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张謇无疑是一位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人。在《开路先锋：张謇》作者眼中，张謇作为新旧时代转换中的士大夫，眼光超前，思想解放，紧跟历史潮流，站在时代前沿。他在各方面奋力开拓，不仅仅是实业和教育，包括整个现代化的政治和经济，他都在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作为曾经主政南通十多年的地方领导人，作者是从历史与当代的双重宏观视野，重新认识与评价自己心目中的张謇。
张謇。
其实张謇的历史价值不仅是对南通的地方治理而言，还贯穿于整个中国的治理现代化进程，完全可以列入世界近现代改革家的行列。中国第一个民营资本集团“大生纱厂”、第一个农业股份制企业“通海垦牧公司”、第一个现代化渔业公司“江浙渔业公司”，在实业界赫赫有名。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民立通州师范学校”、第一所本科制民办女子师范学校“通州女子师范学校”、第一所纺织高等院校“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第一所水利高等院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在教育界又开风气之先。中国第一所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第一所戏曲学校“伶工学社”、第一所盲哑学校“狼山盲哑学校”，更是开文化与慈善事业历史之先河。作为中国人设计与建设的现代城市，20世纪初期的南通被建筑学家吴良镛院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如果和美国的开国元勋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做一比较，张謇无论是任职民国中央政府的农商总长、全国水利总裁，还是辞去政府职务之后的社会实践，其全部的努力和心血都交付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汉密尔顿”。正如《汉密尔顿传》的作者罗恩·彻诺（Ron Chernow）所言，“作为美国首任财政部长和新政府架构的主要建筑师，汉密尔顿设计了能让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平稳运转的一整套机制，包括一个预算体系、一个长期债务体系、一个税务体系、一个中央银行、一个海关系统和一支海岸警卫队。凭借这些举措，他为‘行政能力’设定了一个极高的标准，至今无人能望其项背。如果说是杰斐逊谱写了美国政治论述的必要华丽诗篇，那么可以说是汉密尔顿拟就了美国的治国术散文。”
撰文｜严泉
《开路先锋：张謇》，罗一民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1年11月。
与人们熟知的美国国父们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不同的是，汉密尔顿的知名度似乎稍逊一筹，但他却是走在那个时代前面的人。头脑机智、思维敏捷，具有深刻的观察力和理解力，其思想具有非常强的超前性和创造性特征。在《联邦党人文集》的开篇，汉密尔顿就深刻地指出制定美国宪法的重要性与生命力，“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一书曾经这样评价汉密尔顿，“他在别人抱持着谨慎的观点和暧昧的原则的地方，提出了大胆的计划和明确的政策。当国会正在考虑人民将会说什么时，汉密尔顿却告诫国会议员和人民，他们应当做什么。”在独立战争期间，当其他人还在思考如何取得战争胜利的时候，汉密尔顿已提出建立一个更加坚固的诸州联盟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问题。建国后，汉密尔顿对宪法的发展和完善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强烈主张代议制与联邦制，对司法审查权给予明确而有力的阐述，希望美国创建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因应严峻的政治经济危机。汉密尔顿还是最早洞察到工业革命深远意义的政治家，主张走“工商立国”之路。
音乐剧《汉密尔顿》剧照。
同样地，张謇的声望也不如创立民国的孙中山、黄兴、袁世凯，但是罗一民的研究指出，从考状元前后的经历到历史大事件中的表现，一直到回乡从事地方自治，张謇的主要抱负在政治，主要经历在政治，主要作为在政治，主要贡献在政治，是一位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政治家，其政治远见也是走在时代的前列。
清末立宪运动兴起以后，朝野上下都把地方自治视为通上下之情、为宪政奠定基础的途径，地方自治的实践活动也随之广泛开展起来。地方自治组成为清末立宪运动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在地方治理方面的探索和尝试，有力推进了政治现代化。张謇是当时最早倡导地方自治的士绅领袖，在1901年《变法平议》文中就指出要学习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设立府县议会作为自治的机构。在精英士绅、地方官员、商人等群体的支持下，当时涌现出了一大批地方自治团体，广泛开展了地方自治的实验，标志着近代中国地方治理现代化事业的正式启动。
在南通的地方自治战略规划中，“窃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在张謇的观念中，“经营村落”“村落主义”时常与“地方自治”交相并称。有研究者评价称“张謇不仅是南通早期现代化的设计者，也是组织者和领导核心，没有张謇就没有当年南通的早期现代化，至少也会推迟若干年。”
应该说，地方自治不同于一般的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地方政治现代化的规划，是地方自治最重要的建设目标。关于这一点，张謇的认知是非常到位的。他曾在《变法平议》中提及府县议会方面的自治机构设想。拟定的府县议会议员，至多不过5人，而且选举人与被选举人限于“有家资或有品望”的绅士。张謇认为，绅士通过地方府县议会，可以“释民教之争”“通上下之情”，并且筹设学堂、警察以及农工商各类公司，实现地方自治的目的。强调以士绅精英来领导区域现代化，并指出地方士绅应负责兴利除弊、建设乡里的责任，同时将士绅作为沟通官商、调和官民的中间力量。
王奇生认为，张謇的“地方自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绅治”。事实上，在中国早期现代化和地方自治的历程中，近代资产阶级尚处于生命发育的襁褓时期，作为中国传统精英阶层的绅士以其固有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感，肩负起新时代的重托，充当了启动中国现代化的动力群体是势所必然的。“以绅权孕育民权”，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过渡时期社会阶级结构演化的必然现象。梁启超“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的主张，即在某种意义上预言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张謇主导下的南通地方自治无疑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张謇的地方自治思想趋于成熟，充分认识到地方自治制度建设与路径选择的重要性，“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他的建设方案也得到了社会和官方的认可。清政府正式出台的地方自治章程，其中所强调的地方事宜和张謇的治理思路类似。地方自治是由下而上的，容易培养逐级参政的兴趣与能力。所以地方自治是训练人民行使政权的最好方法，同时也是实施宪政最基本的工作。
在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作为一位政治家，正如张謇晚年的自我总结：“一生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常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从最初支持君主立宪，到后来转向民主共和，张謇始终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社会资源，极力推动立宪事业，这也大大推进了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张謇在立宪主张、思想传播、政治实践等方面，为近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转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连环画《中国现代纺织业的先驱：张謇的故事》（瞿溢绘，人民美术出版社）插图。
在政务实践活动中，汉密尔顿是位务实派，“是一位雄心勃勃，目标明确，不避艰辛的实干家。”他的以联邦共和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以及经济、军事与外交思想都是基于一个极其重大的现实问题——建立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提出的。努力解决现实问题，是汉密尔顿思想的基本出发点。虽然刚独立的美国还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但是汉密尔顿坚信，在不远的将来，工商业一定会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支柱。他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2篇中颇有预见性地指出：“商业的繁荣是国家财富的最有效和最丰富的来源……商业繁荣有助于活跃和刺激工业系统，使之更加活跃和兴旺地运行。”
在另一位《汉密尔顿传》作者司美丽看来，汉密尔顿在制定政策时，并不刻板地拘泥于某种理论或思想，而是从美国的实际状况出发来决定采取何种政策措施。他的联邦共和主义思想以及构建政府的措施，是基于解决战争时期和邦联时期极度混乱的局面；他的财政经济政策除了立足于整顿建国初期濒临崩溃的财政现实、强化诸州联盟外，更是基于一个世界性的现实问题——欧洲已开始工业革命，“美国必须以英国、法国和其他强国为榜样去促进工业化，才能在世界之林中有立足之地。”林达在《如彗星划过夜空》书中指出，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突出地体现了他将美国带入工业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第一次预言了美国经济的前途，把美国放到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美国思想史研究专家沃浓·路易·帕灵顿（Vernon Louis Parrington）称他因此似乎成了“18 世纪最现代、最具美国性的领袖”。
张謇亦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大局出发的政治家，孙中山与张謇虽然为政风格不同，但是也评论他是干实事的人。本书也强调张謇兴修水利、经营工商、开创教育、倡导慈善，以一人之力建设南通乃至江南半壁河山，其目标并非仅仅是工商贸易和地方发展，这与李鸿章、张之洞之造福于桑梓的意义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他终极的目的是要通过地方自治，从根本上重建中国。这条线索，贯穿了他一生的主要成就。
连环画《中国现代纺织业的先驱：张謇的故事》（瞿溢绘，人民美术出版社）插图。
学者马敏认为，中国近代人物中真正提出了比较完备的近代工业化方案的，其实就是张謇和孙中山二人。张謇的近代工业化方案体现在他的“棉铁主义”主张，而孙中山工业化的方案就是他的《实业计划》。一般来讲大家认为张謇的“棉铁主义”比较实在，能够容易操作。张謇根据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探索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提出了“棉铁主义”。张謇提出的很多主张，包括当时同代人提出的很多主张，都是要救国。通过发展工业、壮大经济来救国救亡振兴中华，所以这个就成了中国工业化最迫切的目标。张謇的工业化探索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工业化有当务之急与重点发展。张謇的思想是很系统的，但是在不同的阶段又应该有发展的重点，而张謇寻求的重点是棉与铁，当然更注重棉纺。他认为中国如果要解决白银外流、解决自己的财政困难，发展自己的经济，那就要从最大宗的进口就是棉花、钢铁这些方面着手来生产，发展自己的经济，这个实际上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进口替代的战略。
作为现代国家的立国者，高全喜的研究表明，张謇探索的是现代中国的社会建设之道，属于宪制中国的题中之义，“一个现代的中国，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而且是经济社会层面的，真正健康的现代宪制国家有赖于一个完备良治的工商社会，工商经济与宪制国家是现代中国的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彼此都不可或缺；同样，地方自治、市镇建设也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根基，没有一种宪法上的地方自治的制度支撑，现代的共和国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探索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构建一个地方自治的制度样本，这才是张謇致力于南通建设的宪制主旨和未来方向。”从上述意义上看，张謇的毕生实践，无疑具有制宪建国的价值与意义，也正是在这个现代国家构建的视野之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张謇作为杰出的实业家、中国现代工商经济的开拓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的本质属性，即复数的立国者的宪法属性。
连环画《中国现代纺织业的先驱：张謇的故事》（瞿溢绘，人民美术出版社）插图。
张謇与汉密尔顿的历史定位与时代价值是非常相似的。有研究者指出，多年后，当美国人开始认真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重新审视当时有关国家经济发展的讨论时,他们发现,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制度建设来说，费城制宪会议以后的十年是最关键的十年。如果说费城会议的贡献在于为美国制定了一部新宪法，重塑了美国的政治体制的话，那么这十年则塑造了美国财政经济体制的框架，将美国引入了一条新的经济发展道路。对此，汉密尔顿所作的贡献是怎么样赞扬都不过分的。是他在美国建国后短短的几年里，使美国迅速恢复了公共信用，扭转了趋向崩溃的财政经济状况，并建立了一整套的经济制度，为美国搭起了经济发展的舞台，打下了100年后世界一流经济强国的制度基础。
在近代史研究大家张朋园先生的笔下，张謇在求变的社会里，是保守中的进步者，所以他的思想不断有所改进。但他的出身背景和士大夫意识，又使他在进步中不忘保守。不过，“恰恰是因为张謇身上这种保守的立宪改良主义，更为恰切地体现了中国政治古今之大变局中的内在本质。所以，他曾经反对暴力革命，积极推动清廷预备立宪，参与谘议局、资政院和责任内阁的建设，一旦革命成为事实，且符合民意，他又能像梁启超那样与时俱进，拥护共和，推动南北和议，但革命党人的激进主义，又使他倍感警惕，致使他鼓动袁世凯折冲革命政权，优待清帝逊位，在‘共和立宪国体’之基础上，促进南北和谈，清帝逊位，与各派势力妥协团结，共同构建中华民国。上述种种，并非是士绅立宪派的政治投机，而是恰恰相反，它们才是体现了中国政治转型的真精神。”
拉塞尔·柯克（Russell Amos Kirk）在《保守主义思想》曾经提及，联邦党人是独立后的美国第一个保守主义派别，汉密尔顿也被多数美国人认为是代表性人物。在20世纪初期动荡的年代里，张謇无疑也是一位现代保守主义政治家。与康有为不同的是，张謇日常行事，都持中庸之道，认为“天下事贵得其中，若趋于极端往往不能成事，即幸而能成，亦不过一瞬而已”，强调变法必须“斟酌今日弊政之标本与夫人民之风俗，士大夫之性情”，以“权因革损益，第轻重缓急之序。”为此，有论者称，以张謇为首的立宪派们主张推行平稳渐进的立宪改革，反对激进彻底的革命主义，并认为应当保持传统儒家文化的连续性。张謇立宪思想有着开放与保守的双重特质，并彰显了传统士大夫的政治审慎与稳重。在政治变革方式上，如诸多保守宪政主义者一样，张謇倡导在不破坏既有政治体制的前提下，以温和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良。他反对激烈彻底的革命激进主义。正如张謇在晚年感慨道：“政体固应改革，但不可将国家之基础完全推翻。国家犹一大器，不可妄动，动则恢复原状难。”
作为一位英美式的保守主义政治家，张謇强烈反对暴力激荡的革命，希冀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实现平和渐进式的立宪改革。1912年2月，张謇写成《革命论》上下篇，表明了自己对激进革命的反对态度，所谓“圣人言革命之慎”，“使革人之命，而上无宽仁智勇文武神圣之君，下无明于礼乐兵农水火工虞之佐，则政教号令，旧已除而新无可布，而布者复不足以当王泽而魇民望，其愈于不革者几何？”他又把革命分为四种类型，“圣贤之革命”“豪杰之革命”“权奸之革命”与“盗贼之革命”，他特别推崇汤武“顺乎人应乎人”的“圣贤之革命”。张謇之所以主张以改良的方式推行立宪政治，确实是因为认识到“立宪所以持私与公之平，纳君与民于轨，而安中国亿兆人民于故有，而不至颠覆眩乱者也”，与此相反，暴力激进的革命则会破坏现有的平稳秩序，导致社会动荡不安，“能破坏而不能建设”。
后人评价汉密尔顿，常常遗憾地指出，虽然他也身为美国建国之父之一，却始终没能像别的人那样做上美国总统，而且在与其主要政治对手托马斯·杰斐逊的竞争中更是输得惨不忍睹。可是孰料在其过世后，他的政治遗产，包括“工业建国之路”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等等，却在此后的美国历史中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甚至一些影响了美国历史进程的总统，如亚伯拉罕·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他们所施行的政策就是建立在汉密尔顿的遗产基础上的。正如美国经济史学者路易斯·哈克（Luis Hacker)所言，“如果我们相信人的自由、个人的尊严和个人持异议的权利以及广泛分散的政治权力,我们就得承认杰斐逊的不朽贡献。如果我们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制度，在处理国内外关系中要有尊严的政府，要有作为国家进步关键的经济事业的自由，那我们就得承认汉密尔顿的不朽贡献。我们都是杰斐逊者，我们都是汉密尔顿者。”
连环画《中国现代纺织业的先驱：张謇的故事》（瞿溢绘，人民美术出版社）插图。
虽然胡适写道：“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但是著名政治学者牛铭实认为“失败的英雄”这个评价是值得商榷的。没有成功也许意味着失败，但“未完成”却不是失败。“前人未完成的事业在下一代手中完成，不也是成功了吗？今天我们来看，张謇当时做了20 多年自治，他的路子是对的。他做了很多开创性、打基础的事。经济发展是不是能造福人民，要看教育、慈善、卫生、交通、治安等各方面有什么改善。张謇作为开创者没有失败，如果后人无法继续并完成他的事业，那失败的是后人。”
其实在张謇逝世两年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本英文版世界名人传记集《现代之胜利者小传》，就已经将张謇与爱迪生、洛克菲勒等人并列，单独立传，称赞张謇建设的南通“是中国的乐土”。所以说，张謇不仅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者，更是一位杰出的设计师。他立足于南通，但又不局限于南通，如他所言：“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自十九世纪末，张謇开始“经营乡里”“实业救国”，后又融入地方自治实践中，为全国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南通模式”，开创了一条地方治理现代化的中间道路。
地方治理现代化的中间道路，它的概念与内涵非常类似于20世纪后期的第三条道路，或者称新中间路线。后者肯定自由市场的价值，强调解除管制、地方分权和低税赋等政策，与地方治理现代化的中间道路在诸多方面是不谋而合的。政治学理论大师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设计了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大纲，以对国家和政府进行改革作为其基本的指导性原则，不断深化民主，复兴公民社会，关注经济变革，高度重视并积极应对现代化。“第三条道路”是一个以超越左与右为价值取向，以民主、自由、公正、责任和国际主义等为基本价值观，以建立充满活力的政府与社会为目标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同样地，地方治理现代化的中间道路与20世纪激进主义政治模式截然不同，也不同于威权政治模式，而是一种建设性的走向国家现代化道路，具有整体性、系统化、合作型与有效性的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讲，张謇作为20世纪中国超越左右之争的不寻常的政治家，恰似百老汇音乐剧“汉密尔顿”对主角的全新阐释一样，其政治定位与时代价值值得今人重新审视与评价。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撰文：严泉；编辑：李永博 朱天元；校对：卢茜。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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