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十七路军与红四方面军达成的“汉中协定”，对1930年代陕西政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粉碎了蒋介石通过地方实力派与红军之间的战争来达到消灭红军和排斥异己的阴谋，既壮大了红军力量又保存了杨虎城的实力，使杨虎城有足够的力量与蒋介石周旋，维持了陕西各派政治力量的平衡；另一方面，杨虎城与红四方面军建立了联系，杨虎城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使其逐渐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对西安事变的爆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杨虎城消极避战
红军顺利地进入陕西境内
1932年6月，国民党60万大军对中共苏维埃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10月，鄂豫皖根据地主力红四方面军主力突围后，向西转移。11月上旬，张国焘、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从商南县河坪村进入陕西境内。红四方面军入陕后，蒋介石一方面命令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等追击“入陕共军”，而且还下令杨虎城配合国民党中央军“围剿”入陕红军。10月26日，“电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兜剿陕南龙驹寨一带共军”；12月13日，又电令说：“除非其所守官兵亡尽，则不深究，否则必照连坐法彻办……第十七路为兄直属部队，尤应严厉督促，以为其余部队之倡。”（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3册，第766、794页）因杨虎城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矛盾比较深，加之胡宗南仗着中央军的派头，对杨虎城十分轻慢，一是冷落杨派来与胡宗南接洽的代表，二是胡宗南经过西安驻军韦曲，亦没有拜访杨虎城。按照国民党内的级别而言，杨虎城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军衔为陆军二级上将，而此时的胡宗南只是中将师长。胡宗南理应拜访地方长官，但他借着“天子门生”和中央军的威势，故意轻慢于地方杂牌军。时任胡宗南少将参谋长于达回忆说：当胡宗南部到达韦曲时，“我立即向胡先生建议：我们对杨虎城的代表既没有好好招待，现在，无论如何杨是主人，我们总是客军，他既然曾派代表来欢迎我们，现在我们到西安大门口了，在礼貌上也应该去看看他”。（张俊宏编：《于达先生口述历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胡宗南没有听他的参谋长的建议，而是骑马出去游玩去了。胡宗南的傲慢无礼使杨虎城对国民党中央军及胡宗南本人产生反感甚至嫉恨。因此，在胡宗南率部追击红四方面军时，杨虎城选择了消极避战，既没有派军队到漫川关配合胡宗南围堵红军，也没有在红军翻越秦岭从大峪口进入关中时给予有效的抵抗，使红军顺利地进入陕西境内，翻越秦岭，一度到达关中地区引镇，距离西安城不足四十里。
红四方面军到达关中时，为避免与红军交战，杨虎城一度计划将主力部队撤到渭北三原一线。（连瑞琦：《与杨虎城共同反蒋的片段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36页）因杨虎城消极避战，红军在关中几乎没有受到阻力，顺利通过陕西蓝田、长安、周至等县，并顺利离开关中，二次翻越秦岭，向秦巴山区转移。于达说“当我们（指胡宗南部——引者注）由漫川关到山阳时，杨虎城的代表曾交给我们一本密码，俾便于双方直接联络。战况激烈时，胡先生（指胡宗南——引者注）电告杨虎城，请派兵阻住汤峪口、大峪口一带……堵的任务也很容易达成。杨却仍然爽约，将部队放在渭河北岸相差五十里处，使‘匪部’从从容容地出了大峪口、汤峪口而直往西去，毫无阻碍”。（张俊宏编：《于达先生口述历史》，第56页）杨虎城一再“爽约”不愿意与红军交战，说明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已经不愿意为蒋介石集团卖命打内战了。
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翻越秦岭后，12月9日，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南，19日向川北进军，迅速占领通江等地。1933年2月中旬，在通江县召开了川陕革命据地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川陕苏维埃政府，开始建立和扩大以川北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
红四方面到达川北时，此时的四川处于各种军阀割据的局面，在川北地区，阆中、通江、南江、巴中等县委为军阀田颂尧的地盘；宣汉、达县、城口等地为军阀刘存厚的地盘。国民党为了消灭红军，2月3日，任命田颂尧为川陕边“剿匪”督办，拨军费20万元，子弹100万发，攻击立足未稳的红军，电令田颂尧“以狮子搏兔之全力赴之”。受蒋介石的支持，田颂尧发动了对红军的三路围攻。面对强敌，红军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取得了反三路围攻的巨大胜利，“总计毙、伤敌官兵一万四千余人，俘敌旅参谋长李汉城等以下官兵万余人。缴长短枪八千余支，机枪二百余挺，迫击炮五十余门，田颂尧军损失近半，残部退守嘉陵江沿岸”。在红军达到川北不足半年的时间内，根据地也扩大到北起陕西镇巴，南至仪陇，西抵广元附近，东达万源，纵200余里，横300余里，人口达200万，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226页）为了扩大和巩固根据地，8月至10月，红军又先后发起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等战役，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歼灭了田颂尧、刘存厚等地方军阀，扩大和巩固了根据地。据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元帅回忆，红军通过这一系列的战役“先后歼敌近两万，缴获长短枪一万二千余支及大量军用物资，沉重打击了敌人，极大鼓舞了群众。新区老区群众，纷纷参加红军，红四方面军发展为五个军，八万人。根据地扩展到东起城口近郊，西抵嘉陵江沿岸，南起营山、达县，北至陕南镇巴、宁强，纵四百余里，横五百余里，总面积达四万二千余平方公里，人口约五百万。控制了通江、南江、巴中、仪陇、营山、宣汉、达县、万源等八座县城，建立了二十二个县市的革命政权。”（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1页）川陕革命根据地进入鼎盛时期。
红四方面军到达川陕和川陕根据地建立时期，也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时期。因此，1933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宣称“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定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辑》第8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46页）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该宣言（又称“一·一七宣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日本侵华的基本立场，与蒋介石集团“攘外必须先安内”的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该协议也成为红四方面军与杨虎城17路军签订秘密停战协议的政治基础。
红四方面军入陕和建立川陕根据地，引起了西北地区的震荡。一方面，在红四方面军进入陕西后，国民党中央军肖之楚、刘茂恩等部尾追进入陕西；刘峙部黄杰第2师进入潼关，占据华县、华阴和渭南；胡宗南第1师进抵陕西，蒋介石借追击红四方面军趁机把中央军派驻陕西，“不但打击了杨（虎城），并且打击了阎（锡山）、冯（玉祥）进取陕西、宁夏的计划”。另一方面，各地方实力派趁机也在西北扩张地盘，对陕西虎视眈眈。红四方面军从入陕到建立川陕根据地，给杨虎城的部队给予沉重打击，击溃了冯钦哉的1个旅，杨虎城直属特务1、3团，杨子恒旅的2团，击溃及歼灭杨虎城军队“足足在五团以上”。（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1987年印行，第55、54、72页）杨氏在陕西的地位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尤其是蒋介石军事集团构成了对杨虎城的威胁。蒋介石对地方杂牌想来都是能利用则利用，不能利用则排斥和打击。在中原大战期间利用杨虎城对付冯玉祥，中原大战结束后，就开始排斥和打击杨虎城，导致蒋杨矛盾日益尖锐。为了达到红军和地方实力派相互消耗的目的，蒋介石将胡宗南第一师调往甘肃天水碧口镇驻防，作为“经营西北基础”。把杨虎城十七路军主力38军调入汉中，在东起镇巴西至宁强的五六百里长的大巴山设防，与红四方面军对峙，蒋介石把杨虎城主力部队推到了“剿共”前线，想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一是将杨虎城的军事力量平稳地移出了甘肃；二是将自己的嫡系楔进了西北，看住了杨虎城西进的通道；三是在与红军交战中进一步削弱杨的实力。
杨虎城与红四方面军达成“汉中协定”
在蒋介石和众多实力派的压迫之下，也为了减轻红四方面军对杨虎城十七路军的军事威胁，杨虎城选择了与红四方面军的合作。红四方面军进入汉中时，杨虎城部警卫团驻防汉中，该团团长张汉民是中共地下党员，“张汉民曾派人去接洽红军，红军给他一个任务，并把这个关系交特委”。说明红四方面军进入汉中后既和当地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也和杨虎城部取得了联系。杨虎城和杜斌丞等人经过多次商议，决定派武志平“以军使的身份去川陕革命根据地，向红军领导同志陈述在日寇侵略中国部分领土，民族国家处于危亡之际，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愿望”。（武志平：《回忆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工作时期的简要情况》，《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第5期，第10、11页）武志平是中共地下党员，其公开身份是杨虎城部的作战参谋。为了与红四方面取得联络，杨虎城派武志平到38军任职，作为17路军与红四方面军的联络员。武志平将杨虎城、杜斌丞的想法通过地下党系统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后，得到积极反应。中共陕西省也指示武志平“利用十七路军部队在陕南与红四方面军形成直接敌对的形势，通过可靠的关系建议杨不要和红军正面冲突为蒋介石打天下”。（武志平：《在汉中两年的日日夜夜》，中共汉中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陕南苏区的怀念》，1987年印行，第102页）武志平成为杨虎城与红四方面取得联系的秘密使者。杨虎城朱德派武志平为与红军的联络人，对其汉中之行充满期待：“值兹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我同志务须深自警惕，力图奋发。吾弟才华卓著，尚希佐理孙军长，努力工作，是为至要”。（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页）孙蔚如也因长期受蒋介石的排斥而心生不满。中原大战期间孙蔚如向甘肃进军，在消灭了冯玉祥在甘势力后志在甘肃省主席，但蒋介石仅仅给了一个宣慰使的名义，邵力子任甘肃省主席后，又迫使离开兰州驻防天水。红四方面到达川陕后，又被蒋介石调防汉中。孙蔚如“对蒋愤恨，满腹牢骚”，为了发泄不满情绪在张良庙的石崖上刻了“借君之锥，以锥暴日”。一方面，表达了要求抗日的情绪，另一方面“是借锥‘日’之名而锥蒋泄愤”。（常黎夫：《一九三三年秋我去陕南工作的前前后后》，《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第5期，第18页）
4月2日，武志平随孙蔚如到达汉中。1933年5月12日，十七路军38军军长孙蔚如给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写了亲笔信，提出双方议和的问题。信中说：“当前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有血气者莫不痛心疾首，而蒋介石却侈谈‘攘外必先安内’，妄图以武力消除异己。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我中华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地。言念及此，切实隐忧。蔚如与杨虎城窃谓，各党派对政治见解有所不同，尽可开诚商议，岂容兵戎相见，兄弟阋墙，而置外患于不顾？特不揣冒昧，派我部参谋武志平晋谒虎帐，陈述我方对于时局的意见，深愿停战议和，共同反蒋抗日，以纾国难。贵军如表同意，请迅即派员前来，共商大计”。（李伶：《武志平的风雨人生》，《纵横》2008年第5期，第42页）13日，武志平带着孙蔚如写在绢上的信，以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到秦巴山区查灾的名义代表孙蔚如到红四方面军进行联络。为了取得红军的信任，还带了1张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和其他秘密情报。21日，武志平到达川北两河口见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将携带的地图和其他秘密情报交给了红军政治部。武志平在长坪见到了张秋琴，在苦草坝见到曾中生、郑义斋、苏井观，还三次与张国焘商谈。杨虎城等人的主张得到了红军领导人的认可，据武志平回忆说：“红军领导同意杨虎城、杜斌丞、孙蔚如提出的主张，当即派参谋部主任徐以新同志和我一道去汉中与孙蔚如面谈互不侵犯共同反蒋的协定条款”。武志平不辱使命，完成了杨虎城的重托。
红四方面军和川陕军委经过认真研究，认为“既然十七路军主动来和我们建立联系，这不论从战略上还是整个川陕根据地的发展上考虑，都是有利的，也是一个极好的的机会。一方面，在川陕根据地的后方，翻过大巴山便是汉中，是杨虎城十七路军控制的地区，如果能和他们打通关系，就可以解除我们的后顾之忧，集中全力向四川发展。另一方面，敌人对我们封锁得很厉害，我们急需要打开通路与外面发生联系”。经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派中共川陕军委参谋部主任徐以新作为代表到汉中与杨虎城38军军长孙蔚如进行谈判，并规定了谈判方针：“一、了解对方意图；二、了解十七路军内部的情况；三、尽可能在杨虎城、孙蔚如内部找到可以争取的人”。（徐以新：《忆川陕根据地时期与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中共党史资料》第10辑）并确定选派徐以新为红军代表，赴汉中与孙蔚如谈判双方合作事宜。
5月31日，徐以新与武志平返回到汉中。6月1日，徐以新代表红四方面军，孙蔚如作为杨虎城的全权代表进行正式谈判,武志平和王宗山亦参加了会谈。徐以新向孙蔚如阐述了中共1933年发表的“一·一七宣言”的基本精神，并表明17路军如愿意遵守宣言提出的三项条件，红军愿意与十七路军保持友好的关系，“我们可以巴山为界，你不过来，我们也不过去，互不侵犯”。（徐以新：《忆川陕根据地时期与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党史资料》第10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关于十七路军与红军的关系，孙蔚如提出5点意见：“（一）希望红军不要在陕南、川北地区发展下去，应向甘肃地区发展。（二）如果那样做，十七路军愿给红军在后方作掩护，并接济适量的军械弹药。（三）如果红军仍在川北停留，十七路军决不向红军作真面目的进攻，至于前哨小的冲突，应视为正常情况。（四）以当前的形势所限，只能是秘密往来，建立秘密互不侵犯、共同反蒋的协定。（五）十七路军派武志平和红军保持联系，随时传达双方的意见”。在各自明确了政治立场后，在“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救国”的前提下，双方达成一致的协议归纳起来包括：
第一，在当前的形势下，双方的友好往来应是秘密的；第二，互不侵犯协议达成之后双方各守原防，不向对方攻击；第三，红军在第十七路防区内采购一些日常用品，应受到保护；第四，反蒋应首先打击蒋的嫡系部队胡宗南之第一师；第五，红军如果向陇南发展，十七路军则采取佯攻方式在后做掩护以解除后顾之忧，并给予武器弹药之补充。第六，派武志平在接近边区地点保持与红军的联系，以避免蒋介石特务的侦察。
徐以新表示关于上述协议需要向上级汇报，6月5日，徐以新返回川陕苏区。为了表达诚意，徐以新返回时，孙蔚如给红四方面军送了一部分军用地图，也允许徐采购了20余担物资。红四方面军和西北军委基本上同意上述协议内容，认为“应该立即把与杨虎城的关系确定下来，订立互不侵犯的停战协定”。受红四方面军和川陕军委的指示，6月下旬，双方再次谈判，经商议确定：“第一，双方互不侵犯；第二，配合打胡宗南；第三，我们可以设立交通线，他们可以提供一定的物资。另外，对联络办也做了具体规定：由武志平在赤白便捷地带设立一个联络点，并由他在那里全权负责”。（徐以新：《忆川陕根据地时期与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党史资料》第10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经过这次谈判，双方协议正式生效。
杨虎城十七路军与红四方面军在达成的“汉中协定”对1930年代陕西政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粉碎了蒋介石通过地方实力派与红军之间的战争来达到消灭红军和排斥异己的阴谋，既壮大了红军力量又保存了杨虎城的实力，使杨有足够的力量与蒋介石周旋，维持了陕西各派政治力量的平衡。另一方面，杨虎城与红四方面军建立了联系，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使其逐渐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对西安事变的爆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作者：黄正 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