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主张中国实施大型对撞机的建设项目，有人支持，但是却也有权威反对，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从1897年汤姆逊发现了电子，到1932年查德威克发现了中子，人类对于物质的认知不断刷新，质子、中子和电子构成的统一的世界图像，构成了现代的基本粒子概念。而且，在人类不断发现新的基本粒子的同时，也不断出现新的探测手段。不过，其科研投入经费的数目也是令人咋舌。
或许，有人觉得这样的发现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然而，在1939年，哈恩和斯特拉斯曼发现了核裂变现象，其带来的意义不言而喻。可以说，科学家在实验取得的研究成果，每一项都震撼人心。
正是该方面研究意义重大，中国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很早就成立了高能物理研究所。
“高能物理，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很高能量的粒子来研究物质的深层次的结构，它相对应的就是说明的你研究的层次更深一点，对应的自然他会有一个‘低能’，所谓低能的话就是层次不那么深，从历史上它其实是个相对的概念。100年前的‘高能’实际上是现在的‘低能’，我们现在所说的‘高能’也许再过一百年也成为‘低能’，所以说认识的层次越来越深入，研究的对象越来越小，能量要求的越来越高。所以从某种程度上，高能物理代表着我们对物质深层次结构认识的最前沿。”
而如今，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便是该所所长，是我国高能物理实验研究的主要学术带头人，而且他凭借“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对我国粒子物理的贡献，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可以说，他在中国粒子物理的成长与发展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曾在1990年，27岁的王贻芳就崭露头角，出任“新粒子寻找组”组长，而且在所有L3实验物理分析小组组长中，只有他是一名学生。2012年，王贻芳团队实验测得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该实验曾入选2012年年末美国《科学》评选的“2012年十大科学进展”。2019年，他还获得第四届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其优秀不言而喻，科研水平也绝不简单。
不过，在科研路上总会出现分歧，尤其是在比较前沿的科研。
近年来，王贻芳院士不遗余力地推进大型对撞机的建设项目，引发了世界科学界的高度关注，他希望借此推动中国高能物理的发展。不过，这也招致了一些科学家的反对。其中，包括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院士，他就曾明确指出，大型对撞机早已走上末路，“我对建造CEPC的看法没有改变”。
众所周知，杨振宁院士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面对中国在高能物理方面的人才缺乏，加之该项目算是一笔巨额的开支以及未来科研的诸多不确定性，他对于大型对撞机的建设项目存在迟疑并提出反对，必然有其依据。
至此，两位物理界的巨擘对于大型对撞机的建设项目有着完全相反的看法。尤其是美国在1993年下马了都已经开工的超级超导对撞机SSC项目，更是让网友们也争论不休。
中国在高能物理方面是否需要硬件先行？
或许，这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不过，任何科研的发展都离不开经济的支撑，更何况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也许大型对撞机的建设项目非常重要，但是在该方面顶尖人才匮乏，未必能够达到预期所想，而且中国科研硬件上提升的例子不少，比如：武汉拥有的最先进P4实验室。
到底是否需要建设大型对撞机的建设项目？
其实作为外行，从学术方面很难说得清楚，甚至很难理解。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发展研究高能物理方面应该是不存在问题的，问题是我们还缺乏这方面高尖端的人才，总不能有了硬件，却要依赖国外人才。
更何况，当前，我们国家科研需要突破的领域，不仅仅是高能物理，综合国力的提升，也不仅仅是某一个方面。面对有限的科研经费，需要理性的投入，毕竟蛋糕就这么大，如果某一方面多切了一些，自然会引起其他方面科研投入的弱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许这也是很对科学家反对的原因之一。
因此，一个高尖端的项目落地，也需要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当前的国力之下，不如先培养一批高能物理方面的顶尖人才。有了人才和相关理论，再来谈建设，相信反对的声音或许会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