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对国内乡村建设运动的批判性继承与发扬, 也是对韩日乡村建设运动及我国台湾乡村建设的扬弃与创新, 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关于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最新战略布局与要求。从其主要内容上看, 乡村振兴的展开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的升级与重塑, 其不仅是要实现乡村的发展, 更是要为中国持续健康的发展奠定基础。乡村振兴战略应形成总体规划布局, 应同时包含“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方面的具体内容, 通过整体与具体双层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的建构, 最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劲支撑。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之后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乡村振兴作出战略安排, 明确了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部署、主要目标、基本原则和核心任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 不仅是中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要求, 同时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必然要求。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矛盾, 最突出地体现在乡村, 因此, 乡村振兴战略是破解中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而从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的角度看, 乡村是当前发展的短板和滞后部分, 因此, 聚焦乡村振兴与发展亦是实现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乡村振兴战略, 也为了更好地贯彻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有必要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思想来源、历史基础、重要内涵与实践路径等进行深入讨论和分析, 为制定和优化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乡村建设运动与乡村振兴
当下的乡村振兴战略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在旨向与内容等层面具有相承性, 当然亦有很大区别。乡村建设运动目标直指乡村区域发展, 同时也展现了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1]。只有以史为鉴, 才能更好地把握当下的乡村振兴战略。
(一) 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内容及其评价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始于农村破败的社会现实, 同时也是当时知识分子自觉认知农村重要价值的体现[2]。这场乡村建设运动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危机与民族、阶级矛盾所带来的产物[3]。从其内容上看, 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涉及乡村教育、医疗、农业技术、民风民俗、经济合作组织[4]等, 通过以上诸多内容的建设实现中国农村的全面改革。在那个时期, 乡村建设形成了3种典型模式, 分别是“定县模式”“邹平模式”和“北碚模式”[5]。虽然模式多样, 但是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源, 他们却有着相对一致的看法, 农村问题源于文化破坏、教育不兴和经济凋敝[6]。但因运动所采用的改良方式, 其无法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持续的时间里获得根本性的成效, 该运动后期在政府的介入下变成了农政, 社会建设的主旨亦随之消失[7]。故而晏阳初在晚年回到中国时感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坚持走改革开放道路才能够真正实现乡村发展[8]。当然, 其相关探索与实验为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 为全社会重视乡村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二) 乡村建设运动对当代乡村建设的启示
从其实践经验上看, 乡村建设是一场民众参与的去精英化的运动, 即充分调动民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其获得影响的关键[9]。乡村建设运动的动力主要在乡村内部。从乡村建设运动的方法论看, 其对后来的新农村建设以及当下的乡村振兴战略都具备借鉴意义, 具体内容如下:注重调查, 确定方向;崇尚科学, 积极实验;联系生活, 启发自觉[10]。当然, 历史地看, 中国乡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不可能因为乡村建设运动的终止而终结[11]。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胜利, 乡村建设运动本应解决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12], 因而乡村建设运动也就随之销声匿迹。回顾历史不难发现, 针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的要求, 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经验和智慧。
当前乡村振兴战略是要实现乡村的繁荣发展, 其与乡村建设运动在历史时期所面对的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有很大的不同。当然, 从内容上看, 当下的乡村振兴战略有6个方面的总体要求, 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在整体方向上, 乡村建设运动的取向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基本一致性, 即两者都将农村问题作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问题的认识来看待[13], 但因时空条件的巨大差异, 在具体行动层面则较难借鉴。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沉淀下来的一些经验, 比如防止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注重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推进村民自治[14], 加快农业人口转移, 乡村工业化和乡村社会重构[15]等思想则仍对今天的乡村振兴具有启发。乡村振兴战略所面临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要大大优于乡村建设运动, 其国家战略的地位也意味着乡村振兴一定能取得远超乡村建设运动的成果。
二、韩日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乡村建设
从客观情况看, 韩国和日本在20世纪开展的乡村发展与振兴运动对于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以及乡村振兴战略都产生了影响, 大量的相关研究也都试图通过“他山之石”来为当下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方案。因此, 要深入讨论并分析乡村振兴战略, 韩日在过去所开启的乡村发展实践也值得系统地分析和审视。
(一) 韩国“新村运动”及其经验教训
20世纪70年代, 韩国的新村运动以主权国家成功的工业化建设为基础, 农业领域也完成了土地改革,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农业中得以实行。但因经济发展偏向工业, 农业与农村的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和城市, 城乡差别和城市乡村居民收入差别显著[16]。就其实质而言, 新村运动是一场由政府主导的集中为农村提供公共品, 并致力于缩小城乡差距的综合性社会治理运动[17], 其结果是二元结构经济被打破, 韩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增长[18]。在具体建设内容上, 韩国新村运动首先聚焦于农村生活环境和村庄公共设施方面, 之后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 农业科技推广, 农民增收和培训等工作, 最后则将重点放在了农村精神文化建设方面[19]。韩国新村运动以经济发展为第一指导理念, 因小农经济体制和相似的家庭与家庭组织等[20], 其对于中国的乡村发展具有多方面的启发。在基本目标方面, 韩国新村运动确立了生产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生活环境改善、丰富农民精神生活等内容, 这与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目标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在中心任务方面, 韩国新村运动希望实现乡村的整体与多元转变, 即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卫生等层面实现乡村全面发展。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得益于推动该项运动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政治权威, 这是政府主导下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典型[21]。实现乡村发展不仅需要国家对乡村的大力投入, 同时也需要充分调动农村社会内部的积极性, 激发农村的内在活力[22]。而这些经验具备再实施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中韩之间有相似的经济模式、自然条件、文化背景等, 因此, 韩国新村运动对中国乡村振兴具有借鉴意义。但是在借鉴相关经验的同时, 不应忽略中国的特殊情况, 中国的乡村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更大的复杂性与特殊性[23]。若是盲目学习, 则会让韩国新村运动经验的局限性被不断放大[24]。而乡村发展中的农民参与、非经济激励、发展项目中的分权管理等[25]则是可以适用于中国乡村振兴实践的。韩国在“新村运动”中, 政府针对农民开展的精神启蒙和道德重塑[26]减缓了新村运动的负面影响。韩国新村运动也总结出一些教训, 主要是:避免民众对政府财政投入的过分依赖, 避免政府对村级开发项目的直接干预;尊重农民的自主决定权和参与权;避免急于求成和过度投资[27]。因此, 学习韩国经验一定要全面系统[28], 要注重两国的不同现实基础及其发展阶段的差异。
(二) 日本“造乡运动”及其经验教训
与韩国新村运动几乎同时期的日本“造乡运动” (也称造村运动、造町运动) 也构成了当前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参照, 其出发点是通过乡村产业振兴, 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进而解决乡村衰败的问题[29]。从该运动的背景看, 1970年代的日本一方面面临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 乡村发展受到巨大冲击;另一方面还面临城市经济的停滞不前[30]。“造乡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解决了城市污染、交通拥堵和住宅紧张的问题[31]。从其主要内容上看, “造乡运动”的主要做法是培育优势产业基地, 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强化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 开展农民教育, 创立农村金融制度与机构和促进农村文化建设等[32]。与韩国新村运动相比, 其更加注重农业产业基地, 农村金融和农产品流通工作。对中国21世纪初的新农村建设而言, 其形成的发展特色农业产业, 推动农民合作组织建设, 培育新型农民和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33]等经验值得学习。此外, 在该项运动当中形成的几项原则也值得我们注意, 即立足乡土, 放眼世界;自力更生, 尊重民意;培养人才, 着眼未来[34]。在日本多地的具体实践中, “造乡运动”实际上变成了农村资源的系统开发, 这类似于中国坚持多年的开发式扶贫工作, 比如一些日本乡村通过向城市市民收取一定的费用而让市民转变为特别“町民”与乡民。乡村发展的滞后一方面源自经济原因, 另一方面则源于乡村文化与价值层面的自信缺失, 因此日本“造乡运动”注重弘扬乡村传统文化和公共艺术的做法, 为乡村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内生力量[35]。乡村的发展与振兴不能完全依赖政府, 只有让村民充分认识到乡村是自己的, 让村民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乡村发展, 乡村建设与发展才能获得持续的动力[36]。而日本的“造乡运动”正是这样一种“自下而上”从乡村生发的运动。
(三) 我国台湾地区的乡村建设
1970年代后, 乡村建设的思想与方案才得以在我国台湾独立出现, 从此乡村建设被视为是乡村现代化的基础工作[37]。台湾乡村建设经历了从“富丽新农村”到“社区文创园”的过程, 期间积累了大量经验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38]。台湾在美丽乡村建设成功之后, 又开展了大范围的“社区营造”。通过社区营造, 台湾在乡村建设中做到了生计与文化的同步发展, 培养了大量的“文化农民”[39]。在人文关怀和文化艺术营造社区的基础上进而推出了“社区文创园”。“富丽新农村”以基层行政辖区为单位, 综合考虑自然、人文等发展基础与资源, 以此规划乡村发展的方向与重点[40], 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休闲农业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有机结合[41]。台湾的乡村建设以人们对乡村多元价值的自觉认知, 即认识到乡村除了是生产空间, 还是休闲空间、生态空间和文化空间, 由相关部门主导并制定规划, 在过程中重视制度和法规建设, 生产与生活的发展并重, 基础设施投资成为重点[42]。因此, 台湾的乡村建设十分注重对传统建筑风貌和传统特色的保护, 在规划方面实现了农业产业、观光园、农产品展销中心和民俗等整体统筹[43]。在台湾乡村建设的过程中, 其突出了以“事件”为主导的建设策略, 这些事件有共识性事件、经济事件、宣传事件、品牌性事件和大型节事等5种[44]。此外, 台湾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十分注意村庄特色的塑造[45], 这避免了村庄发展的同质化, 也为村庄发展提供了诸多的可能性, 也正是因为村庄特色的塑造才避免了村庄的衰败。通过城乡一体化融合和社区共同体营造, 台湾的乡村建设取得了瞩目的成果, 城乡一体化发展得以实现。乡村建设不仅仅是对发展环境和项目的改变, 同时也是对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重塑, 对农村社会资本的重构, 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优化, 对基层政府职能的改革等[46]。乡村衰败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人才的流失, 因此台湾乡村建设工作注重对返乡精英创业的引导与帮扶, 注重农民技能培训与文化塑造, 并引入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47]。总体看, 台湾乡村建设以社区营造为基础, 以整体规划实现特色重塑为抓手, 通过产业融合和文化价值引导等推动了乡村的发展。
三、乡村建设运动与韩日及我国台湾地区乡村建设对我国内地乡村振兴的启示
综合以上两部分的内容, 可以看到, 在历史上已经开展过的乡村建设运动中, 我国台湾的乡村建设以及韩日的农村建设运动都能为当前的乡村振兴提供借鉴并带来诸多启发。
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相比, 我国当下的乡村振兴具有无与伦比的良好社会环境, 不仅是政府主导, 而且社会层面的多元主体也十分重视。但是, 其经验中仍有值得学习之处, 比如如何在乡村振兴中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群体的作用, 尤其是发挥其主体性和主动性。民国时期的乡建模式大都由知识分子探索并实践后创立, 而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 尤其是研究者与社会的接触仍不够紧密, 应崇尚科学, 积极开展技术与社会实验。
韩日和我国台湾的乡村建设运动给乡村振兴带来的启发是:继续大力做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在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价值的同时, 一定要给乡村居民的参与和其他主体参与建设提供机会和平台;要重视农民的思想、精神与文化建设;做好农业基础推广和农民技术培训工作;开展乡村社区营造, 重构乡村居民的社会资本;改善乡村地区的人际关系, 提升资本存量;注重保护传统与特色, 突出村庄发展的个性与方向;强化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公共服务多元供给。
当前的乡村振兴, 只有在充分吸收历史经验和其他区域经验的基础上, 才能少走弯路;而以上正是对乡村建设历史经验与国家、区域经验带来启发的简单总结。要想把这些经验吃透用好, 需要在实践中进行尝试、摸索和思辨, 并非是这里的一些文字就能将这些经验与启示完整呈现的, 在具体的乡村振兴建设内容上, 需要进行更加有针对性的经验反思与知识迁移。
四、乡村振兴:为何与何为
当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为当下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历史参照, 从其主旨看, 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振兴一脉相承。新农村建设时期提出的5句话20个字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而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5句话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两者相比, 有4个方面是不同的[48]。乡村振兴在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上对乡村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也设定了更高的目标。在关于乡村振兴战略思想源流的讨论中, 并没有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相关讨论作为重点进行分析, 但在客观情况上, 中国已经开展的新农村建设构成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思想来源与实践参考。
自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 关于乡村振兴的讨论就异常火热, 研究者主要是从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背景、内容、实施路径和重点工作等展开分析与讨论。
(一) 为何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三农”问题历来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三农”工作也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优先发展农业农村, 这是新时期党中央着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作出的战略决策, 是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大事。实现乡村振兴, 总体上需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涉及多个维度, 而这恰是实施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 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5个方面的总体要求又实现了对“经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战略布局。没有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与富裕, 中国梦就是不完整的[49]。乡村振兴改变了以往偏向城市的发展思维, 通过强调城乡融合, 而使得乡村也成为理想的生活发展空间[50]。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仅是为了解决农业农村发展的短板问题, 同时也是为了给中国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稳固基础[51]。在乡村振兴过程中, 城乡要素互动带来多重要素在乡村的聚集生产, 最终推动乡村的发展。在新时代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双重变奏下, 乡村振兴绝不是物质和形象层面的改善, 而是要实现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综合发展与全面提升[52]。要更好地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深远意义, 不仅要将其放置在十九大报告的整体进行理解, 同时还应将其放置在十八大以来,关于农业和农村发展思想的系列论述中进行理解。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共产党对其以往农村发展战略的凝练与升华[53]。所以, 应历史地、发展地认识和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与价值。
乡镇振兴战略的提出有其具体的背景, 即农业农村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这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即农业发展进行转型升级攻坚期, 城乡发展进入快速融合推进期, 乡村治理进入转型期[54]。经济新常态下, 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需要激发农村巨大的发展潜能[55]。乡村振兴是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升级, 更是对中国乡村发展规律的自觉把握[56], 是对以往偏重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战略的调整, 更是对传统城乡统筹思维的纵深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重心的下移[57]。从“三农”工作的模式与思维看, 乡村振兴战略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三农”工作思路的重新调整与梳理[58]。乡村振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发展思想的升华,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乡村发展的最新成果[59]。尽管乡村发展仍面临多重困境, 但未来的乡村可能正是破解发展困境的出路所在。已有的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等已经难以解决新时期城乡发展的问题[60]。从世界范围内看, 农业占GDP比例的下降并不必然带来乡村衰落, 关于城乡结构的变动与城乡居民的布局, 没有成型的国际经验可以完全参照[61]。全球范围内乡村的衰落源于产业分割条件下农业多功能性及其价值的丧失[62]。因此,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更多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按照新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 当前最不平衡的问题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 最不充分的问题是农业农村发展的不充分[63]。这种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现实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矛盾, 也是我们在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多重现实问题的总根源。这样一种情况也就决定了必须将乡村振兴作为新时期一项紧迫和严峻的工作对待。
(二) 何以实现乡村振兴
1. 乡村振兴的路径、方向与原则
乡村振兴是对乡村生命力与价值的重新发现与彰显[64], 是在保留乡村景观与文化的基础上对乡村衰败的扭转[65]。早在我国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就有研究者对农村发展路径进行了讨论, 有研究强调应抓住“人力、土地、资本和技术”等重点破解农村发展难题[66], 首先从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发力[67], 通过乡村振兴战略换发乡村发展活力, 实现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性[68]。而要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就要实现城乡双向的要素流动[69], 引导更多要素向乡村的聚集。乡村活力[70]、乡村权利[71]、乡村文化和乡村治理[72]成为研究者讨论乡村复兴的重点, 乡村精英是乡村复兴的核心主体[73], 精英回流与乡村治理的完善能将外部支持与资源转化为乡村的内生动力[74]。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 农民也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 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是实施乡村振兴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则[75]。因此,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应该摒弃传统的精英主义的发展思维, 让以人为本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乡村振兴全过程中得到贯彻。研究者认为:乡村振兴的根本在深化改革, 重点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完善农业保护支持制度[76];同时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推行农业规模经营并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健全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77]。产权改革是产业兴旺的基础, 现代农业是产业兴旺的基本方向, 美丽生态宜居是乡村建设的方向, 乡村治理改革与完善则是乡村振兴的基本保障。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应包含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农业保险政策、农民增收政策、人才激励政策、农村资源优化配置政策等内容[78]。也有研究者强调要依据阻力最小的原则, 确立乡镇振兴的四大路径———机制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与人才培育[79]。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 一些地方通过实践走出一条依托产业联合体, 实现农民分享产业利润和农业发展成果的道路[80]。就城乡融合发展而言, 乡村振兴战略应淡化城乡的界限, 城乡相互促进并放大彼此的优势与长处, 在公共服务上实现均衡化[81]。同时, 应实现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和产业融合, 重点解决好“人、地和钱”的问题[82], 打破土地财政制度并抛弃城市化的乡村发展理念[83]。在县域范围内应做好村庄规划、村庄合并与小镇建设、村庄投资、乡村新功能和新业态开发以及吸引农民工和能工巧匠返乡等6项工作来落实乡村振兴[84]。而针对乡村规划而言, 则应突出政府与农民的共同参与, 突出环境友好与资源节约。乡村振兴也应注重农村的信息化建设水平, 信息进村入户, 不仅能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途径, 也能为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衔接提供桥梁[85]。从乡村振兴的政策方向上应突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融合发展和创新发展的导向[86]。不管这些讨论如何复杂, 其都在产业、生态、治理、经济和文化的框架内展开。
2. 乡村振兴中的风险防范
当然, 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 伴生风险应引起注意, 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急于求成而忽视了循序渐进, 政府主导而没有农民参与, 政策一刀切而忽视了各个地方的差异性与客观现实约束, 忽视精准减压而持续向基层施加压力[87]。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 农业发展不能过分追求规模, 而要与中国的小农经济现实相结合[88]。乡村振兴并非一蹴而就, 其同样需要尊重乡村发展的规律, 因此, 乡镇振兴应分阶段实施并确定相应阶段的目标[89]。同时也要避免乡村振兴实施中的形式主义和一阵风, 将该项工作扎扎实实做好。既要对乡村振兴有切合的人文定位, 还要有适合地方产业及其健康发展的制度支持[90]。在这方面, 部分区域的先行探索已经积累了经验。
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路径
乡村发展并非呈现线性道路, 螺旋式上升是其更加正常的状态[91], 因此乡村振兴对于乡村发展的规划与扶持要切合实际并尊重乡村发展规律。正如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所谈及的, 乡村振兴将分3个阶段实施, 让农业有奔头, 让农民职业有吸引力, 让乡村成为令人向往的美丽家园。乡村振兴战略共提出了5个方面20字的总要求, 因此, 乡村振兴战略应分别针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等内容进行规划, 以形成乡村振兴的强大政策与体制合力。以下从5个方面展开具体的讨论。
(一) 开发农业多元价值并形成农业新业态, 助推产业兴旺
产业乃乡村振兴的基础, 而产业兴旺并非针对农业的所有业态。对于粮食生产而言, 其重点在于保障安全, 中国人要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而对于粮食作物以外的其他农业产业, 则是产业兴旺的重点。大宗农产品在总体上存在结构性过剩的问题, 因此产业振兴一定要做好产业项目的筛选工作, 适合振兴的产业项目不仅要有发展基础, 同时还要具备特色优势, 这样的产业与产品不仅在国内具有市场竞争力和消费认可度, 同时还具有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与认可度。在做好产业选择工作的基础上, 重点要为产业发展提供配套支持政策, 这主要包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提升,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农产品加工与销售服务体系, 产业技术研发与推广, 产业组织建设与利益分配机制构建等。在产业发展方面应坚持质量效益优先原则, 确保优质优价, 提升产业发展的经济动力;突出农业多功能性的开发, 将休闲、旅游、康养、游学、教育等相关业态纳入农业产业, 以此推动乡村产业兴旺。
(二) 做好环境生态、乡村能源结构调整与退耕工作, 实现乡村生态宜居
生态宜居的前提和基础是做好乡村的环境治理, 其涉及水体、固体废弃物、农业面源和空气等内容。针对环境污染, 首先要加强环境督促与监管, 同时还应做好环境保护与生态维护的教育工作。比如, 很多城市已经开展了废品分类回收工作, 这项工作可以向乡村推广, 对于坚持废品分类回收的农户可以进行奖励, 或者是用可回收废弃物置换日常生活用品。其次, 生态宜居还需要改变农民生活的能源结构, 对传统的燃煤、烧柴等能源获取方式进行替代并给予补贴, 例如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能等。第三, 继续做好退耕还林还草工作, 持续推动生态移民搬迁工作, 提高退耕户补贴标准, 提升生态移民户的保障水平。第四, 坚持生态区域生态补偿的全覆盖, 除了提供政策性补贴外, 积极探索市场化的生态补贴方案, 比如可以尝试按照水流域区域进行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换算, 以生态环境保护换取生态享受方提供的发展补偿资金。第五, 做好乡村规划与人居环境治理, 保留好乡村的良好风貌, 凸显乡村的乡土记忆与味道。生态宜居在本质上要求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全过程, 建设绿色农业与美丽乡村, 将青山绿水作为乡村的最大财富。
(三) 弘扬传统优秀文化资源, 搭建公共文化活动平台, 实现乡风文明
乡风文明建设要利用好传统优秀文化资源 (民俗文化、农耕文化、礼仪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 倡导淳朴文明的生活风气, 营造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 对于乡村内不良的文化与风气等要大力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加强农民思想道德建设, 通过文明评比与表彰活动, 通过乡规民约和村规民约来倡导和引领良好的家风与村风。文明的乡风需要乡村居民的积极参与, 通过搭建公共性的文化活动平台, 将农村居民的文化自信与主体价值进行激发。乡风文明还需要充分发挥乡贤的作用, 将其文化引导作用与经济社会效益进行结合, 将思想认识问题的改变与现实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乡风文明需要重点治理铺张浪费和大操大办等突出问题, 通过制定指导性意见以及形成村民共同约定等解决此类问题。对此问题, 在现实层面, 很多地方也都探索有相对成功的经验, 比如红白理事会、网络点赞团和乡村公益微信群等。乡风文明建设必须依托丰富的乡村文化活动, 而当前乡村文化活动在很多地方都极其匮乏, 因此乡风文明需要制定乡村公共文化活动的规划方案, 让集体性精神文化活动助推文明乡风的实现。乡风与村风的基础是个人作风, 尤其是村干部的作风, 因此在乡风文明的建设过程中还应做好乡村干部作风建设工作。乡村社会中存在的矛盾纠纷问题是乡村文明的不协调因素, 因此, 乡村文明建设还应做好乡村矛盾纠纷的调解与化解工作。
(四) 实现“三治融合”, 创新乡村治理体系,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
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点是建构“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其中自治是基础也是根本。在自治方面, 要对自治的形式与结构进行创新, 比如进行自治的下沉和开展微自治等, 同时还应对基层治理者的治理能力的提升开展培训工作, 通过提升村干部待遇来提升其治理工作的积极性。对于农村居民, 重点是激发其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如果大家都能关心村级事务, 那么乡村治理就是低成本、高成效。德治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和依赖, 去道德化的个体与乡村是难以有效治理的。通过道德、伦理规范和社会舆论, 可以实现乡村的柔性治理。同时德治与文明的乡风村风也是密不可分的, 没有文明的乡风村风, 道德难以发挥治理效果。德治不仅需要在整体层面倡导良好的道德风尚, 也需要有道德模范积极参与乡村治理。此外, 还需积极发挥村规民约等文本与规范的治理功能, 搭建道德讲堂与道德评议等公共平台, 为德治效果的发挥提供更多支持。法治是治理的前提和底限。法治实现的是规范和刚性治理, 没有法治的乡村治理将可能失去原则, 甚至触犯法律法规。一切行为规范都要以法律为准绳, 任何行为都不能超越法律范围, 法治是德治与自治的最终保障和依据。过分强调单一治理都会让乡村治理面临更多弊端, 比如德治可能太过“软弱”, 自治则容易“迷失自我”, 法治则太过“刚硬”, 而实现三治融合则会让乡村治理张弛有度, 既保证了在各自擅长的治理问题上充分发挥单一治理的效果, 同时又通过治理融合而实现乡村治理难题与困境的破解与治理能力的提升。
(五) 做好脱贫攻坚和低收入群体增收工作, 实现乡村富裕生活
实现生活富裕的目标, 首先应完成脱贫攻坚的艰巨任务。按照扶贫规划, 到2020年将实现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 但这不意味着脱贫人口以及之前未被纳入贫困群体行列的农村居民就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因此, 在2020年后, 中国仍将持续开展扶贫工作或是低收入群体增收工作。生活富裕的基本前提是收入的增加, 为实现这一目标, 不仅要实现产业兴旺, 同时也应做好社会发展成果的分配工作, 一方面让农民能通过传统农业产业和农业多功能的开发获得收入, 另一方面也应做好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工作, 减轻农民的教育、医疗与基础设施建设负担。针对低收入群体, 要抓紧时间着手制定低收入群体收入提升规划, 通过扩大经营性收入、资产收入、工资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为农民增收提供更多可行渠道;坚持就业优先, 通过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 以就业和务工促进农民增收。针对农村不同的收入群体, 要有差别有针对性地探索并实施增收举措, 以实现其能获得持续稳定的经济收入, 生活宽裕, 衣食无忧。
六、结束语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重视农业农村农民工作的具体体现。中国历史上开启的乡村建设运动、新农村建设运动以及韩日“新村运动”和“造乡运动”均为当下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甚至经验。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在吸收国内历史时期乡村发展经验以及外国乡村发展经验基础上而形成的科学战略, 随后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规划也必将博采众长和在坚持中国特色的基础上实施落地。乡村振兴的实现并非一时之功, 要做好长期努力的准备。只有在尊重乡村发展客观规律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现阶段特征的前提下, 才能让乡村振兴变成实实在在的惠民利国之举, 才能让乡村发展助力新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 以最终助推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邢成举 罗重谱
来源：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