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靖华
2008年，在去高校任教之前，我进入合肥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我刚刚完成了硕士论文《九龙攒珠》，正处于上一问题已经完成，下一方向还未确立的空窗期。在规划院工作的短暂的时光里，和以前一样，意外的看到了一些资料，这些资料和合肥市巢湖北岸的一些水利设施有关。图纸包含了我硕士阶段所调查的村庄，但在内容上有很大的扩展。特别是在巢湖北岸半岛的长临河及北部地区，发现了大量以祖先姓名命名的村子。这些村庄在我读硕士阶段已经知道存在，但并不知道数量如此之大。带着这些问题，我离开了设计单位，决心去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
但这条研究的道路非常之困难，或者说其曲折远远超过我的想象。从决心做这个问题，到完成论文，花了整整9年时间。这9年时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在南京工程学院一边任教，一边从事科研。但学校初创，教学任务非常之重，几乎没有太多的时间能扑进去。中间虽然争取了一些机会带学生下乡调查，也取得了不少族谱文献，但实际进展并不十分明显。这段时间，又遭到了一个很大意外，2010年，因为人为的原因，两三年来为了读博所调查的族谱等文献完全遗失了。这场打击以后，有段时间颇感气馁。但2012年，承蒙导师葛剑雄先生的厚爱，考入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在时任建工学院院长宗兰先生的关心和同事们的支持下，多少从繁重的教学任务中摆脱出来，开始进入到第二阶段的学习之中。
这个阶段的学习，对于本书的形成是非常关键的。一方面，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知识结构和科研训练，极大了强化了在硕士阶段初步形成，但尚未系统化的研究路径。我在硕士阶段主要接受的是中建史领域的科研训练，建筑史的研究基本还是强调以物为中心，但史地所的研究则以文献为中心。这两者之间的融合，复旦大学给与了非常专业的，直接的动力。第二方面，从2012年夏季开始，得到了合肥市肥东县党政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对于本研究的推进，给予了十分关键性的支持。一方面，在县委杨宏星书记的关心下，县政策研究室给予了课题和经费支持，使我能对肥东县南部地区的聚落进行了更为普遍的调查，这些调查取得的大量资料，完全弥补了2010年的损失，甚至大大超过。另一方面，通过广泛参与肥东县政府在长临河、包公镇、石塘镇等地的工程项目，深化了研究过程中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度，这些实践对于本书最后一部分结论的得出至关重要。从这点意义来说，这本书的形成既得益于学校的支持，更得益于社会的协助。这是我必须永远铭记在心的。
但是这本书，也存在着一些遗憾。这种遗憾有些是客观原因，但有些还是主观原因造成的。从主观上说，从08年到12年这四年中，因为自己个人对科研的懈怠，也包括在家庭、婚姻中所耗费的一些时间，导致研究断断续续，而成果则推出很少。在这宝贵的几年里，当我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在简单机械的教学工作中安然度日的时候，并不知道，很多宝贵的研究对象，已经悄然消逝。12年，我重新调研，去往乡间，在长临河地区，发现几年前还生机勃勃的村庄，很多已经野草丛生了。我渴望搜集的那些涉及聚落发展历史的故事，已然毫无踪迹，一些几年前还在跟我聊天的老人，特别是在我最初进行聚落调研时，一直陪伴的长临河镇文化站站长徐尊文先生已然与世长辞。那时，我第一次感受到，聚落是有生命的，如同人有生命一样。对于中国传统村落的研究，宛如和时光赛跑，稍微懈怠，就物是人非。这种主客观情况，使我完成了几十个村庄的调查之后，我所期待的结论却仍旧很难得出，这样，就使得原有的研究计划不得不进行调整。而调整的过程，则牵涉到论文论点、方向的改变，在此过程中，虽然所费精力大大超过以前所预计的，然而支撑某些观点的证据仍显单薄。这一点期待有机会继续搜集完善，也希望各位读者和师友不吝给以帮助。
不过，虽则如此，在本书完成的过程之中，我还是收获很多。就江淮地区而言，许多建筑现象背后的复杂原因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当我把研究视野拓展到更广阔的地区之后，发现更多，更有趣的文化现象，也引发了更多我想探寻的问题。这些问题，对我来说，本身就是促进学习的动力，同时也推进了对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和我不得不去面对至为亲爱的朋友和同事的逝世相同，当不得不面对聚落之生和死的时候，也就不得不去面对文化遗产本身的一些终极问题。在人和建筑空间之间的逻辑关系之中，人的变动如何影响到空间的变动，进而形成了某种更为密切的，更为直接的辩证关系。这似乎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才得以慢慢认识，并且推动着我不断进行思考。
从这点来说，也可以说是有得有失。古人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万事循环，盈亏有时，生命当常有乐观精神，而研究者亦当以圆满的态度和视角去看待聚落的生死，或许这样，才能真切的理解乡村振兴这一时代命题之中，哪些才是我们应该抓住的直接的，本质的问题，哪些才是旁侧，甚至非关键的因素。如果本书能就这一问题影响或者推进人们向前哪怕一厘米的思考深度，就已经实现了它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