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耀田：明清古籍鉴定中的帝名避讳
名字避讳，算的上是中国古代一项独有的文化传统，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凡文字中遇到本朝皇帝或尊者的名字，均要回避而不用，这一传统从周朝一直延续至清末，举国之人都要遵守。自宋代开始，中国的书籍刻印开始兴盛，各类古籍中对皇帝名字的避讳，正好给了古籍鉴定工作一个绝佳的参考依据，而我国现存古籍中，又以明清时期刻印古籍占多数，所以本文只以明清时期古籍避讳做一简短叙述。
古人避讳所用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是改字，把与皇帝名字相同的字，改为其他字。像我们熟知的，东汉为避光武帝刘秀的名讳，将“秀才”改作了“茂才”，而唐初为避讳太宗李世民，六部之一的民部，就成了后世的“户部”。第二是空字，因避讳，空其字而不书，或作空围，或曰“某”，或径书“讳”。第三是缺笔，就是当文字中出现本朝皇帝的名字时，不书满其字笔划，缺笔以示避讳，谓之“为字不成”，这是一种最常见的避讳方法。
明清时期的避讳，主要开始于明末，从明光宗泰昌年间开始，历熹宗天启、思宗崇祯两朝而止。泰昌皇帝名朱常洛，故古籍中的“常”字改为“尝”，“洛”字改为“雒”。凡古籍中“由”字缺末笔，及“校”改为“较”、“挍”、“检”字改为“捡”，则是避讳天启帝朱由校、崇祯帝朱由检的名字。常见古书卷端著者著作方式的“校”字，从明末开始改为“较”，在刻工中甚至形成职业传统，一直沿用到清初。
崇祯《常熟县志》， 抄本，“常”字改作“尝”（简体作“尝”）。
明末汲古阁《桯史》、郭正域选《杜诗》，“校”字都写作“挍”。
郭正域选《杜诗》，“检”字改作“捡”。
清代之初，尚无避讳，故顺治帝福临的名字不讳。康熙帝名玄烨，两字均避讳，甚至眩、舷、弦、伭、铉、炫等与玄有关联的字均加以避讳，或用元、神二字替代玄字，而烨字则缺末笔以示避讳。
同治年间《理学宗传辨正》一书中，东汉学者郑玄被改作郑元。
乾隆年间武英殿聚珍版《陶山集》、《学易集》中，“玄”、“弦”都缺笔。
雍正帝胤禛，两字均避讳。胤多见于缺末笔，或改字为允，禛缺末笔，或改字为祯、贞，像康熙年间著名文人王士禛，为避帝讳初改“士正”，乾隆年间又改为王士祯。有时候，一些相近的字像“缜”、“稹”也会缺笔。
雍正年间《香祖笔记》刻本，禛字缺笔。
清后期《杜律启蒙》，“稹”字缺末笔。
清后期《江人事》，崇祯年号，“祯”字改作了“贞”。
清后期《永历实录》，堵胤锡，“胤”字用“允”字代替，加框。
乾隆帝弘历（弘暦），两字皆避讳。弘字缺末笔，与弘有关的字也讳，或改字为宏，常见明朝年号弘治改作宏治、弘光改作宏光。“暦”字有缺笔讳，如历，或改为“历”、“厯”，常见把明代年号万暦改作万厯。
清后期刻书《江人事》、《字触补》中，万历（暦）的两种不同写法。
乾隆年间《乐善堂全集》中，“弘”字缺末笔。
嘉庆帝颙琰，两字皆避讳。“颙”缺末两笔，“琰”缺末笔，或把该字最下面的“火”改为“文”、“又”。因为“颙”、“琰”二字较为少见，所以嘉庆帝庙讳对古籍鉴定帮助贡献不是很大。
嘉庆初年刻本《说文解字注》及《九家杜诗集注》中，“琰”或缺笔，或将右下角“火”字改成了“又”。
道光帝旻宁（旻寜），两字皆避讳。旻字缺中间一点，“寜”字缺末笔，或改为甯或寕。但“寕”字作为“寜”的异体字，明清古籍中较为常见，所以古籍版本鉴定时，不可以单纯以“寕”字作为判定标准。
清代古籍中，一些有关“寜”字的避讳实例。
“旻”的避讳较为少见。此为同治年间《学易集》中缺笔避讳。
咸丰帝奕詝，两字皆避讳。均缺末笔示讳，兼讳伫、苎等，但“奕”、“詝”二字较为少见，“詝”字缺末笔，又与道光帝避讳重叠，所以对古籍版本鉴定帮助不大。
同治帝载淳、光绪帝载湉，载字基本不避讳，二帝均单讳一字。淳缺末笔为“涥”，或改为“淳”。湉缺末笔，“恬”字也有缺笔的例子。淳字因为常见，所以是个常见的判断年代的用字，而湉字较为稀见。
宣统帝溥仪（溥仪），单讳仪字，仪缺末笔，溥字尚未见有避讳实例出现。
宣统年间《续碑传集》中，“仪”字缺末笔。
来源：中央党校图书和文化馆古籍特藏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