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媛：毋昭裔板刻《九经》质疑

因此，该段文字虽出自笔记小说，而所述之事合情合理，故后人多所采信。在以上史料的叙事语境中，“复雕《九经》诸书”很容易被理解为雕板印刷，焦竑《焦氏笔乘·续集》卷四《雕板印书》中即暗引此条。曹之也引《古今类事》和《宋史·毋守素传》所载，云：“由此可知，毋昭裔刻有《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九经》等书。”但是，刻印技术适用于不同的物质载体,“雕《九经》”未必即指雕板。黄庭坚《效进士作观成都石经》诗云：“成都九经石，岁久麝煤寒。字画参工拙，文章可鉴观。危邦犹劝讲，相国校雕刊……愿比求诸野，成书上学官。”这里“雕刊”就是指“成都石经”的刊刻。

事实上，“毋公印书”条存在与史实龂龂不合之处。《宋史·毋守素传》载：

昭裔性好藏书，在成都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镂板，守素赍至中朝，行于世。大中祥符九年，子克勤上其板，补三班奉职。

如果说《洛中纪异》的记载尚有隐晦之处，那么《资治通鉴》对毋昭裔板刻《九经》事的记载可以说是非常确定了。其曰：

（广顺三年）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初，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丁巳，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

这里明确记载毋昭裔曾“请刻板印《九经》”，这一说法在《通鉴》系列书籍如宋《通鉴纲目》、明《资治通鉴补》、清《通鉴辑览》《纲目汇编》中被广为传录。

国家图书馆藏《资治通鉴纲目》卷五十九

宋代史料笔记对《资治通鉴》有直接或间接的引用。如宋人叶寘《爱日斋丛钞》卷一明引《通鉴》此条。又孔平仲《珩璜新论》卷四有：

昔时文字，未有印板，多是写本……至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是虽在乱世，《九经》传播甚广。至周广顺中，蜀毋昭裔又请刻印板《九经》，于是蜀中文字复盛。

虽然没有明引出处，但其表述方式与《资治通鉴》非常接近，将毋昭裔刻书事系于“周广顺中”也与《资治通鉴》相同，应亦引自《资治通鉴》。

明清人对毋昭裔刻印《九经》事也颇有记载。如焦竑《焦氏笔乘·续集》卷三《板本之始》：

汉以来六经多刻之石……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术数、字学小书而已。蜀毋昭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自是始用木板摹刻《六经》。

于慎行《谷山笔麈》卷七：

后唐长兴三年初，命国子监校定《九经》，雕板印卖，至后周广顺乃成。而蜀人毋昭裔亦请刻印《九经》。故虽在乱世而《九经》传布甚广。

以上记载虽然没有说明文献来源，但从表述方式来看应是来自《资治通鉴》或《珩璜新论》。此外，湛若水《格物通》卷六十《学校三》、凌扬藻《蠡勺编》卷十三《后蜀石经》、陈元龙《格致镜原》卷三九“文具类”“板印”条、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九三《镂板》、陈鳣《续唐书》卷六二《诸国臣传》、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四九《后主本纪》、卷五二《毋昭裔传》、周广业《循陔纂闻》卷四、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卷十中都有类似的记载，皆直接或间接地引自《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将毋昭裔刻书系在后周广顺三年（953），适当后蜀广政十六年，所以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四九《后主本纪》将其系于“广政十六年五月”之下，云：“是月，宰相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镂版印《九经》，以颁郡县。”后人沿用其说，以毋昭裔板刻《九经》始于此年，如杨绳信《中国版刻综录》中著录有“毋昭裔，九五三（后蜀广政十六）年刊九经”条。

二、“毋昭裔仿五代监本板刻《九经》”说源流

“毋昭裔板刻《九经》”说广为流传，在此基础上学者还对另一个问题，即后唐监本《九经》和毋昭裔板刻《九经》的时间先后进行了讨论。关于监本《九经》和毋昭裔刻《九经》的比较，肇始于《挥麈余话》卷二：

毋丘俭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事载陶岳《五代史补》。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其制作，刊板于国子监。监中印书之始。今则盛行于天下，蜀中为最。明清家有锷书印本《五经》存焉，后题长兴二年也。

这则史料存在一些比较明显的讹误，如误毋昭裔为毋丘俭，又如毋昭裔是孟蜀（后蜀）清泰二年（935）四月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而非后唐所平的王蜀（前蜀）。这些讹误已有学者考辨，却并未影响人们对这条材料的引用。

《挥麈录》中记载唐明宗命李锷仿照毋昭裔板刻书籍，书写《五经》（其实不止五经）刻板之后置于国子监，其实没有任何毋昭裔曾板刻《九经》的意思，但因其先述毋昭裔“践其言”“印行书籍”，又述后唐“仿其制作”刊《五经》于国子监，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毋昭裔与板刻《五经》之间存在关联。

其中“仿其制作，刊板于国子监”的记载，更启发了后人对于后唐与后蜀板刻书籍早晚的比较。如明陆深《俨山外集》卷二五《豫章漫抄三》说：

《挥麈录》载毋昭裔贫时常借《文选》不得，发愤曰：“异日若贵，当板镂之，以遗学者。”后至宰相，遂践其言。此与冯道印板之日，孰为后先耶？

陆深在引用《挥麈录》之后，对毋昭裔刻书与冯道刻书的时间先后提出疑问，说明他并没有认同后唐“仿其制作”的说法。

而后叶昌炽将后唐监本《九经》与“毋昭裔板刻《九经》”的时间进行了对比，并对二者关系有进一步的推论，云：“蜀本《九经》最先出，后来孳乳到长兴。蒲津毋氏家钱造，海内通行价倍增。”其下引《宋史》、《焦氏笔乘》和《挥麈余话》所载，提出后唐《九经》受到蜀本《九经》“孳乳”的看法。如上所述，《挥麈录》中并没有记载“毋昭裔板刻《九经》”，所谓“仿其制作”乃指模仿毋昭裔以木板刻书的举措，叶昌炽引申出后唐《九经》源出毋昭裔板刻《九经》的说法，无疑是对《挥麈录》的误解。此说产生一定的影响，出版于1925年的美国学者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即沿袭叶氏说，误以为毋昭裔板印《九经》在后唐监本之前，称：“毋昭裔的发端之功，曾推动冯道急起直追。”

王国维早年对毋昭裔板印《九经》曾持存疑态度。国图藏光绪二十三年（1897）灵鹣阁丛书本《藏书纪事诗》卷一“毋昭裔守素”条有王国维批注云：

昭裔为蜀相，在广政中，其所刻止《文选》。刊九经之说，宋孔平仲虽言之，然即有此刻，亦当在长兴之后。叶诗误甚。又案，《通鉴》系昭裔刻九经事于周广顺三年。

细味其“其所刻止《文选》”“即有此刻”语，可知王国维对毋昭裔是否曾板印《九经》是持怀疑态度的。这可能因为当时王国维只看到孔平仲《珩璜新论》的相关记载，尚未注意到《资治通鉴》的记载，故以为此事未必可信。“又案”以下，当是后来的再批注，如果王国维一开始就看到《通鉴》记载，则不应在前文仅提及孔平仲，后面才以“又案”的方式提到最重要的《通鉴》，这样于文理颇为突兀。

王国维早年未见《通鉴》记载，对毋昭裔板印《九经》持存疑态度。在看到《通鉴》记载以后则改为肯定态度，故其后来对毋昭裔板印《九经》事完全肯定，毫无置疑。由此可见，除了《通鉴》以外，有关毋昭裔板印《九经》的史料记载不仅数量少，而且史源不甚清晰可靠；另一方面也可见《通鉴》作为史学名著，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所以让王国维放弃了存疑态度，转而肯定毋昭裔板印《九经》之事。《覆五代刊本〈尔雅〉跋》言：

案：后唐始刊九经，据《册府元龟》所载冯道、李愚等奏，固发端于吴、蜀印板文字，然以为仿蜀毋昭裔《文选》制作，则大不然。考昭裔相蜀，在孟昶明德二年。后唐清奉二年。至广政十六七年，尚在相位。仲言谓其相王蜀，已非事实。其刊《文选》在相蜀后，自不得在长兴之前。孔平仲《珩璜新论》云：“周广顺中，蜀相毋昭裔请刊印板九经。”《通鉴》载昭裔开学馆，刻九经，即蜀大字九经，与蜀石经无涉。在广政十六年，即周广顺三年，正田敏九经板成之岁。昭裔所刻，当仿其制。近人或广王仲言之说，谓蜀本九经先于监本者，尤乖事实也。

王国维认为，毋昭裔板刻的九经即“蜀大字本九经”，但毋昭裔担任蜀相时后唐刻书已在进行中，“仿其制作”无从谈起，因此《挥麈录》的记载存在倒乱，应当是毋昭裔仿照后唐监本而刊刻《九经》。此段文字又见于《五代两宋监本考》中，而“昭裔所作，当仿其制”句下有注文加强论证，云：

此即蜀本大字九经，非蜀石经。晁子正说蜀石经《尚书》“若网在纲”并作“纲”字，与田敏本合。蜀石本之刻在木本之先，已同监本。木本刊于监本成后，当仿监本制作无疑。

这段注文明显受到万斯同的影响。万氏《石经考》载：“《石经尚书》……以监本较之，《禹贡》‘云土梦作乂’，倒‘土梦’字。《盘庚》‘若网在纲’，皆作‘纲’字。沈括《笔谈》曰：‘云土梦作乂，太宗时得古本，因改正。以网为纲，未知孰是？’按……《宋史·田敏传》言唐明宗命敏校刻《五经》，敏私智自用，改‘若网在纲’为‘若纲在纲’，则蜀中所刻，固用田氏监本也。”因为《盘庚》“若网在纲”，蜀石经作“若纲在纲”，与田敏校改为“若纲在纲”正好相合，万斯同据此推断蜀石经沿用了五代监本。王国维先暗引万斯同的观点，再间接论证后蜀板刻《九经》也是仿自后唐监本。

民国以来多位学者沿袭了王国维的观点，如吴则虞言：“是昭裔刻书，信有征矣……案此即蜀大字本《九经》也，其刻在冯氏《九经》书成之后。”黄永年也认为：“后蜀宰相毋昭裔刊刻《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并仿刻开封国子监本的《十二经》。”

三、“毋昭裔板刻《九经》”说的疑点

梳理“毋昭裔板刻《九经》”说的源流可以看出，《资治通鉴》是此记载的共同源头，而“毋昭裔仿五代监本刊刻《九经》”则源自对《挥麈录》的误解。那么，“毋昭裔板刻《九经》”是否可靠呢？笔者考察宋人关于后蜀《九经》的记载，认为毋昭裔板刻《九经》一事存在诸多的疑点。

首先，毋昭裔板印《九经》不太合乎历史情理。《册府元龟·学校部·刊校》载：

先是，后唐宰相冯道、李愚重经学，因言汉时崇儒，有三字石经，唐朝亦于国学刊刻。今朝廷日不暇给，无能别有刊立。常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乃奏闻。敕下儒官田敏等考校经注。

由此可见，后唐刊刻《九经》，乃因社会不安定，无力刻石经，才采用雕版印刷的方式。也就是说，在五代时期的观念中，板刻《九经》实际上是石刻《九经》的替代品。毋昭裔既已刊刻石经，从情理上就不太可能会再板刻《九经》。不管是刊刻石经还是板刻《九经》，都是一个大工程。后唐刊刻《九经》始于长兴三年（932），至广顺三年（953），历二十余年始刻成。毋昭裔刻石经始于广政七年（944），至孟蜀灭亡，历二十余年仍未刻完，《左传》仅刻成前十七卷而止。在这种情况下，不大可能在广政十六年（953）又另外板刻《九经》。此为可疑者一。

其次，假如毋昭裔确曾板印《九经》，那肯定是后蜀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与后唐刊刻《九经》可以相提并论，影响力当不在蜀刻石经之下。但专述五代经籍史事的《五代会要·经籍》中，却仅载后唐板刻《九经》，而只字不提后蜀有刊刻事。尤其是宋代学者论及后蜀文化事业，也往往仅提及蜀石经，未及他事。如吕陶《府学经史阁落成记》云：

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周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及五代之乱，疆宇割裂，孟氏苟有剑南，百度草创，犹能取《易》、《诗》、《书》、《春秋》、《周礼》、《礼记》刻于石，以资学者。

又张俞《华阳县学馆记》：

惟孟氏踵有蜀汉，以文为事，凡草创制度，僭袭唐轨。既而绍汉庙学，遂勒石书九经。

又席益《府学石经堂图籍记》：

蜀儒文章冠天下，其学校之盛，汉称石室礼殿，近世则石九经，今皆存焉。

这些文献中对石经不吝赞美之词，认为是蜀地文化史上足以与文翁创立石室、周公创立礼殿相提并论的盛事，而对于所谓的“板刻《九经》”毫无一语提及。倘若毋昭裔既主持《九经》刻石，又主持《九经》刻板，板本《九经》重要性并不在石本《九经》之下，两者相得益彰相互辉映，理应享有同等盛誉，今则全无痕迹，此为可疑者二。

再次，毋昭裔刊刻书籍，颇多记载，但大多仅提及刊刻《文选》等书而未及《九经》。毋昭裔之子毋守素入宋为官，传记载于《宋史》，史源极为可靠。而《宋史·毋守素传》所载毋昭裔刊刻书籍，仅提及《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假如毋昭裔确曾板刻《九经》，那必定比刊刻《文选》等书重要得多，何以反而一字不提？又前引王明清《挥麈余话》亦提及毋昭裔刊刻书籍事，甚至还误以为后唐刊刻《九经》乃“仿其制作”。假如毋昭裔确曾板印《九经》，那么后唐“仿其制作”自然是仿其板印《九经》之制作，王明清绝无不提及《九经》而仅及《文选》之理。此为可疑者三。

最后，后蜀偏据西南，远离战乱，北宋平蜀，前后仅历六十余日而孟昶降宋，破坏力不甚大。且北宋平蜀之初即有意收集孟蜀书籍印本，派孙逢吉专任其事。前引《宋史·毋守素传》称毋守素将毋昭裔刻的书版“赍至中朝，行于世”，后由毋克勤上其板于朝。假如毋昭裔板印《九经》，其板片及印本必能流传宋代。但是，两宋文献绝未见其踪影。晁公武《石经考异序》云：

唐太和中复刻十二经，立石国学。后唐长兴中，诏国子博士田敏与其僚校诸经，镂之板，故今世太学之传，独此二本尔。

可见国子监中流传的只有唐石经和五代监本《九经》，并无毋昭裔刊刻的《九经》。南宋初藏书家尤袤《遂初堂书目》卷一“成都石刻九经”有“杭本”“旧监本”“高丽本”“江西本”等不同版本”，其中并无后蜀板本。南宋后期贾似道门客廖莹中刊刻《九经》，其《九经总例》虽然已佚，但从沿袭《九经总例》的元相台岳氏《九经三传沿革例》可以得知，廖氏为刊刻《九经》搜罗了包括“唐石刻本，晋天福铜版本，京师大字旧本，绍兴初监本，监中见行本，蜀大字旧本，蜀学重刻大字本，中字本，又中字有句读附音本，潭州旧本，抚州旧本，建大字本，俞韶卿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旧本，并兴国于氏、建余仁仲，凡二十本，又以越中旧本注疏，建本有音释注疏，蜀注疏，合二十三本”，其中并没有后蜀板本《九经》。此为可疑者四。

综合以上四个疑点，毋昭裔板印《九经》可能并非史实。作为“毋昭裔板刻《九经》说”权威出处的《资治通鉴》，虽然史料价值较高，但学者早已指出其偶有采用小说的特点。《四库全书总目》指出其中所载淖方成“祸水”语出自《赵飞燕外传》，张彖“冰山”语出自《开元天宝遗事》，即是典型例子。因此，毋昭裔板印《九经》事虽载于《资治通鉴》，仍需分析是否可信。

《资治通鉴》这条记载系于后周广顺三年五月，并无具体纪日。值得注意的是，据前引，本年六月又载后唐国子监刊刻《九经》事，二者记载在同一年的五、六月，几乎相连接，这未免过于巧合。后唐国子监刊刻《九经》，有众多史料可相印证，《通鉴》更记载了其“板成”之日为广顺三年六月丁巳，应有确凿的史料来源。而《通鉴》记载毋昭裔刊刻《九经》的时间，则似乎是因为后唐刊刻《九经》“连类而及”，恐怕未必有确凿的史料依据。

当然，《资治通鉴》记载未必可靠，更重要的原因是此记载几乎找不到其他史料相印证，近似孤证。孔平仲《珩璜新论》以下的记载皆源自《资治通鉴》，此即陈垣所谓“父子证”而非“兄弟证” ，不足以增加证据力。

四、后唐板刻《九经》与毋昭裔刻书并无关联

后唐板印《九经》的缘起，据前引《册府元龟·学校部·刊校》，乃因无力刊刻石本，又受到“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的启发，故有此举。王明清所说的“仿其制作”就是这个意思。《册府元龟·学校部·刊校》又载：

马缟为太子宾客。长兴三年四月，敕：“近以遍注石经，雕刻印板，委国学每经差专知业博士儒徒五六人勘读并注。今更于朝官内别差五人充详勘官。太子宾客马缟、太常丞陈观、祠部员外郎兼太常博士段颙、太常博士路航、屯田员外郎田敏等，朕以正经事大，不同诸书，虽已委国学差官勘注，盖缘文字极多，尚恐偶有差误。马缟已下，皆是硕儒，各专经业，更令详勘，贵必精研。兼宜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谨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每五百纸与减一选，所减等第，优与选转官资。”时宰相冯道以诸经舛谬，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等，取西京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板，流布天下，后进赖之。

这里对该项工作有详细记载：后唐《九经》所用底本为“西京郑覃所刊石经”，即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开始刊刻，开成二年（837）完成的石经。从长兴三年(932)开始委任博士儒徒勘读石经，以注附其下，又令当时硕儒马缟、陈观、段颙、路航、田敏等五人详勘，然后才付诸刊刻。

毋昭裔担任蜀相是在后主孟昶广政三年（940），雕板刻书则在此后。从时间上来看，后唐刻书在毋昭裔板刻《文选》诸书之前，因此王明清所谓“仿其制作”纯属臆想。沈括《梦溪笔谈》载：“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所言板印书籍自冯道印《五经》开始固然不甚准确，不过在后唐板印《九经》之前未见影响深远的板印典籍，则是可以肯定的。

后唐监本《九经》与毋昭裔刻书没有关系，那么，毋昭裔刊刻石经与后唐监本《九经》是否有关呢？万斯同《石经考》认为蜀石经采取后唐监本《九经》为底本，主要依据来自《宋史》中的记载，田敏校改《尚书·盘庚》“若网在纲”为“若纲在纲”，而蜀石经亦作“若纲在纲”。王国维在此基础上指出毋昭裔板刻《九经》更在石经之后，亦当仿田敏本。事实上，万斯同、王国维所举“若纲在纲”一条证据，并不足以说明蜀石经与监本《九经》存在沿用关系。

首先，蜀石经采用的底本，与后唐监本一样是唐石经。晁公武《石经考异序》记载：

按赵清献公《成都记》，伪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经》琢石于学宫，依太和旧本，令张德钊书……《孝经》、《论语》、《尔雅》，广政甲辰岁张德钊书；《周易》，辛亥岁杨钧、孙逢吉书；《尚书》，周德贞书；《周礼》，孙逢吉书；《毛诗》、《礼记》、《仪礼》，张绍文书；《左氏传》，不志何人书，而祥字阙其画，亦必为蜀人所书。然则蜀人之立石盖十经，其书者不独德钊，而能尽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历八年，其石千数，昭裔独办之，尤伟然也。

这里所说“太和本”即唐石经。但“凡历八年”的说法不甚确切，晁公武应该是根据蜀石本《孝经》《论语》《尔雅》书于广政七年（944）、《周易》书于广政十四年（951）推算出八年之数。然《周易》绝非后蜀刊刻的最后一部石经。南宋曾宏父《石刻铺叙》卷上《益郡石经》记载：“《春秋左氏传》二十八册三十卷……蜀镌至十七卷止。”后蜀灭亡时《左传》仅刊完前十七卷。不仅《左传》没刻完，《公羊》《穀梁》《孟子》等几部也是入宋之后才刻石，这点在讨论蜀石经底本的时候需要注意。

其次，从蜀石经和后唐监本《九经》的文字差异也可以推断二者不存在沿用关系。王应麟《玉海·艺文志》载：

伪蜀相毋昭裔取唐太和本，琢石于成都学官，与后唐板本不无小异。乾道中，晁公武参校二本，取经文不同者三百二科，著《石经考异》，亦刻于石。张

又校注文同异，为《石经注文考异》四十卷。

蜀石经和后唐监本《九经》存在大量异文，晁公武对比两本文字，撰成《石经考异》；张

进一步校勘两本注文，撰成《石经注文考异》四十卷。《石经考异》已失传，其《序》中对石本和监本的差异略有提及：

石本《周易·说卦》“乾健也”以下有韩康伯注，《略例》有邢璹注，《礼记·月令》从唐李林甫改定者，监本皆不取。外《周易》经文不同者五科，《尚书》十科，《毛诗》四十七科，《周礼》四十二科，《仪礼》三十一科，《礼记》三十二科，《春秋左氏传》四十六科，《公羊传》二十一科，《穀梁传》一十三科，《孝经》四科，《论语》八科，《尔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传注不同者尤多，不可胜纪。独计经文犹三百二科。

《郡斋读书志》中对两本异文也略有涉及，“《石经论语》十卷”条载：

其文脱两字，误一字，又《述而第七》“举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上又有“我”字，《卫灵公第十五》“敬其事而后其食”，作“后食其禄”，与李鹗本不同者此也。

由此可见，蜀石经与后唐监本存在诸多差异。万斯同和王国维的观点从逻辑上看似合理，实际上仅凭后唐监本与蜀石本《盘庚》“若网在纲”皆作“若纲在纲”一条证据，便推导出蜀石本仿五代监本，却忽略二本存在大量异文的事实。

蜀石经与监本《九经》既有共同的文献来源，文字理应高度一致，但事实上却存在着很多差异，这可能是由于二本对底本校改程度不同之故。监本《九经》曾经田敏等人大量校改，造成了许多舛误，在印行之初即已引起时人的非议。《册府元龟·学校部·雠嫉》载：

周樊伦为国子司业。太祖广顺末，尚书左丞田敏判国子监，献印板九经，书流行而儒官素多是非。伦乃掇拾舛误，讼于执政。又言敏擅用卖书钱千万，请下吏讯诘。枢密使王峻素闻敏大儒，佐佑之，密讯其事，构致无状，然其书至今是非未息。

入宋后，学者对其穿凿篡改文字有更清晰的认知。《宋史·田敏传》载：

敏虽笃于经学，亦好为穿凿，所校《九经》，颇以独见自任，如改《尚书·盘庚》“若网在纲”为“若纲在纲”，重言“纲”字。又《尔雅》“椴，木槿”注曰“日及”，改为“白及”。如此之类甚众，世颇非之。

又《宋史·聂崇义传》载吏部尚书张昭等奏议：

所以自《义宗》之出，历梁、陈、隋、唐垂四百年，言礼者引为师法，今《五礼精义》、《开元礼》、《郊祀录》皆引《义宗》为标准。近代晋、汉两朝，仍依旧制。周显德中田敏等妄作穿凿，辄有更改。

又《宋史·李觉传》载：

淳化初，上以经书板本有田敏辄删去者数字，命觉与孔维详定。二年，详校《春秋正义》成，改水部员外郎、判国子监。

又《宋史·崔颐正传》载：

咸平初，又有学究刘可名言诸经版本多舛误，真宗命择官详正，因访达经义者，至方参知政事，以颐正对。

以上皆论及五代监本《九经》经过田敏的穿凿式校改，造成许多文字舛误。因为北宋初年学者的不满，太宗时还对国子监板进行过修订。《杨文公谈苑》卷五《江南书籍》曰：“雍熙中，太宗以板本九经尚多讹谬，俾学官重加刊校。”具体如何刊校则不得其详。

蜀石经对唐石经也有更改，除了入宋之后刊刻的《公羊传》《穀梁传》《孟子》三部，《毛诗》的文字差异也较为明显，曾有学者质疑底本并非来自唐石经。但今人所见只有残石，根据宋人对蜀石经整体内容和文字风格的描述，还是比较接近唐石经的。尤其从避讳字可以看出这一点。洪迈《容斋随笔》卷四《孟蜀避唐讳》载：

蜀本石《九经》皆孟昶时所刻。其书“渊世民”三字皆缺画，盖为唐高祖、太宗讳也。昶父知祥，尝为庄宗、明宗臣，然于“存勖嗣源”字乃不讳。前蜀王氏已称帝，而其所立龙兴寺碑，言及唐诸帝，亦皆平阙，乃知唐之泽远矣。

又《容斋续笔》卷十四《周蜀九经》载：

成都石本诸经……题云广政十四年，盖孟昶时所镌，其字体亦皆精谨。两者并用士人笔札，犹有贞观遗风，故不庸俗，可以传远。唯三传（引者按，当为《公羊传》《穀梁传》和《孟子》）至皇祐元年方毕工，殊不逮前。

据洪迈所言，除了入宋之后刊刻的《公羊传》《穀梁传》《孟子》，其余蜀石经在书写方面具有明显的唐代写经遗风。蜀石经中避渊、世、民等字的现象，洪迈归之于“唐之泽远”，则非实际。当如清人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二二《后蜀毛诗石经残本》所言：

晁氏《石经考异》称《左传》“祥”字阙笔，知为蜀人书。洪氏《容斋随笔》称其书“渊”、“世”、“民”三字皆阙画，为避唐高祖太宗讳。今《左传》未见，此本又无“祥”字，惟“渊”、“世”、“民”三字皆阙画，与洪氏合。然不第此也，如“

”字中从“世”，改作“弃”。“泄泄”从“世”，改作“泄泄”。“叶”字中从“世”，改作“

”。孟蜀时唐讳可不避，盖皆从开成本之原文。

这里指出蜀石经中出现唐讳字，并非孟氏推尊唐朝皇室，而是沿袭自唐石经的避讳。顾永新对王昶的推断表示认同。

由此可见，蜀石经与五代监本《九经》存在大量经传异文，据前引《石经考异序》所言，既因为所采用传注不同，也有刊刻者校改的缘故，整体而言，蜀石经较监本《九经》更接近于唐本。万斯同主张“蜀中所刻固用田氏监本”，王国维认为后蜀木本《九经》“当仿监本”，都是没有可靠依据的。

结 论

综上所述，宋代并没有关于“毋昭裔板刻《九经》”的流传痕迹。“毋昭裔板刻《九经》”说的产生与两大背景有关：一是毋昭裔确为较早使用雕版印刷正统书籍的著名人物；二是毋昭裔曾经主持蜀石刻《九经》的刊刻。这两件事颇易发生联系，如果凭印象叙述，或者叙述时不谨慎，则很容易将两者牵合在一起，从而讹传出毋昭裔板刻《九经》事。《资治通鉴》记载了熹平石经、唐代石经、后唐板刻《九经》和毋昭裔板刻《九经》，却无一字涉及影响力同样巨大的蜀石刻《九经》。不仅《资治通鉴》，现存宋代文献，凡提及毋昭裔板刻《九经》者，皆绝不提及其石刻《九经》；凡提及毋昭裔石刻《九经》者，皆绝不提及其板刻《九经》，这证明“毋昭裔板刻《九经》”说并非史实，而是毋昭裔板刻《文选》诸书与石刻《九经》两事的混淆讹传。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4年第5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转自“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