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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应该是文人幸福指数最高的朝代。
著名作词人林夕说自己除了会上网，就是个古代人，肚子里的墨水能和瘦西湖的湖水沾上边觉得很光荣。
林夕还说：“如果能穿越到一个朝代的话，那我肯定选宋朝，宋朝文人的地位比较高，而且文人的生活在宋朝也比较精致”。
林夕的想法，其实代表了很多读书人的想法。
而开创这一读书人幸福指数最高朝代的人就是以“陈桥兵变”起家，继而以“杯酒释兵权”方式解除手下武将兵权的宋高祖赵匡胤。
赵匡胤，曾经后周的大将。
公元960年正月初一，后周的禁军统帅，33岁的赵匡胤带领后周军队在陈桥驿（今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东南部）发动兵变，众将将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虽然他也推辞推辞。
但“推辞”不过，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就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叫周恭帝下台，自己直接上。
赵匡胤即位后，改国号为“宋”，开启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
赵匡胤这“高大上”的开局，却阻挡不了后人对柔弱的大宋王朝的质疑。
一个科技文化经济非常发达的宋朝，却屡屡被辽、金等外族入侵，几无还手之力，最后被蒙古人所灭，这是为什么呢？
国家强盛了，人民有钱逍遥自在了，但军队战斗力太不给力了。
我想应该和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后的治国理念有关。
五代十国当之无愧地属于乱得一塌糊涂的朝代。
乱得谁都有可能拿起枪杆子造反当皇帝的朝代。
武将出身的赵匡胤当然知道武将造反的巨大危害性。因为，他就是武将造反当了皇帝的。
但是，他是绝对不能再让自己的武将造自己的反。
公元962年七月初九，赵匡胤退朝后就把那些跟随自己打江山的开国将领老兄弟们弄起来喝酒，软硬兼施，意思就是一个，让这些有潜在造反“威胁”的人卸甲归田，告老还乡，兄弟伙们都是知趣的人。
退了没有权，不退可能没有命，你说咋整？退！
当然从另一角度来看，赵匡胤没有杀掉这些开国功臣，这和中国绝大多数皇帝相比算是宅心仁厚了。
就这样赵匡胤把兵权一下上收到自己手里，基本杜绝了本朝武将指挥部队造反的可能。
文人写文章骂人很了不起，当街骂人也是很厉害，但手中无一兵一卒，再怎么闹也不会危害到国家政权，起来造反啊。
“杯酒释兵权”算基本解决了国内军阀割据，武将造反的问题。
原来的军事及边防指挥机构枢密院让文人把持，地方上派出文官去当“知州事”。这样举动造成整个宋朝武将的地位是非常低的，武将基本边缘化，武将的上升空间基本堵死。
这是一个文人志得意满，武将无比憋屈的朝代。
宋朝太过于“文弱”，“武”气不足，试想由一群文人当政，并指挥军队打仗的朝代，军事能力能有多强？
术业有专攻的，这句话不是乱说的。
作为赵匡胤而言，他杯酒释兵权后，把一个破烂不堪、混战数十年的五代十国统一，结束了武夫当权的局面，走向和平，人民基本安定，他的功劳是大大的。
有人说，从秦朝确立郡县制后，真正得到忠实贯彻落实的只有宋朝。
这话说得在理。
唐代就是没有把地方官掌握的军队收归朝廷，造成地方军阀随时可以把军队拉出去割据一方，安史之乱就是一例。
赵匡胤看到前面那些朝廷的更替换代，绝大多是武将作乱（其实他也算），搞得皇帝非常不放心，说不定哪天晚上睡觉，武将就纠集一群人就攻打皇宫，咔嚓一下，自己就被人砍了脑袋。所以，赵匡胤一不做二不休，不但把具有军事色彩的节度使和刺史变成了知州，连最高军事指挥部门枢密院都是文官当道。
精通军事的武将无权指挥军队，不懂军事的文官指挥着武将，相互制衡，相互看对方不顺眼，自然谁都没有力量对皇帝发难，让文官和武将斗，哪还有时间和经历来造反啊。
这基本解决了皇帝最最关心的造反问题。
所以，我们对于宋朝的印象就是除了方腊、宋江等有限的农民起义军在遵循历史传统造反外，大宋王朝朝廷内部将领造反是很少的。
由于文官和武将相互制约的缘故，在军事方面的脆弱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看到的宋朝军队一天到晚在国内当宪兵平叛尚可。但是一旦要开始对付外族的入侵时，基本上是节节败退（岳飞等少数将领领导的军队除外）。
宋朝实行的主要是具有福利性质的募兵制，招募对象多为灾荒饥民，并实行灾年招募饥民入兵的养兵制度。同时，还鼓励营伍子弟替父兄当兵，或者以罪犯当兵，兵员缺乏时也抓壮丁。
正是由于宋朝政府对当兵的福利很好，直接导致这些兵卒一但应募，政府就得养到60岁。这样就造成了士兵老了还未退休，打仗肯定不行了，那就直接养起吧。
但是要是遇到打仗咋办？
那就继续招年轻士兵吧，不然就完全就叫没有战斗力。
这种募兵制政策的后果就是军队人数是越养越多，吃饭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战斗力没有增强。打仗就只有靠人数堆了，搞人海战术了。
有史料记载，在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和北边契丹、西北西夏关系都很紧张，军队骤增到140多万。
人是很多，可是仔细分析成色不足，导致战斗力低下啊。
宋朝你能记住的文人很多，一抓一大把。但是武将除了狄青、岳飞、韩世忠等将领的军队能打仗外，你还记得宋朝还有哪几支军队能打仗？可见当时军队素质和能力之低下。
当然，为了对付外来侵略，朝廷又不得不养足够的军队来对付，同时又要对付不至于失控的将领和军队，又不得不养更多的文官来压制，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
养这养那都是需要钱的，一个曾经号称GDP占世界80%的富庶王朝就这样就这样被拖死了。
宋朝除了赵匡胤、赵匡义算“马上皇帝”外，其后代基本都是搞琴棋书画的宅心仁厚的艺术家，虽然内乱少了，但是外患很多，大家都盯着大宋这块“肥肉”。
当你想起了准备反抗时，却发现文官遍地都是，却严重缺乏能御敌的武将，这才是最可怕的。
大宋史，很多时候就是“议和纳贡”史。
“重文轻武”在大宋建国初期，起到了消除军阀割据，迅速恢复经济，休生养息，安定民心的作用，这无疑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一个国家的强盛，既有社会文化、经济科技做基础，也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才行，两者做到平衡，偏颇不得。
很明显，赵匡胤、赵匡义的后代“艺术家”们明显走偏了方向，走极端了。
宋朝读书人的气节都是扛扛的，但抵御不住外敌入侵啊。
于是，一次次重演先进民族被野蛮民族欺负的历史。
当然，从大宋王朝而言，这个局面应该是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实施的过于极端的“重文轻武”国策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