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汇集了政府与企业界的代表,他们讨论了如何解决日益恶化的气候和生态危机。今年的会议恰逢澳大利亚毁灭性的丛林大火消退。这些大火杀死了多达10亿只动物,并造成了新一波的气候难民。然而,就像在马德里举行的COP25气候谈判一样,达沃斯会议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紧迫感,抱负和共识。
但是,一个重要的争论议题确实浮现出来,那就是这场危机应归咎于谁或什么的问题。著名的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博士曾经指出,人口增长是造成人口增长的原因,如果我们的人口数量达到500年前的水平,大多数环境问题就不会存在。
随着气候危机的升级,人们必须正视全球人口问题。
保罗·埃里希的《人口炸弹》和多纳拉·梅多斯的《增长的极限》这两本书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引起了人们对世界人口迅速增长及其对自然资源的影响的担忧。
实际上,全球人口并未呈指数增长,实际上正在放缓,预计到2100年,全球人口将稳定在110亿左右。地球生态困境的真正原因在于现代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浪费和不平等,及其对无休止的增长和利润积累的关注。
在工业革命初期的经济增长与燃烧化石燃料产生于18世纪的英国。经济活动激增导致排放量猛增,并且主要发生在北半球。因此,较早工业化的美国和英国等较富裕的国家要承担更大的历史排放责任。
2018年,全球最大的排放地区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近一半。实际上,与低收入国家相比,碳排放大国较高的消费率产生的二氧化碳要多得多。
权力,财富和资源获取的不平等是环境恶化的主要驱动力。世界上最富裕国家10%的消费量产生了地球上基于消耗量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50%,而最贫穷国家仅贡献了10%的碳排放量。
现在,地球上26位亿万富翁拥有的财富超过了世界一半的财富,这种趋势可能会持续下去。
生态和社会正义问题不能彼此分开。指责人口增长(通常在较贫困的地区)有加剧种族主义反弹的危险,并掩盖了继续污染大气的强大产业的责任。尽管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地区造成的损失最少,但在这场气候危机当中它们往往首当其冲。
气候危机的核心是极端的不平等:世界上超富裕阶层的过度消费,以及一种将利润置于社会和生态福祉之上的系统,这是我们应该集中精力解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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