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周公馆一隅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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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年初，邓颖超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的名义，四处寻找房源，陈长蘅夫妇得知后，愿意将曾家岩50号友人的房子转租给周恩来夫妇。 从此曾家岩50号就被称为“周公馆”，实际上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部分机构所在地
民革前辈陈长蘅，庚款第三批（1911年）官费留美生，1917年获得哈佛大学政治经济系硕士学位。归国后，陈长蘅在北京大学执教，并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重庆朝阳法学院经济系教授、浙江英士大学财政学教授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上海市人口学会顾问，1987年去世。陈长蘅是我国著名人口学家，著有《中国人口论》《进化之真相》等。
35年前，我曾经与这位前辈有过一次接触。1985年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60周年忌辰，那天到香山路孙中山故居前凭吊的各界人士众多。我作为工作人员，在现场忙于招呼我们民革的众多辛亥后裔。拥挤的人群中我无意瞥见一位年届鲐背，瘦削长脸的清癯长者，手持拐杖默默站在一边，不像很多参与者簇拥着尽可能与领导靠近。我走到长者身边轻声说：“我是民革的工作人员，是否扶您老到中间站”，老人摆手说：“不用，这里挺好！我也是民革的。”他接着自我介绍说自己名叫陈长蘅，已经90多岁了；并特地指着进入中山故居的正门对我说：“我见过孙中山！孙先生是我所敬仰的伟人。”凭吊仪式过后，我特意走到老人面前，问道：“您老回家方便吗？”老人说有家人陪伴，住的不远。看着老人离开喧闹的人群踽踽而行，逐渐远去，心中难免冒出“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的诗句。
十多年前，网上看到一封邓颖超1944年致陈长蘅、赵佩珊的信。因信上的第一抬头人是陈长蘅，不由引起我的关注，并探究这位民革前辈在信中的雪泥鸿爪。
邓颖超的信中提到了租赁曾家岩住宅一事，信云：
陈长蘅先生转赵佩珊太太：
承蒙赁租曾家岩住宅数年于兹，甚为欣感。近闻尊处经济困难，兹随函附奉法币拾万元聊作补助之需，敬希收用并望函复为祷。专此顺颂
冬安
邓颖超谨启
十二月二十四日
从此信的内容可知，今天大家所熟知的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原来是通过陈长蘅转租才成为后来的周公馆的。那么具体的转租细节又是怎样的呢？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号召国共合作和全民族团结，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侵略。在中共推动下，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一年后，邓颖超和博古由武汉飞抵重庆出席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邓颖超刚到重庆就和史良等同志一起参加了重庆妇女慰劳会，并向各界妇女作讲演。12月16日，周恩来、叶剑英抵达重庆，准备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南方的党务工作，一个月后，中共南方局正式成立。
当时，中共虽在重庆化龙桥红岩嘴设有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但该处远在市郊，不便开展工作。周恩来刚到重庆，亟须在国民政府的机关集中地觅一房屋作为城内办事处。但当时的重庆到处人满为患，租房极为不易。周恩来十分着急，邓颖超也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的名义，四处寻找房源。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陈长蘅随立法院由南京辗转疏散到了重庆。1938年秋，陈长蘅的重庆友人赵少龙和妻子赵佩珊，为躲避日机频繁的空袭，全家迁到乡下居住，其坐落在重庆市区曾家岩50号的一处颇为宽敞住宅，就租给了刚内迁到重庆不久的友人陈长蘅夫妇。陈长蘅到重庆后在立法院任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夫人王俊英则参加战时儿童保育工作，以拯救、培养在抗战中流离失所、失去亲人和家园的难童。
前面说过参政员邓颖超自10月到重庆后，参加了重庆妇女慰劳会，在关注战时儿童保育会的过程中，她结识了王俊英、陈长蘅夫妇。1939年年初，邓颖超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的名义，四处寻找房源，陈长蘅夫妇得知后，出于对中共坚持主张团结抗战的敬仰，夫妇商议后向邓颖超表示，愿意将曾家岩50号友人的房子转租给周恩来夫妇。
周恩来与邓颖超闻讯后，立刻赶到曾家岩去看房子。他们走到马路的尽头，前面就是一条蜿蜒向上的小巷，两侧是鳞次栉比的店铺，再走上一段石阶，就是曾家岩50号。周恩来夫妇在陈长蘅夫妇引导下，将楼上楼下、前后左右都看了个遍，觉得这所住宅离国民政府首脑机关所在地中山四路、上清寺很近，联系方便。于是邓颖超拜托陈长蘅联系房主赵少龙见面洽谈，说明了租房意愿；并表示已与陈长蘅谈妥，有意将此住宅转租后，作为周恩来的私人公馆。赵少龙知悉详情后慨然应允。2月，邓颖超遂以周恩来的名义，租用了曾家岩50号主楼和三楼的全部房间，以及二楼东边的三间房屋。
从此曾家岩50号就被称为“周公馆”，实际上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部分机构所在地。应当说陈长衡于1939年年初转租的只是曾家岩50号的大部分。直到1941年赵少龙全家回重庆，才到曾家岩50号清理这些租赁关系。赵氏夫妇一直坚持把房子租给周恩来，从未有过二话。
1944年，曾家岩50号的房东赵少龙不幸病逝，其妻赵佩珊一家顿时陷入窘境，生计难以为继。邓颖超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写了一封信——即本文提到的那封信，同时附上法币十万元，亲手交给已在重庆兴隆场朝阳法学院经济系任教授的陈长蘅，请陈长蘅转给一筹莫展的赵佩珊以解燃眉之急。收到此信后，赵佩珊感激在心，一直将此信珍藏。直到21世纪初通过《邓颖超书信选集》出版，方才为世人了解。
这就是民革前辈陈长蘅和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一段租赁因缘。今年是上海民革成立65周年，谨撰此短文以纪念这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