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解放军海军著名战斗英雄张逸民
我到舟山赴任后，接连碰到多起政治性的事故要处理，处理所针对的都是具体的人。这就向我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如何才能恰如其分地使用好自己手中的权力？问题摆在了我的案头，迫使我要做慎重思考。思考的结果我为自己定下了一个原则：对犯错误的同志，批评教育一定要严，这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但在具体处理时，应该要有一颗与人为善的同情心。同样一件事，在可轻可重的政策尺度里，我尽量往轻的一边倾斜。这一倾斜，往往就改变了一个同志一生的命运。若往重的一边倾斜，说不定就毁了一个人、一个家庭。这无论从党性、人性角度来考量，都是不应该的。
当然从轻处理有个度，领导者一定要把握适当。一旦失度，搞不好领导者自己就要承担难以承受的政治责任。
我在处理基地军务处长龚德福“乱写乱画”一案，就承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事情发生在1970年晚秋的一天。临下班时，基地参谋长张序三同志气喘吁吁跑来找我，一见面就着急地说：“政委，不好了，龚德福出了大政治事故啦。”我对张参谋长说：“你别急，有话慢慢说。出了什么政治事故啊？”他递给了我一张《解放军报》，指了指头版中缝处说：“你看，你看。”我一看是几个铅笔字，写的是：“打倒某某某拥护某某某”。这十个字中间没有标点符号，从字体上看是一个人写的，写得歪歪扭扭，而字间排列的距离，有长有短。看样子这十个字不是一气写成的。我又反复地看看字的大小、字间的距离，觉得即便是乱写乱画，也肯定是有思想主导的。这肯定是龚德福对当时有想法所致。我沉思了一会对张序三参谋长说：“你马上回去找龚德福谈话。你要问清楚，他是故意乱写乱画呢，还是无意识乱写的？问清楚了以后，再向我报告。”
张参谋长走后，我觉得这事是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啊，过去在快6支队也曾遇到过。按照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政策界限，至少这次龚德福乱写乱划称得上是个严重的政治事故。往重处看，这就是犯罪行为。在那个年代，这是要坐牢，甚至要株连九族的。于是，我在回家路上，在车子里将此事告知李静司令员。李司令说：“政委啊，你处理吧，我会完全支持你的想法。”我说：“有司令这句话，心里就有底了，那我就处理了。”
回到家，我马上给海军保卫部打电话，此事必须报告保卫部长，请示该如何处理更合理，更有说服力。我向他报告了事件的全部经过和我的想法。部长问我：“你对这件事最后是如何认定的？”我说：“我认为最大可能是乱写乱画。”部长听后沉思了好一会说：“好吧，你就按乱写乱画处理吧，我同意了。”
说真心话，我到舟山任职，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件政治事故也是第一件难事。龚德福事件对我的考验极大。龚德福所面对的不是我张逸民，而是那个时代环境，稍有闪失将天崩地裂。若是按那个年代的规定处理，龚德福将要面临的就是被逮捕、进监狱、被双开。而龚德福是有妻室儿女的人，他若沦为罪犯，肯定要连累到家小。就我而言，作为舟山基地的政治委员，若不按当时的环境办，一旦被有心的上级、同级或下级抓住辫子，那同样会被扣上包庇坏人的罪名，丢官甚至坐牢的。对此，我能不心惊肉跳吗？那是需要冒一种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对我的考验是我值得去为一个下属冒这个政治风险吗？因此，此事件说白了已经把龚德福，也把我都逼上悬崖，大家都有身败名裂的大风险。
龚德福是个1948年入伍的老兵。他的妻子原是有军籍的，后转业地方工作在基地4806工厂当接线员，育有一男一女。龚德福在基地的现实表现尚可，属于中流人物。此事发生后，我曾再三掂量，冒很大的风险救这一家子，如果把我自己也赔进去值吗？但此刻在舟山基地除了我，谁又能为龚德福的未来拉上一把呢？我想，若是我按当时的环境进行处理、定性，这既符合当时的政策，我个人又不会承担任何政治责任，而且毫无后顾之忧。又一想，我不能不管啊，若不管他就真掉进深渊完蛋了。头戴这顶帽子，全家都将进了苦海了。我若因此有人告发被撤了职，也仅仅是丢了官，可我救的是一个家庭啊。想到此，我下定决心要拉龚德福一把，救这一家人。宁可我丢官，绝不后悔。
就因为我看到前面的政治风险，我必须把工作做深、做细、做全面。于是，我首先必须先把上面的事办好。我又向舰队政治部保卫部报告，我把龚德福乱写乱画的事原原本本报告给舰队保卫部长，他问我：“你想怎么处理？”我说：“就按乱写乱画处理，拉一把吧。不按敌我矛盾处理了。”他又问我：“你报告海军了吗？”我告诉他已经请示海政保卫部了。部长同意按乱写乱画处理，他说：“好，那就按上级部长指示办吧。”
接着是第二步，我必须争取在基地常委之间取得一致意见。常委会上我将龚德福乱写乱画案发生经过通报给了大家，接着我也将我和李静的想法通报给了大家。大多数常委的态度是：此案如若按乱写乱画处理，觉得轻了点。考虑到龚德福是头一次，最后都一致同意了我和司令员的处理意见。
第三步就是定性处理了。我通知张序三参谋长到我办公室来，我对张序三说：“龚德福实为乱写乱画的错误，请司令部党委给龚德福以处分。有三件事要做：第一，司令部立即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对龚德福的错误进行严肃批判。第二，让他在全体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深刻检讨。第三，司令部党委研究给予龚德福必要行政和党内处分。”
此事处理完了没过多久，就发生了震惊中国的一件大事，我也因此下台。果然，龚德福事件又被翻腾出来。我被反复批判说我不按党的政策办事，是包庇坏人，是地富反坏右的孝子贤孙，而且成为我的罪行之一。而此时的龚德福呢，却一转脸变成了受害人了。在对我的批斗会上他声嘶力竭地高声批斗我，口口声声说我对他打击报复，整了他。那感觉真恨不得要将我吃了一样。
我对此则十分淡定，除了一声叹息，始终认为我处理得没有任何错误。无论他们如何评说，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同志，无怨无悔了。
1979年老妻去世后，考虑到家中的两个年幼的儿子无人照料，上级组织决定改变审查方式，让我回到了定海家中。那个时候家里的自来水经常停水，吃水需要打附近的海军招待所去抬。每天抬水成为了我的家庭作业之一。有一次我去招待所抬水，碰巧见到龚德福了。对他这种不知感恩还到处宣传说我整了他的行为，我声色俱厉地痛骂了他。我说：“龚德福啊，你走过这两重天之后，至今你还糊涂啊？你这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你说我打击报复？你我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为何打击报复？在当时，我是担着可能被撤职和受处分于不顾而挺身拉你一把。他们在清查中已经给我算了这笔账了，你竟然不知感恩，反倒打一耙，给我增加莫须有的罪名。你是人吗？你的人心给狗吃了吗？”他被我骂得无言以对，悻悻离去。
就在当年晚些时候，他托好友给我捎来口信，向我认错了，表示很对不起政委！
龚德福事件过去四十多年了。今天再想起此事也感慨颇多。感慨虽多，最后自己也想通了，心境也就坦然自得了。
首先我是革命军人，军人与普通百姓虽都是普通中国人，但是作为革命军人那还是与常人有区别的。拿今天来说，网上有一个新词：“任性”。老百姓只要不出大格，小节上有点任性也还能混得下去，但军人那是绝对不行的。军队不论干什么都有一大堆规则、规定。谁都不能越规，越规就是违反纪律。要当个模范军人，那就得什么都规范，天长日久就形成军人自己的规范，言谈举止也就跟普通人完全不一样了。因此，军人干什么都有自己的军人尺度。这是时刻不可忘记的。
其次，我又是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有明文规定，不论干什么，都有共产党员的尺度。既没有特殊党员，也没有可以不执行党的决定的共产党员。
再其次，除了这两个尺度衡量你做人的标准，还有一条尺度，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留下的做人规矩。这规矩延续了几千年，我的父辈以前的祖宗都是在这个规矩之下做人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天上掉下来，都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祖宗的规矩在他们身上也会有制衡作用。过去有所谓伟大领袖，但是你别忘了，他们是先成为好人然后才可能有进步思想。这好人的标准，就是老祖宗的规矩。因此我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该有这三把尺度，而且要天天度量自己。
如果我用这三把尺子度量我处理龚德福事件，我问心无愧，对得起天地良心。我若按那个特殊年代的规定处理，作为政治委员说得通，但是于良心有愧。之后不管对我搞过多大的批斗，我对上、对下都有个圆满交代。批斗算什么，官职算什么，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已。我这一生很清白也心境坦然，这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