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连城
《南方车站的聚会》，优缺点都很明显，不喜欢的人会不喜欢，而喜欢的人会很喜欢。
看这部电影，需要一个适应期。
导演具有强烈的自我风格，算是警匪片类别，但它并不太像一部正规的警匪片。
男主角胡歌，在这部电影中演了一个“坏人”，一个被城市遗忘，肮脏之中的，犯下了杀警察的罪，警察怎么可能饶了他。
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开始了。
区别于那些各种精妙设局的猫鼠游戏，这部电影的猫和老鼠都没有其他电影中的那么聪明。
老鼠疲于奔命，猫如无头苍蝇般地毯搜索。开头偷车贼们骑电瓶车盗窃，后面警察们伪装成电瓶车黑车主搜索，形成互文，充满黑色幽默。
不过，想要看精彩花哨的警匪戏的，请到此打住。
它是一部城市化浪潮中的小人物电影。
开始，我看到胡歌的时候也有不适应感。
因为他长得漂亮，太“正”了！
我们之前讨论过“正小生”这个名词，差不多就是在影视剧中担任谈情说爱正义凛然的男主角的演员。
长得漂亮，身形修长，帅气，往往属于上层阶级（即使不是，最终也能通过努力达到上层），而且具有文艺气质——总之就是女人一看就会爱上的那种男性。
胡歌正是有着这样的配置。在这么多年里，从《仙剑》到《猎场》，他一直在扮演这样的角色。
而这一次他挑战的角色周泽农，则是一个与他的“正小生”形象完全相反的角色。
他出身底层，是市井之人，平时也不工作，和一群混混偷电瓶车。而且还是这群混混里的老大。
除了是小偷里的老大，他坐过牢，抛家弃子，已经多年不见老婆孩子了。
这是一个被边缘化，被社会抛弃的，深陷污泥的小喽啰，小配角。早在电影的开头，就已经写好了他毫无光环的结局。
这样的角色，我们想象中的应该是这样的：
或者应该让廖凡来演才对。
正义帅气的胡歌，而且是观众那么熟悉的胡歌，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是极大的挑战。
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也明显地感受到了这种不适感。
同样的不适感，还存在在桂纶镁身上——一个文艺女，在这里演陪泳女（失足女）。她与周遭的环境有点格格不入。
乃至导演不断让桂纶镁垮下来，垮下来，桂纶镁觉得自己已经垮到了地上，导演还在让她垮。
不过，我觉得，选择胡歌与桂纶镁，是导演想要表达一些观众的思维习惯并不是准确的。
我们已经习惯了好人像个好人，坏人像个坏人。底层的坏人必须丑、土、坏，顶层的好人必须帅、美、好。
这是我们常用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二元论。
我们常说：看到这张脸，就知道是个坏人。这是上帝视角，是先入为主，很可怕。
选择胡歌，是让观众们对周泽农这个角色更复杂，憎恶的同时又产生莫名的同情，而不是用简单的好与坏进行二元对立。
看电影的时候，我在想，胡歌应该去演警察，廖凡应该来演这个逃亡的犯人。看完后想想，如果这么换，那么这部电影就变得简单了，变得平庸了。
廖凡演坏人，那大家就会认为他是个坏人。无法产生更多的复杂的情愫，那多没意思！
廖凡的演技自不必说，只是他的外形决定了他对坏人角色的可塑性。
胡歌选择这个角色，也是要有勇气的。
因为这个角色和他本人的气质以及以前的戏路相差太大了，而观众对他又是相当熟悉。他要为这个角色付出很多，钻研很多。
如果演得好，那么满堂喝彩；如果演不好，那会遭到很多人的嘲笑与谩骂。
很多“正小生”演员在选择角色的时候，往往会选择与自己气质相近的角色，但与“正小生”相近的角色大多存在于偶像剧中，稍微有点深度的电影，往往没有“正小生”的地盘。
要突围，就一定要打破自己原有的形象与戏路。
其实，近几年胡歌也一直在做这种尝试。
《你好，之华》中，他客串了一个底层家暴男，留了胡子，头发也弄得乱糟糟的，观众统一的感受是——他不像一个底层家暴男。
在这部《南方车站的聚会》中，胡歌还是不负众望地完成了这个角色。
在语言上，《南方车站》中全程用了武汉话。
好的台词功底，对于角色的塑造是非常重要的。胡歌这个角色，如果没有方言加成，肯定没有现在这么好。
为了更好更快地掌握语言，胡歌要求剧组所有武汉人都要和他用当地方言交流。胡歌说，每一位当地的群演都有可能是他曾经的语言老师。
这些年来，胡歌一直在努力。
为了演好周泽农这个角色，胡歌专门上街体验生活，还给自己做了环卫工人的衣服。期间，他被路人问：“你有没有扫地的时候看到过一张病历卡？”胡歌说：“我不是负责这一片的，你去问下别人吧。”
在接下周泽农这个角色之前，胡歌有将近两年没有接过戏。自己到底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一个明星，还是一个演员？胡歌选择了后者。
成为一名演员，就要摒弃之前所有的利益、光环，所有以前唾手可得的东西。
《南方车站的聚会》是他第一次真正担任大银幕作品的大男主电影，片中占据了70%的戏份。
这么重要的一部戏，胡歌的粉丝们为他众筹。胡歌却让粉丝退款，不需要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制造盛世假象”，更希望粉丝们买票进入影院观影。
“演技好不好，作品行不行，我自己负责和承担，赢要光彩，输不丢人。”
胡歌就是这样，凭借着“我什么都不是”，把自己变成了周泽农，也心甘情愿地想要跟着角色一同赴“死”，向死而生。
胡歌“死”过一次。那次车祸，让他有了更多关于人生的思索，在我看来，“毁容”的胡歌比以前的胡歌，更有魅力，也更好看。
“其实成为一名演员以后，我每一次走进影院，看到墙上的电影海报，我就想有朝一日自己主演的电影的海报也可以挂在影院的墙面上。今天我带着这部电影回到了自己的家，我的梦想成真了，包括我的父亲、我的家人在一起，大家那么多人一起在这里见证这一时刻，我非常的开心”。
祝福胡歌。
《南方车站的聚会》2个小时的片长，优点与缺点同样明显，还带点沉闷，但仍然是当下最能代表中国电影希望的国产电影之一了。
昆汀就是看到这部片子，高兴得手舞足蹈，直说电影非常出彩。
国外媒体大赞其“stylish”，风格突出。
如果说导演刁亦男的电影《白日焰火》讲的是过去，那么这部《南方车站的聚会》讲的则是当下，讲的是即将被大城市CBD所侵蚀的“城中村”的故事，一群鱼龙混杂的人，在一个名叫野鹅湖的地方发生的凶案故事。
电影的英文名：the wild goose lake，就是野鹅湖的意思。
南方车站的聚会，讲的是发生在南方某个城市的故事，电影刻意模糊了具体城市，但从演员们的方言中，可以感知到这个城市其实就是武汉。
武汉，因其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混乱，在多年前被称为“中国最大的农村”，武汉话则一直有一股“江湖气”。
在电影中，上海人胡歌和台湾人桂纶镁都操起了武汉话，“大哥”是“拐子”，“傻瓜”是“苕”。这充满地域特色的方言，给电影的文艺基调上增添了一股匪气，也给这两位文艺气质的演员蒙上了一层“土味”面纱。
这部电影中，所有的角色都是抽象的。
胡歌的周泽农，是个偷电瓶车的贼，他的出身，他的家世我们一概不知，只知道是个偷车贼，有一个老婆一个儿子。一群混混晚上飙车偷电瓶，看上去很威武，但实在有点好笑。
因为在那些帅气的警匪片里，贼们哪里会骑电瓶车啊，至少得是摩托车起步啊……
周泽农是个抽象的绝望的人。在这个充满了肮脏与罪恶的城中村，他的兄弟被人割了脑袋，自己被猫眼猫耳兄弟打伤。逃亡路上打死了警察，成了警察追捕的对象。
而他接下来要做的并不是逃亡，而是牺牲。作为一个底层的将死的人，他想的是如何将自己的死亡利益最大化。
所以，我们得到了与以往的警匪、黑帮电影很不一样的体验——一群偷车混混，平时大哥大哥地叫，隔三差五叫个陪泳女，看上去特别拽，特别潇洒，而现在为了30万赏金打破头。
这是现实。
而周泽农，在这个时候发现自己的命值30万元。
周泽农在与混混的追逃戏中，他骑的电瓶车闪着耀眼的红光，生怕追他的人看不见似的，相当黑色幽默，但同时也是一种无奈。这种无奈，贯穿全片。
桂纶镁演的刘爱爱也是一个没有背景的人。
她怎么成为陪泳女的，她的气质与其他陪泳女是多么格格不入，其他陪泳女都要留长发让自己显得妩媚一些，她则是男孩子一样的短发头。很少说话，却被安排去做这么重要的事情。
一切都模糊不清。
杨淑俊，周泽农的妻子。与周泽农分开多年。至于他们是怎么分开的，怎么完全不往来的，都没有交代。而杨淑俊的弟弟，又为什么一直跟着周泽农偷窃，也不得而知。
有趣的是，演杨淑俊的万茜，之前与胡歌在《猎场》中演一对欢喜冤家。在这部中，两人名为夫妻，却没有一次对手戏。
从主角到配角，电影都没有刻意强调他们的外貌，都是面目不清、模糊的人。
他们可以是任何人，剧情被逃亡、金钱、暴力、性推着走，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到世界这么一遭，是被遗弃以及自我遗弃的一群人。
周泽农与刘爱爱，一个偷车贼，一个陪泳女，与大多数的观众相当遥远。在潮湿、血腥、逼仄的空间里，无言，又暧昧。在缓慢的推进中，最终让观众产生共鸣。
整部电影像一个梦。
叙述像梦。
故事线被剪破，闪回式的回忆充斥着全片，回忆也不按照时间线排列，而是通过角色的处境来回忆推进。
画面像梦。
电影中有几处亦真亦假。一处是桂纶镁走在城市未来广告画前，人渐渐融入背景画面中的大城市里，然而人是真的，大城市是假的。城中村的人，梦想着有一天融入大城市，开发区却迟迟不动工，怎么也不能真正走进大城市里。
一处是马戏团中的花瓶姑娘。胡歌（周泽农）投币后她唱歌——是个投币娃娃；马戏团的人大骂她，她停止唱歌——看上去像是个真人……这一幕细思恐极。
还有一处是胡歌在破败的房子里看着墙壁上贴的旧报纸，无限放大，清晰，快闪而过。报纸上写的是北京西直门血拼的旧案，是梅艳芳的报道。
死亡是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紧紧缠绕着他。
暴力像梦。
《南方车站》可以说是近年来大银幕上映的尺度相当大的电影。其暴力场景，怪不得昆汀要高兴得大笑了。
对于电影暴力美学爱好者来说，雨伞杀人一场戏实在太出彩了！
而绳索割头一出戏，虽然不是首创。《黑金杀机》中皮特死的那一幕至今难忘，刘慈欣在《三体》中更是激情澎湃地描述了如何用纳米线割开一艘行进的游轮……第一次在国产电影中看到，也是心头一惊。
诚如导演自己所说，他追求的是“疯狂的理性，而不是理性的疯狂”。疯狂之下，留着给观众们慢慢解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