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名篇出于都
——周敦颐《爱莲说》在于都问世实考
《爱莲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爱莲说》为我国古代散文之精品。全文119字，结构严谨，言简意赅，托物言志。文章以浓墨重彩描绘了莲的气度、莲的风节，寄予了作者对理想人格的肯定和追求，以莲自喻，更爱廉，借助冰清玉洁的莲花，进一步表达了爱廉思想。其作者周敦颐（1017-1073年），从小信古好义，“以名节自砥砺”。他撰写的《太极图说》、《通书》，虽然仅有数千字，但却成为宋明理学的奠基之作。他一生淡泊名利，不求闻达，他的这种高洁的人品，诚如北宋文学大家黄庭坚所誉：“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而他的传世散文佳作《爱莲说》恰恰正是他洒落胸怀所透射出的精神折光。
《爱莲说》所诠释的高洁洒落的君子人格，近千年来一直对国人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而《爱莲说》的创作地点，一直是个争论的议题。特别是近些年来，凡周敦颐任过职的地方都抢《爱莲说》，都说成了《爱莲说》的创作地。
其有一最为众人追捧的说法是：“北宋嘉祐八年（1063年），当时，在虔州通判署内有一莲池，周敦颐面对五月夏日莲花盛开，即景生情，创作了《爱莲说》，后带到于都游山时再刻石的。”乍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但只要“查其史、朔其源”，就不难发现其穿凿附会之嫌，经不起推敲。首先，看看当时在虔州通判署内是否有“莲池”。而史料中记载周敦颐1063年前所到之居处，没有开池种莲的事情，就是周敦颐在庐山筑“濂溪书堂”，致仕归居，也只有“濂溪”之名，没有“爱莲”之称。再之通判署在虔州衙门府内，周敦颐作为副职，是否可能决定府内的建筑的布局，何况周敦颐生活简朴，不可能为一己之爱而建“莲池”。如果原先就有“莲池”，那么，当时人们都喜欢“莲花”了，周敦颐见莲生情写成《爱莲说》，这与散文中所蕴含的意境“同予者何人”是不相符的。从《爱莲说》文中，我们知道当时人们在庭园中喜种“牡丹”、“菊花”。而“莲”大都是种植在田间地头或水塘里的，主要是食用。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周敦颐，才建了许多如“爱莲亭”、“爱莲池”等。南昌大学郑晓江教授也认为“大概就是后人纪念周子撰《爱莲说》所建”（见《光风霁月周敦颐》）。其次，看看《爱莲说》在虔州通判署内创作的可能性。第一，如果在虔州通判署内当时没有莲池，那么即景生情，写就《爱莲说》就不能成立。第二，如果说《爱莲说》是在虔州通判署内创作的，必定会引起同僚们的注意，当时虔州知府赵清献（（1008—1084年），北宋浙江衢州人）与周敦颐共事期间，过从甚密，亲如兄弟，二人常同游山水，互赠唱和诗（赵清献一生与周敦颐结下了不解之缘，曾两次共事，两人成了莫逆之交。）
如果周敦颐在虔州通判署内创作《爱莲说》，赵清献应有与《爱莲说》有关的唱和诗，然而没有一首诗中提及 “莲”。特别是赵清献闻周敦颐致仕后，撰《题周茂叔濂溪书堂》诗，诗句中仅提及“濂溪”，仍旧未见“莲”。因此，可以理解为《爱莲说》不是在虔州通判署内创作的。人们都知道一篇散文佳作，特别是像《爱莲说》这么精短的抒情散文的创作，离不开作者创作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本人的心境。
综上，我们说周敦颐的《爱莲说》是在于都创作并发表的。
实考之一：钱拓、沈希颜、王鸿三人与周敦颐之友交实证《爱莲说》在于都创作
据《周濂溪集》载：“（嘉祐）八年癸卯，先生时年四十七，在虔行县至雩都，邀余杭钱建侯、四明沈希颜，游罗岩。正月七日刻石”。“沈公者，令邑也，因建濂溪阁于善山，顶有高山仰止亭”。“四月壬申朔，英宗登极，以恩迁虞部员外郎，仍通判虔州，追赠父桂岭君爵郎中，五月作爱莲说”。“沈希颜书，钱拓上石，即十五日事也。” 雩都县志载：“宋周子倅虔州，行至雩都，嘉祐癸卯（1063年）正月七日，邀余杭钱建侯、四明沈希颜、雩都王鸿游罗田岩，赋诗刻石。”也就是说，与周敦颐一起相处游罗田岩并将《爱莲说》上石的，至少有三人，即钱拓、沈希颜、王鸿。“罗田岩”及这三个人是周敦颐创作《爱莲说》的关键因素。
钱拓，字建侯，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任雩都知县，其时已卸任。
沈希颜，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任雩都知县。《雩都县志• 名宦传》载：沈希颜，字几圣，四明人，嘉祐中任。质性谦和，廉直公恕，兴学劝农，平讼宽赋，三年百废俱兴，吏民畏怀。
王鸿（1023—1075年），于都县人，生卒不详。字翼道，王羲之第二十四世孙，博学善草书，北宋书法家和理学家。王鸿家谱中记载：（王鸿）因作 “众贤和则万物和赋”，以韵不谐，被黜。怏然而归，择地于邑治之南，于化里桃枝坑，筑室隐焉，目其山曰“峿”，刻《峿山记》，命岩曰“需”，号钓鱼台曰“钓岩”。（1062年王鸿始在需岩隐居）“自是七年壬寅归邑南四十里，辟田隐居，躬耕自乐。”（《王氏族谱》）
王鸿隐居需岩时，对性命之学颇有心得，做人推崇廉洁，积极出世，宣扬为善，热衷于传道授业。他强调修养。他的所作所为得到当时为政者的欣赏。周敦颐与王鸿谈论的时候非常相投，“周茂叔倅郡时，相与谈先天之学，大相契合。其归山也作诗赠之，鸿答谢云，‘临别溪头承诲嘱，此心当为圣贤求’” 。“先生（王鸿）始与周元公谈性命之学，元公为之敛衽” 。特别是与沈希颜交往，沈希颜喜欢王鸿，为王鸿隐居处需岩题词就可见不一般。“邑宰张宗谔致之弗得，构亭于城西望之，名曰，‘望需’”（《王氏族谱》），可见对王鸿的尊重。
周敦颐在与这三个人一起游玩时，因为志趣相投，心情十分愉悦。周敦颐在嘉祐八年正月游罗田岩时留下七绝一首《游罗田岩》：闻有山岩即去寻，亦跻云外入松阴。虽然未是洞中境，且异人间名利心。为此，王鸿倡议建一座讲学场所，这是因为他对周敦颐非常倾心，自己又是喜欢教授后人。所以，邀请周敦颐来讲学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为此建一个讲学场所，以备周敦颐他日来雩都讲学。而沈希颜作为县令，虽然与周敦颐是上下级关系，但是，他很崇拜周敦颐的思想及人品。因此，当王鸿倡议建讲学场所时，沈希颜自然回应，同意立即出资兴建。而场所命名则遵周敦颐的意见，周敦颐曾游览庐山为庐山的山水所吸引，在其自赋诗中道：“庐山我爱久，买田山中阴。”因筑室庐山莲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营道故居濂溪以名之。所以，为其取名为“濂溪”阁。“沈公者，令邑也，因建濂溪阁于善山，顶有高山仰止亭”（《周敦颐年谱》）。蔡仁厚先生的《重建罗田岩濂溪阁序》中说，“罗田岩濂溪祠的建置，依度正所撰《周敦颐年谱》，系北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周濂溪访游罗田岩时，由县令沈希颜所首创。而据明代乡贤黄洛村重修濂溪阁记所云，则乃南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县令周颂所始建。两说相异，宜从前者。”蔡仁厚先生就“濂溪阁”还说明：“正因为周子是一代真儒，沈希颜是难得之贤吏，王鸿是当时之高士。罗田岩因人而显，机缘和合，遂有濂溪阁之肇建。”而周敦颐的《游罗田岩》诗为罗田岩最早的石刻。王鸿早有刻石的经历（在需岩）。他们只要在一起交往，所谈论的话题就是他们所共同追求的东西，自然就会碰撞出许多思想的火花来。
实考之二：有志载于都 “瑞莲池”实证为周敦颐创作《爱莲说》之“池莲”
雩都罗田岩。据清同治《赣州府志》记载:“陈永嘉（558-565年）中，有僧庐其上”，此时，罗田岩也已经有佛教活动了。而佛教中的菩萨大多是身坐莲台，佛教中莲花被用来象征清净无染。雩都史书记载，“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始置县，以北有雩山，取名雩都县，治所东溪的南面（今贡江镇古田）”（《于都县志》）。此治所地称作“古田坪”,距此往西二百步，有一大池塘，塘中种有莲，又称“瑞莲池”。赣州府志载，“又有瑞莲者，生雩都瑞莲池，有三萼二十四叶之异，相传为雩山倒影所致，移植他处则如常种”。雩都之莲很特别，雩都种莲很悠久。而又据雩都旧志图载，在罗田岩堪下有一池塘，有泉水渗出，自然蓄水为堪下稻田灌溉，塘中种有莲。清代李元鼎作七言律诗《罗岩谒周元公祠》中就提到了该“池莲”，诗曰：讲道当年盛此邦，春秋犹自走旌幢。池莲为爱泉遗井，庭草不除月满窗。河洛传心来庾岭，濂溪书阁重姚江。千秋识得先生意，柏列岩头野水淙。在《罗田岩志》记载的名人诗句中还有许多提到了该“池莲”。周敦颐当年游罗田岩所见既为此“池莲”。
周敦颐虽一生为官，然公事之余，徜徉于佳山胜水之间，参禅问道于佛寺道观之中，以其天资超迈而自得于心，终就有所发挥。所以，嘉祐癸卯五月，周敦颐游罗田岩，在参禅问道于佛寺道观的过程中，由于王鸿的身世经历并与之交谈、由于与沈希颜的志趣相投（清廉为政）、由于在罗田岩是佛教之地以及有莲池这样的现实环境，所有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突然触发了周敦颐多年思考的东西，点亮了他心中的那盏灯，思绪如泉涌而出，于是，119个字的《爱莲说》一气呵成。《爱莲说》一出，沈希颜、王鸿、钱拓高兴之至，爱不释手，反复吟咏后，觉得此文值得做为教谕学子的文章。把《爱莲说》碑刻好后，作为濂溪阁的镇阁之物了。而碑刻则是“五月作《爱莲说》，沈希颜书，钱拓上石，即十五日事也。”（《周敦颐年谱》）应该说，《爱莲说》它主要还是源于作者本人的人生感悟和境界追求，这些就是当时的特定的创作情景和历史语境。
实考之三：邓显鹤（《周子全书》“附记”）实证《爱莲说》碑刻雩都善山濂溪阁
据邓显鹤“附记”（《周子全书》卷三《爱莲说》文后）云，“嘉祐八年（1063年），周敦颐作《爱莲说》，沈希颜书，王抟篆额，钱拓上石。”梁绍辉先生在《周敦颐评传》中考证：“我们说《爱莲说》当为周敦颐所作，其发表形式是碑刻。《爱莲说》碑当建于今江西雩都善山濂溪阁，时年嘉祐八年（1063）五月十五日。”度正撰《周敦颐年谱》中的资料是在朱熹“属令”下，“遍求周子之姻族，与夫当时从游于其门者之子孙”而收集成的。其中有不少是碑刻、手帖、简札等原始性资料。因此他对《爱莲说》的写作情况是十分清楚的。 “嘉祐八年（1063年）正月七日，周敦颐游罗田岩，并赋诗刻石。”刚过春节既往于都，可见，他与钱拓、沈希颜、王鸿的关系不一般，而当时从虔州到雩都坐船只要一天时间。周敦颐五月重游罗田岩，此时已正是莲花盛开之时，周敦颐即景生情写就精短的抒情散文《爱莲说》。度正《周敦颐年谱》所载，“五月十五日：作《爱莲说》，沈希颜书，钱拓上石，刻于雩都罗田岩。”五月十五日是碑上落注的时间，因所作与所刻地方既为雩都罗田岩，所以度正撰《周敦颐年谱》中，在“作《爱莲说》”文句之前不注明雩都罗田岩。而《爱莲说》碑刻于“濂溪阁”后，当时由于种种原因，不为人们知晓。就连周敦颐自己也不曾想到《爱莲说》会成为千古名篇。真正使《爱莲说》成为千古名篇的人是大儒朱熹（1130-1200年），在宋淳熙六年（1179年），他从周敦颐曾孙直卿处获得《爱莲说》石碑的拓本后，将“后圃临池之馆”取名“爱莲池”，并在旁边刻上《爱莲说》的全文。又立周子祠，刻周敦颐像和《太极图》，还亲撰一篇《爱莲诗》。在朱熹的影响带动下，许多地方纷纷效仿建造“濂溪阁”、“爱莲池”，如当时的雩都县令周颂（1240年）也重建“濂溪阁”。
据以上实考，可以推论，《爱莲说》为周敦颐在雩都创作而成的。周敦颐为了表达自己对雩都沈希颜、王鸿、钱拓等人以及罗田岩现实环境触发自己的灵感的感激之情，所以，非常乐意把《爱莲说》碑刻在雩都的濂溪阁。周敦颐《爱莲说》在于都创作碑刻发表后，传世至今成为千古名篇。
（萧紫雷、李贱元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