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自古才女的命运坎坷是常态，那么陈衡哲则是民国时期的一个例外。她不是最美的，不是出身最高贵的，甚至也不是最优秀的，但唯独她凭着自己“造命”，完满地过完了一生。
她险些与大多数女子一样陷入千百年来无法挣脱的性别束缚当中。偏偏她不信命运，用女性的智慧为自己创造了独有的幸运。
图 | 陈衡哲
一
1890年，陈衡哲出生于湖南一个官宦家庭。1903年，年仅13岁的她就开始面临着应该跟随父亲入川还是自己去广州学习的选择。
虽然只有13岁，但陈衡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远离父母去远方求学。这不是因为她年少无知，而恰恰是因为她心里清楚：“在四川我一定会被迫早早嫁人，像蝼蚁一样自生自灭。外出求学的道路不用说会是浪漫而有诱惑力的，它们也能满足我的流浪癖，但它们中的大多数将荆棘丛生，难以通行。”
1905年，陈衡哲成功进入上海中英女子医学院就读，在这里，她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
仅仅过了两年，陈衡哲就被父亲陈韬召回四川。原来是父亲替她物色了一位出身于高官家庭的年轻人作丈夫。陈衡哲表示不想结婚，父亲疑惑地问她：“难道你永远不结婚？”而陈衡哲依然不改口地回答：“我永远不结婚！”
后来在自传中，陈衡哲也曾解释过为何不想结婚。“第一，我希望能保持自由以便实现自己在知识界发展的志向，但我所认识的已婚女子没有人能享受多少自由。第二，我见过太多分娩的不正常状态，所以根本不想亲身经历。第三，我无法忍受和一个陌生人结婚，但我早年所受的教育和环境的影响都让我无法想象自己能选择自己的丈夫而又不自轻自贱。”
幸运的是，当时还有大姑母陈德懿支持陈衡哲的“独身主义”，陈德懿对陈衡哲的父母说：“别傻乎乎地把心思疼爱都花在你们大女儿那样的孩子身上，珍惜你们这个女儿，不要苛责她的短处，因为这样的孩子一定是有短处的，有一天你们会发现你们的心思疼爱都没白费。”
好在最后陈衡哲的父母没有再强求她结婚。只不过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都不依不饶地对陈衡哲不结婚的事情说三道四。倔强的陈衡哲索性再次远走他乡。
离家之后，陈衡哲住在大姑母陈德懿的家中。虽然也纠结过自己选择的东西到底对不对。但是陈德懿对她表示深深地理解，并不断鼓励她振作起来，继续自己的梦想。
图 | 陈衡哲、任鸿隽、胡适
二
1914年，陈衡哲顺利地通过了清华招考留学美国女生的考试。得知这个消息，三舅马上写信祝贺她：“清华招女生，吾知甥必去应考；既考，吾又知甥必取。吾甥积年求学之愿，于今得偿，舅氏之喜慰可知矣。”
看到陈衡哲一步一步地走得更远，三舅和姑母也感到十分欣慰。而此时的陈衡哲一定想不到自己会在美国打破自己的独身誓言，只因为她遇见了那个爱她入骨的男人。这位男人就是任鸿隽。
其实一开始陈衡哲和任鸿隽只是同学关系，而陈衡哲也完全没有结婚的想法。至于为何陈衡哲会改变主意，选择结婚，从他们的好友胡适的回忆中就可以看出端倪。
据胡适说：“当时一般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她与任君相识最久，相知最深，但他们没有婚姻之约。直到任君于1919年第二次专程到美国，陈女士感到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才抛弃她的不婚主义，和他订婚。”
可以说，任鸿隽并不介意陈衡哲的独身主义，反而是对她很真诚，从来不会强迫她半分，多的只有理解。
“我深信你是一位有文学天才的女子，我要为你准备一个清静安闲的小家庭，以便你能够用一心一意去发展你的天才。”这是任鸿隽对陈衡哲说的话。可见，为何陈衡哲最后会决定放弃独身主义，和任鸿隽结婚。
1920年，任鸿隽终于打动了陈衡哲，与之喜结连理。婚后，任鸿隽也谨记自己对她的承诺：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和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个天才女子。
图 | 陈衡哲与任鸿隽
三
在芝加哥大学荣获学士、硕士学位之后，陈衡哲和任鸿隽决定回国发展。回国后，经好友胡适的举荐，陈衡哲进入北京大学任职西洋史教授。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教授。
后来，陈衡哲又转入四川大学任教史学，而丈夫任鸿隽则在四川大学当校长。原以为夫妻二人的余生就此平静地过下去，却没想到接下来会发生转折。
在四川大学任职历史学教授期间，陈衡哲目睹了四川地方制度的黑暗和社会的腐败现象。她无法忍受这一切，认为自己有责任去揭示这些丑恶的东西。
于是陈衡哲把自己到四川以来的所见所闻集成了《川行琐记》等多篇文章，再发表在《独立评论》上面。陈衡哲在文章中狠狠地披露了地方当局的真面目，引起了当局的不满。
当局立刻做出反应，不仅用恶意的言论攻击陈衡哲，还企图打击任鸿隽。因为他们认为任鸿隽是陈衡哲的后盾，陈衡哲才敢这么“胆大包天”。
虽然陈衡哲写作抨击当局纯属个人行为，但是说到底，无论她做什么事情，任鸿隽都会无条件地相信她，支持她。尽管任鸿隽因为妻子而受到牵连，可他从未对她抱怨过半句。
面对当局的骚扰，陈衡哲气愤地提出辞去教授一职，她要回到北京去，同时她还坚持任鸿隽也辞去四川大学校长的职位。
图 | 陈衡哲先生夫妇
胡适是完全不同意任鸿隽和陈衡哲辞职离开的。他苦劝他们不要离开，然而陈衡哲肯定是不愿改变想法的，任鸿隽也清楚妻子是一个要强的人，他也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遵照结婚时候的承诺，甘愿当一个屏风。最后，任鸿隽决定牺牲自己在四川大学的事业，陪同陈衡哲一起离开了四川。
同年，陈衡哲继续她的写作，并发表了短篇小说集《小雨点》在《新青年》杂志上。《小雨点》也成为中国最早的白话文童话。胡适也曾在序中提到：“《小雨点》也是《新青年》时期最早的创作的一篇。”
当然，陈衡哲写小说不是为了名利，而是她想写便去写了。她自己就曾对此解释过：
“我每作一篇小说，必是由于内心的被扰。那时我的心中，好像有无数不能自己表现的人物，在那里硬迫软求的，要我替他们说话。他们或是小孩子，或是已死的人，或是程度甚低的苦人，或是我们所目为没有智识的万物，或是蕴苦含痛而不肯自己说话的人。他们的种类虽多，性质虽杂，但他们的喜怒哀乐却都是十分诚恳的。他们求我，迫我，搅扰我，使我寝食不安，必待我把他们的志意情感，一一表达出来之后，才能让我恢复自由。他们是我作小说的唯一动机。”
陈衡哲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文学初期写小说和散文的一位著名女作家，除了自身的努力，更重要的是背后还有丈夫任鸿隽的默默付出。
就如陈衡哲晚年所说的：“靠了这个道德上的大支持，我才能在儿女及家务繁琐任务之外，对于自己的使命，仍旧尽得一点责任。这支持使我向上，使我能尽量的去发展我的能力与抱负。这样的深契与成全，又岂是“男子生而愿为之有室”的那个平凡望愿所能了解的？”
如果没有任鸿隽的体贴，相必在那个女性被压迫的年代，陈衡哲很难获得如此成就。
四
在事业和写作方面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之后，陈衡哲没有像一般的女强人那样不顾一切地去追求更高的地位。这恰恰体现了她的智慧。
说白了，自古以来人们都主张女子应该遵守三从四德，相夫教子。虽然其中有糟粕，却也很明显地表达了女子应该以家庭为重。不然就算在外面再风光，如果家中鸡犬不宁，那也不能算作成功的女人。
收获了无数荣誉的陈衡哲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早年由于工作，她不得不经常外出参加会议。对此陈衡哲也犹豫过，但她觉得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教育好，还谈什么去教育社会上的青年呢？她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有时我相信，最切要最有希望的工作，恐怕还是教育自己的小孩子罢。你以为如何呢？”
如今已至不惑之年的陈衡哲意识到自己一直忽略了对孩子的教育，自此她开始回归家庭，专心教育孩子。
据陈衡哲的长女任以都回忆道：“有一回，我与家母聊天，谈到一个女人即使不外出工作，只留在家里相夫教子，但却做得非常好，也算是有成就的。不料，家母听了大不以为然，足足训了我一个钟头，说我没志气，骂得我简直快哭了。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她教训我的详细内容，但是她的教训却使我深深明白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从此再也不敢起这样的念头。”
在陈衡哲的心里，女子的成就与家庭同样重要。庆幸的是，她没有偏向任何一边，同时维持了自我与家庭的平衡。
正是陈衡哲的言传身教，给孩子们带来了很深的影响。最终使每一个孩子都成为了一个独立且有能力的教授。这也是陈衡哲一生中的伟大成就。
作为女人，陈衡哲无疑是令人敬佩的。她不仅有爱她的丈夫，有出色的孩子，还有自己的事业。这些统统都基于她的智慧，在正确的时间里做出正确的选择。
正如陈衡哲自己说的：“一个女人同样也是一个个人。既然女人也是个个人，当然也和男子一样应该有充分发展个性的机会，同样应该知道个人价值何在，尽力发挥一己所长，努力做点事业。”或许她所说的女性的价值除了事业上的成就，还有家庭方面。
其实陈衡哲并非一味地强调女子在外获得如何的地位，她一直说：”女子不做母妻则已，既做了母妻，便应尽力去做一个贤母，一个良妻。“
只可惜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战火燃烧了陈衡哲的家园。她只能带着孩子，和任鸿隽一起四处流亡。几年后，当一切恢复平静时，任鸿隽的身体却垮了。直至1961年，任鸿隽因突发脑溢血而去世，留下陈衡哲和孩子相依为命。
1976年，陈衡哲因患肺炎及并发症而去世，享年86岁。相隔15年，陈衡哲终于可以在别处与任鸿隽重逢了。
图 | 陈衡哲先生与任鸿隽先生
回顾陈衡哲的一生，她做的最正确的决定正是为了那个值得托付的男人打破独身宣言；在孩子需要的时候陪伴在他们身边；在该为自己争取的时候努力，在该放弃的时候决绝。
虽然现实生活中很难做到陈衡哲这样，毕竟要遇到任鸿隽这般的好男人实在太难。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遇到人生的分岔路口时，可以多想想陈衡哲的这番话：“当家庭职业和社会职业不能得兼时，则宁舍社会而专心于家庭可也。”
文 | 南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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