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晚清官场的分量可谓举足轻重，倘若没有这位栋梁之臣的勉力支撑，恐怕大清就要像它的“老前辈”明朝一样，亡于起义军的聚义揭竿。
太平天国之所以能被剿灭，完全得益于曾国藩及其门生左宗棠所率的湘军和淮军。至于满清统治者引以为傲的八旗勇士，以及清朝开国后成立的绿营，他们早已在常年的和平生活中沦为养尊处优的老兵油子，其战斗力简直堪忧。
像曾国藩这样的人才横空出世，可以说是大清朝的气运所在。
不过，但凡统治者，总会忌惮这种名满天下的能臣。他们的功劳已无以复加，倘若这种人振臂一呼，势必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地位。
所以，自古以来从不乏曾国藩一样的能臣名将，但却很少有人能像曾国藩一样，功高震主却能在风口浪尖上闲庭信步，最终脱身官场安享晚年。根据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哪怕是在曾国藩率兵剿匪期间，满清统治者同时也在进行着对湘军的压制。
由此可见，皇帝对曾国藩的忌惮和猜疑从未停止过，不过这些暗流均被曾国藩以某种方式巧妙地化解了。古往今来，有几人能像曾国藩一样，既能保持高洁的情操不与庸臣同流合污，又能与狡猾的统治者周旋，明哲保身呢？
或许，这一切都是因为曾国藩是个读书人，饱受儒学思想影响的读书人。千百年来，从未见过儒将会对权力抱有野心，也没见过手握兵权的儒将兴师作乱。相反，越是在学术成就上有所建树的人，越能在暗流涌动的环境中抽身。毕竟，他们懂得取舍的重要性，明白怎样做才能让自己更从容不迫。
其实，曾国藩之所以能在混乱的官场中明哲保身，得益于他的处事之道。从他对待族人、同僚、同乡的态度中我们就能看到，曾国藩虽然不齿一些小人的行径，但他却不会直白地表现出来，而是与其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曾国藩从不得罪人，是个典型的“老好人”。
曾国藩是被写进历史书里的名人，很多人都觉得他的人生顺风顺水，既没遭到同僚的排挤又前途无量。然而，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即便是像曾国藩这种有大才的能臣，有时也难免会遇到一些让他捉襟见肘的琐碎事。毕竟上天是公平的，他已经给了曾国藩旁人无法企及的仕途和机遇，自然不会给予他更多。
例如，曾国藩所处的曾氏家族，就曾一度让他十分头疼。遗憾的是，家庭问题是曾国藩无论如何都逃不掉的，毕竟除了“大家”之外，“小家”才是凡人生存的避风港。曾国藩生在一个讲究宗族制度的旧社会里，他每天都要为一些家长里短的琐碎事大伤脑筋。
早在曾国藩求学的时候，曾氏家族的矛盾就已十分严重。小小的家族虽然看似和睦，但亲戚之间趋炎附势的苗头已然隐现。所幸，当时的曾国藩，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读书人，他的名声和地位都比较低，所以大多数亲戚都对他敬而远之。曾国藩一心求学，倒也乐得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对于身边的亲戚，曾国藩只是保持着正常的书信往来，从不刻意讨好那些发迹的族人。
道光二十四年，曾国藩迎来了事业上升期。靠着不俗的才华，曾国藩顺利地跻身官场。此时，明眼人一看便知，以曾国藩的升官速度，用不了多久他便会出人头地。正所谓“人红是非多”，早年曾国藩只是个求学的穷小子，所以身边的亲戚总是对他爱答不理，这种现象他早已习以为常。然而在曾国藩小有成就时，这些亲戚对他的态度就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家族内部的交流和往来逐渐变得频繁。
例如，曾国藩的官阶逐渐提高后，他的俸禄也渐渐多了起来。曾国藩手头宽裕以后，经常有穷亲戚写信请求曾国藩的帮助和支持。起初，曾国藩总是慷慨解囊，帮助亲戚解决现实困难。然而，久而久之曾国藩发现这些穷亲戚的目的并不单纯，这种情况使曾国藩不由得心灰意冷，他开始刻意避开这些亲戚，每次有族人请求资助时充其量给笔小钱了事，绝不深交。
曾国藩所处的官场歪风邪气盛行，按理说以曾国藩的身份和地位，他完全可以像那些贪官佞臣一样，搞到数额不菲的“灰色收入”，然而曾国藩自命高洁，从未下手捞钱。毕竟，在他的意识深处，读书人的傲骨和儒风尚在，这些都让他对那些“嗟来之财”嗤之以鼻。
不过，在那个时代出淤泥而不染是非常困难的，为官者想要顺利地办事，难免会与其他同僚应酬。众所周知，饭局交际是传袭了千百年的规矩，曾国藩自然无法免俗。毕竟，人是一种社交动物，擅长处理人际关系的曾国藩为了在仕途上有更好的发展，难免要涉足其中。
既然参与了交际应酬，就得按照当时官场约定俗成的规则，每年为上司和同僚准备一笔“敬”。所谓“敬”，说白了就是用于疏通关节的贿金。所谓“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晚清官场的腐败，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夸张。不论是曾国藩、左宗棠还是李鸿章，这些晚清能臣均不能免俗。即便他们不会受贿，也得为其他同僚准备各式各样的礼金打点一番。
曾国藩本就不擅长捞钱，每年还得拿出一大笔开销应付亲戚，更要上下打点疏通关节。所以，曾国藩的经济状况并不像时人想象的那样宽裕。其实曾国藩何尝没有想过明哲保身，像濯清涟而不妖呢？然而只有不入仕途的隐士才能做此选择，想要有一番作为的曾国藩根本没有办法独善其身。
曾国藩的事业逐渐有了起色，但他的经济状况并没有随着俸禄的提高而好转。曾氏家族的亲戚都听说曾国藩混得不错，在京城安身落脚，于是便给他送去了一封又一封家书。靠着曾国藩的支持，曾氏家族在乡里逐渐成了影响力颇高的望族，所以有不少同乡也想靠早年与曾国藩的情谊，赚些油水。对于这种不请自来的人，曾国藩向来比较反感。所以，对于这些故乡里的旧友，曾国藩向来一毛不拔，哪怕在回信时，也使用最便宜的手札。
因此，当时许多曾国藩的旧日老友，都对曾国藩的态度颇为生气。久而久之，曾国藩成了同乡口中为富不仁锦衣夜行的吝啬鬼。对此，曾国藩真是有苦说不出，曾家虽然出了他这么个达官显贵，但家族的经济水平仍十分有限，没有什么像样的积累，甚至比不上操持几代的豪绅。为了顾及家人的面子，曾国藩只能在家书中嘱咐族人：对于那些趋炎附势想要借着曾氏捞钱的人，还是要尽量跟他们说明自家的状况，且要考虑到人家的情面，不要得罪同乡。
除了那些对金钱有诉求的人，还有些同乡想靠着与曾国藩的旧日情谊，与曾家结秦晋之好。自古以来，我国的乡绅望族都会与其他家族进行联姻，借此“强强联合”，一荣俱荣。曾国藩的名气摆在那，所以自然每年登门求亲的人络绎不绝，他们都想与曾国藩攀上亲戚。对于这种事，曾国藩向来持小心谨慎的态度。
并非曾国藩的眼光高，但凡遇见那些家风纯正的家族，曾国藩亦会与他们结亲。不过，那些家风不正的家族，曾国藩一概以借口拒绝。因为从一开始，他们与曾家结亲就抱有强烈的目的性。这些人之所以想要迎娶曾家的阁女或者嫁入曾家，其目的不是为了与曾家结好，反而是想借助曾国藩的影响力鱼肉乡里。
类似的情况发生得多了，曾国藩对乡邻的反常行为也就看得开了。时间一长，在曾国藩的有意疏离下，曾家与同乡的交流越来越少，送到曾府的书信也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对于曾国藩而言，没了这种不必要的交际，简直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从曾国藩的处事之道中我们就能看出，想要活得洒脱，就得像曾国藩一样有“三大原则”：
第一，自命清高的人虽不屑与贪赃枉法之徒同流合污，但在小人当道的年代，千万不要得罪这些狡诈恶徒。即便不与他们走得过近，也不能刻意远离；
第二，凡事一定要讲求一个情面，不论是对族人还是对同乡，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即便对方不领情，自己亦无愧于心；
第三，趋炎附势之心人皆有之，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圣人的，对于这种势利的人，一定要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且不可深交。
曾国藩在官场中的表现，又何尝不是这样中庸与圆滑呢？他与历代大儒最大的不同就是，虽然曾国藩有着高洁的情操，但他从不以此作为标榜，自我孤立。或许正因如此，他才能在数十年的为官生涯中从未受到同僚排挤，且能在退休后安享晚年。
参考资料：
【《曾国藩》、《湘军的前世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