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延年：反对父亲陈独秀的错误路线，被叛徒出卖后被敌人乱刀砍死

来到上海之后，陈延年和陈乔年在学业上面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上海在当时是全国最为开放的城市，国内外各种思想汇聚之地，并且也是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

陈延年兄弟此时除了拼命的学习课堂上的新知识，同时也开始吸收和学习新的政治思想。和他们的父亲一样，他们也在为改造中国而进行积极探索。

因为同在上海，陈独秀有时候也和兄弟二人一起探讨国家大事。可以想象，陈独秀自然也向他们讲述过什么是共产主义，也向他们推荐去研究马克思。

陈独秀甚至还曾经计划送兄弟二人去莫斯科深造。不过当时正处于叛逆期的兄弟二人，却有自己的想法。

他们在上海学习期间，接触到了一种全新的思想，即无政府主义。这种思想比较理想化，同时也有些极端，它批判和揭露了政府的缺点和罪行，认为无论是旧时的封建王权政府，还是资本主义政府，以及新兴的苏维埃政府，本质上都是统治人民的工具。

而只有人民不被统治，才不会受到压迫，因此真正的理想社会是不需要政府的。这种极端理想化的思想，在当时吸引了不少人。

陈独秀虽然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但是他的思想非常开明，并没有强迫自己的儿子们也去信仰共产主义。他尊重两兄弟的选择，并且希望他们能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的认清楚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革命道路。

陈延年兄弟拒绝了陈独秀送他们去莫斯科深造的建议，反而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获得了赴法留学的机会，由此可见兄弟二人也是青年学生中的佼佼者。

而推荐陈延年兄弟赴法留学的正是同样推崇无政府主义的吴稚晖，吴稚晖也曾经在北大任教和陈独秀的交情很深。虽然二人的信仰不同，但是照顾朋友的孩子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后来由于吴稚晖归附了蒋介石，并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大加指责，与陈独秀的关系破裂，二人在舆论之中还进行了激烈的骂战。陈独秀言辞犀利毫不留情，吴稚晖非常气愤，从心里产生了对陈独秀的怨恨。

并且，陈延年兄弟赴法留学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无政府主义的缺陷和不足，同时与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有了深入的接触和了解。同龄人之间的沟通更加通畅，陈延年兄弟也逐渐放弃了无政府主义改为信仰马克思主义。

陈延年兄弟的转变让吴稚晖大为恼怒，在他心中陈氏父子就是在刻意针对他，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只不过由于他们后来没有什么来往，这些矛盾并不为外人所知。

陈延年兄弟在法国期间的经历是重要的转折期，那时有一大批爱国青年得到资助赴法留学。其中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蔡和森等人组织的共产主义小组，在留法青年学生中有广泛的影响力。

在法国期间陈延年兄弟不仅刻苦学习专业知识，而且积极参加社会活动，那个时期留法学生发动了几次重要的斗争运动。而正是在这些运动当中，陈延年兄弟彻底认识到了自己之前在方向选择上的错误。

而父亲陈独秀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才是能够拯救中国的唯一正确思想。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增加以及学习到的大量知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由了解转变为真正的信仰。

并且陈延年在留法学生共产主义小组中还占有重要的地位，后来经党组织的推荐，他们终于如父亲陈独秀所愿，去往莫斯科深造学习。

陈氏父子三人都成为了有坚定信念的共产党人，只不过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不是源自家庭传承，而是通过自己的探索和认识而做出的选择。

1924年，陈延年完成在莫斯科的学习回国参加革命工作。那时候周恩来已经任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而陈延年回国之后就立即接任了周恩来之前的工作，中共广东区委书记。

当时国共第一次合作已经开始，广东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革命条件。陈延年工作能力特别突出，在他的带领之下，中共广东区委得到快速发展，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中共党组织。

国共达成第一次合作之后，“弱小”的中共得到了苏联和国民党的承认和支持，得以在南方地区公开的开展工作。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苏联的共产国际都没有料到中共在获得支持之后，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有如此之快的发展。这也引起了国民党内部一部分人的担忧。

实际上国民党答应和中共合作并不是完全心甘情愿的，关键是为了获得苏联的支持，而中共当时的定位只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分支，也就是一个代理人而已，严格意义上说都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

蒋介石掌权之后就开始针对共产党人策划各种阴谋，对于国民党内的这批反动分子，中共的高层产生了分歧。

陈独秀作为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那个时候却选择了右倾主义错误路线，主张要保持现有的大好局面，尽量避免和国民党发生冲突。这种态度在反动派面前是非常危险的，他们绝不会因为你的友善而心慈手软。

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为首的少壮派主张中共应该尽快建立完全听命于党组织的军队，只有自己掌握了军队才能以防万一，一旦和国民党决裂，也不至于被彻底消灭。

陈延年是当时的广东区委书记，也算得上是中共的高层领导，他完全赞成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观点，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绝对不能软弱。蒋介石的野心和阴谋已经昭然若揭，如果不早做准备，恐怕会有更大的危险。

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陈延年就已经在私下积极准备，他已经意识到和国民党之间会发生激烈的斗争。

后来蒋介石又无中生有发起什么“党务整理案”，实际上就是要在内部清除共产党，排挤中共的生存空间。此举让众多共产党人感觉到了危险正在逼近，很多人建议和国民党做坚决的斗争。

但是身为总书记的陈独秀此时却显得非常保守，不敢与蒋介石发生正面冲突，最终竟然接受了蒋介石的建议，同意“党务整理”。

陈延年知道此事之后，气得对陈独秀破口大骂，认为陈独秀已经完全不再适合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应该辞职做深刻反省。

中共方面释放出的友好诚意并没有改变蒋介石彻底铲除共产党的决心。在蒋介石的眼里，中共不仅是个非常有能力的政党，而且还非常有野心，他们的目的就是和国民党争夺政权，期待将来有一天能够取而代之。

这对于一心要独裁的蒋介石来说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因此他必须要尽快彻底消灭中共，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

1927年，宁汉分流之后，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彻底撕下了伪善的面具，公开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在共产党人的头顶上。

汪精卫也紧随蒋介石之后，计划执行“清党”计划，开始着手铲除中共分子。

鉴于形势危急，陈独秀的主张和做法不仅引起了党内大多数同志的反对，连共产国际也对他产生极大不满。因此1927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面罢免陈独秀。

罢免陈独秀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要选出新的中央以及最高领导。中共的组织规则非常明确，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组织结构和形式，原则上都需要一个最高领导，即在关键时刻能够拍板的人。

如果李大钊没有被捕，那么这个角色自然是要由他来担任，但可惜李大钊于五大召开前夕遭到逮捕，不久便惨遭杀害。

当时最有希望担任这个角色的是周恩来和张国焘，但这里还有一段不太引人注意的历史，那就是共产国际也有自己的人选。

据记载，在五大前夕，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派自己的顾问张太雷拜访了陈延年。希望陈延年能够接替他的父亲陈独秀，出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

不过，陈延年当时就拒绝了这一提议。陈延年虽然工作能力突出，也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是他在党内的威望还难以维系整个党组织的正常运行。这一点与他的父亲陈独秀还是有较大差距的，毕竟他才刚刚回到国内。

虽然陈延年拒绝了接替陈独秀的建议，但他依然被选为中央委员，甚至还一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陈延年在极短的时间内已经跻身中共高层，并且是在反对自己父亲的前提下。

党中央政治局在极端危险的局势下，果断采取行动，免去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由临时中央代行政治局权力，并且开始策划发动南昌起义。对于这一行动，陈延年举双手赞成。

而也正是因为党中央在危急时刻的正确决策，才保证了中共党组织在那个极端危险的历史时刻，保留下了革命的火种。并且探索出了自己的军事斗争路线，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军队。

陈独秀被免职之后，再也没有回到中共的权力中央，而陈延年则继续进行艰苦的革命斗争。

南昌起义打响之后，起义军部队原计划南下广东，那里正是陈延年经营的区域，党组织规模大、分布广泛，有良好的革命氛围和群众基础。

但可惜敌我力量相差过于悬殊，起义进行得又极为仓促，最终起义部队在南下过程中被打散。最后仅保住了负责断后的朱德部队，规模不足一千人，而正是这不足千人的部队，成了后来人民军队的火种。

南昌起义失败之后，广东地区的党组织也遭到巨大破坏，陈延年应组织要求，赴上海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并协助在上海重建党组织，和敌人坚决展开地下斗争。

当时上海的政治斗争环境是非常恶劣且危险的，蒋介石派重兵在上海到处抓捕共产党人，凡是有通共嫌疑的人几乎都难以活着走出监狱。因此，陈延年等人的行动必须异常小心。

中共工作转入地下之后，蒋介石又派出了大量特务暗中调查中共的活动。由于中共方面对于蒋介石的残酷镇压准备不足，导致组织机构被大量破坏。同时由于前期发展过快，内部有很多新加入组织的人革命意志不坚定，同时又掌握一些机密，也成为了地下工作者的巨大隐患。

陈延年就是由于叛徒的出卖而导致被捕的。

1927年6月26日上午，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四川路召开会议，也是在这次会议上陈延年被证实任命为江苏省委书记。

就在会议进行时，突然接到情报，有叛徒向特务提供了此次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此次集会已暴露，必须立即撤离。

江苏省委当即决定所有参会人员立即撤离，让赵世炎的妻子按照原计划在这里留守。由于撤离非常仓促，一些会议的有关文件来不及带走，便藏在了会议地点。

参会人员撤离后不久，果然有一队特务闯进了这里，并开始大肆搜索，结果一无所获。尽管扑了一个空，但是这帮特务很有经验，他们判断共党有再回来的可能，所以便留了一部分人在这里守株待兔。

赵世炎的妻子以工作人员的身份继续留守在这里，特务们没有搜到任何证据，也没有怀疑到她。但是她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心里难免有些紧张，正是由于过度紧张，她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按照组织事先的约定，他们在窗台外面放了一盆花，如果一切正常则花盆不动，如果有异常则由赵妻将花盆撤下。结果赵妻并没有将花盆及时的撤下。

陈延年撤离之后，一直担心藏在会议地点的那些机密文件会被敌人发现，所以想要把文件拿回来。于是他和郭伯和在下午再次返回了开会地点。

为了避免引起敌人的怀疑，他们两个进行了乔装打扮，陈延年穿了一身粗布短上衣，在当时是标准的体力工作者装束。

陈延年他们在街上观察了一段时间没有发现异常，于是走到会议地点前看到了依旧在窗台上放着的花盆。这就意味着现在里面一切正常，没有危险。

当陈延年和郭伯和走进大楼的时候，当即就被埋伏在内的特务逮捕。陈延年被捕之后坚称自己是烧水工，想到这里面来找点活干。

当时这幢楼里面已经扣押了几个无关人员，都是在进出大楼的时候被当做嫌疑人抓起来的。特务们知道共产党不可能在撤离之后还会有这么多人大摇大摆的回来，所以他们并没有特别怀疑陈延年。

江苏省委这次会议的保密级别很高，敌人又是怎么提前获得消息的呢？这一切都源于一个叛徒---束炳澍。

这个束炳澍原本也是中共党员，但此人的品行并不端正，在党内的名声也不是太好。四一二事变之后，中共工作转入地下。束炳澍在武汉感到没有前途，于是跑到上海来找黄竞西。黄竞西不想搭理这个人，但由于同为一党同志，所以便安排他做一些后勤工作，为即将召开的江苏省委秘密会议做一些准备工作。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束炳澍原本只是一个基层党员，很难接触到中共高层。中共江苏省委刚刚再次成立，国民政府当时正悬赏捉拿中共江苏省委的高层。

束炳澍顿时恶向胆边生，向国民党方面报告了这个消息。我党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发现会议泄露之后，立即冒险通知参会人员立即撤离，才避免被敌人一网打尽。

但陈延年的被捕确实是我们自己的疏忽大意所致，一是赵世炎妻子没有经验，忘记给外部的同志发出警告信号；二是陈延年作为新任江苏省委书记，竟然亲自返回危险地址取文件。这件事情只需派一个普通交通员，或者花钱雇佣一个无关人员即可。

1927年7月5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铲除共党巨憝》，并附上了吴稚晖劝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处决陈延年的信件。7月7日，《申报》再次刊登文章，详细讲述了抓捕的过程。

此时外界才得知陈延年已经惨遭杀害。

由于在报纸上出现了吴稚晖的劝杀信，并且吴稚晖和陈氏父子关系不睦，所以很多人认为正是由于吴稚晖的出卖，才致使陈延年暴露，最终牺牲。

不过，细致研读《申报》披露的内容可以得知，杨虎在6月26日当晚就报告蒋介石上海警备区“擒获巨憝”。巨憝就是大奸大恶之人，意思是说逮捕了中共的高层领导，而与陈延年一起执行枪决的张力、朱盘畴、黄竞西、姚振系等人都算不上党内的重要角色。

因此这个“巨憝”指的就是陈延年，他不仅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还是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之子。蒋介石得知之后，下令务必将陈延年从处死。

从时间上来看，陈延年被捕的当天就已经暴露了，吴稚晖知道陈延年被捕并写信劝杀的时候，陈延年已经英勇就义。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陈延年被捕之后，党组织立即展开了营救。当天王若飞就委托公共租界的吴凯声大律师协助营救陈延年。吴凯声是个支持革命之人，并且和陈延年相识，很佩服这个忧国忧民的年轻人，并且他也十分敬佩陈独秀。因此，吴凯声当天下午就到警察局去打听情况。

当时陈延年的身份尚未暴露，警察告诉吴凯声这个人没有什么问题，关几天走个流程就能放了。于是吴凯声便回去准备手续，同时告知了王若飞，让他放心。

但就在当天晚上，特务带着一个中共叛徒戴盆天到警察局辨认共党分子，此人一眼就认出了陈延年，这才是陈延年暴露的真正原因。而当他暴露的时候，吴凯声和江苏省委都不知情。

直到两天后，吴凯声才得知陈延年要被转往龙华监狱，那里可是关押重刑犯的地方，这说明陈延年有危险。吴凯声立即赶往警察局准备重金赎人，可惜来迟一步，陈延年已经被带走。

网上流传陈延年写信请陈独秀好友协助营救自己，汪孟邹便求助于胡适，胡适又请吴稚晖帮忙，结果吴稚晖落井下石反而写信劝杨虎杀掉陈延年。这个故事是杜撰的，应该是有人将汪孟邹救人的事情误读了，因为汪孟邹救的人不是陈延年，而是陈乔年。

吴稚晖给杨虎写信的时候，实际上陈延年已经就义，他之所要要求将这封信公布出来，应该是为了向蒋介石表忠心，明立场！

陈延年暴露之后，上海警备区司令杨虎当晚便通知了蒋介石，得到指示之后，便安排一系列形式上的程序。据说陈延年行刑的时候极为惨烈，敌人没有选择枪决或绞刑，而是残暴地将其乱刀砍死。1927年6月30日，陈延年在上海龙华监狱英勇就义，年仅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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