的女儿，比如自己的妻子，比如身处底层的瑞兹。

虽然伊朗是一个宗教国家，但是，在这部电影中，我只看到了以瑞滋为代表的底层人士对于自我信仰的坚定。比如，瑞兹在帮助纳德父亲洗澡时，她会打电话问清楚这样做是不是有违信仰，而当她得知，想要获得纳德的赔偿钱，就必须对着《古兰经》宣誓时，她只能选择了放弃。

在我看来，导演呈现出以纳德为代表的中层人士对于信仰的漠视，和以瑞兹为代表的底层人士对于信仰的坚定，并非是纯粹的信仰讨论。我想，他是在试图将传统的价值观，放在当代以利益为中心的环境中，然后，慢慢呈现着传统在现代中被撕裂，信仰的初心在利益面前被丢弃的现象。

最终，电影里的所有人看似都循规蹈矩的遵守着那套清规戒律，实则早已成为了丢失灵魂的行尸而已。

2

在电影中，纳德父亲这个人物，虽然出场不多，但却成为了整部电影矛盾激发的导火索，纳德与妻子西敏的矛盾，纳德与保姆瑞兹的矛盾都与这个父亲有关。

导演采用手持摄像机的拍摄方法，在摇晃的镜头下，制造出了每个人潜在的焦虑感。在我看来，纳德的父亲已然成为了这部电影的某种符号，他既可以指的是日渐被遗忘的传统价值观和信仰，也可以指的是正在慢慢陷入衰退期的伊朗，所以，老的对立面有时候不是年轻，而是抛弃。

在电影开始，法官质问西梅，难道伊朗的教育环境就不好吗？此时，西梅并没有当面反驳。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新时代女性，她渴望过上自己理想化的生活，可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又无法与不堪的国家彻底决裂，于是，只能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来回拉扯。

“他已经老了，他都不记得你了，你干嘛这么固执。”这是西敏质问纳德不跟他离开时说的话。在我看来，导演并不只是单纯的把这个他看作是纳德的父亲，而是将整个伊朗国家无形中化作了他。

伊朗的连年战乱和贫富差距，都在慢慢消磨着人们热爱的决心，倘若人心不稳，必然会造成国家停滞不前甚至衰退，可这一切，又都不能全部怪罪于个人身上。所以，导演看似平静沉稳的叙事背后，是一种焦急的渴求，他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改变，人们能够在平淡生活继续感受到幸福。

所以，在电影最后，导演将选择权交还给了纳德和西敏的女儿特梅，年轻人代表着国家的新生力量，也是未来建设国家的先锋。

虽然整部电影都在展示着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中层与底层的冲突，谎言与真相的冲突，可是，却并没有利用这些冲突，把未来发展的道路给彻底堵死，而年轻人特梅，正是未来何去何从的最终决定人。

跟着父亲，意味着她必须要在认清现实的同时，还要自己加倍的努力，即便暂时无法扭转国家目前的窘境，还是得一如既往地坚守自我信仰，这是责任也是义务。跟着母亲，意味着她会得到更好的教育环境，会有很好的前程，但是，移民之后，这就与生养她的祖国没有半点关系，国家不会因为她的改变而改变。

一次婚姻别离暴露出了家庭的种种矛盾，也折射出了社会和国家的种种矛盾，在看似平淡生活的背后，却蕴藏着说不尽的惆怅和无奈，这不再仅仅只是道德和信仰的讨论，还掺杂进了个人和国家的讨论。

成人已然定型，孩童却在发展，所以，导演借由特梅的眼睛观察着父母的变化，而在一次次谎言中产生的疏离感，让她开始重新审视自我存在的价值以及未来发展的抉择。

电影的结局是开放性的，法官将纳德和西敏请出了房间，只留下特梅自己做着选择，至于选择了什么，并没有直接呈现。

我想，其实这也是导演给荧幕外观众的一次选择机会，要么留下来一起改变，要么出走选择逃避，不管哪种选择，这都是个人的自由。但我想，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某次采访的话，已经给出了自己的态度：

几年前我在柏林创作一个剧本时，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伊朗的音乐声，就在我隔壁。我努力的控制自己不去想起伊朗，但是我做不到，那里的人和事已经在我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还是那句话，国家是由人组成的，只有每个人的改变才能促进国家的改变，逃避只能带来更多的矛盾，与其逃避，不如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