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产业扶贫过程中, 除了各级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外, 村庄精英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辽宁省Z县A村实践表明, 在关注“地方性知识”并依照贫困户特有“惯习”的基础上, 村庄精英在产业定位、资金筹措、技术传授、市场开拓等环节给予贫困户以重要帮扶, 能大大提高产业扶贫的效率。研究发现, 在基于自保与自利理性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中, 政府、精英与贫困户的相互需求依赖以及熟人社会的场域基础是促成“精英帮扶”的重要因素。为确保并提升“精英帮扶”的效度, 需要加强监督并注重思想引导, 加大扶持力度, 进而在精英与贫困户之间建立起稳定的帮扶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指出, 各地扶贫工作在具体路径选择上要按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 实施好“五个一批”工程。产业扶贫作为“五个一批”的首批工程, 覆盖面最大, 涉及对象最广, 是当前扶贫工作的核心[1]。产业扶贫是以贫困地区特色资源禀赋为基础, 以产业为依托, 以脱贫为目的, 以市场为导向, 以扶持政策为支撑的扶贫开发新举措[2]。与以往相比, 新时期产业扶贫的最鲜明特点在于更加“精准”。在精准扶贫的背景下, 产业扶贫将产业透过村庄直接作用于贫困户, 从“输血”到“造血”[3], 是实现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持久性脱贫摘帽和增收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4]。
为推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助力贫困户脱贫致富, 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发展适宜于本地的产业, 并致力于形成“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格局。对于产业扶贫, 政府已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但始终无法根治扶贫产业与分散农户间的逐一对接难题。为打破政府主导式的扶贫“路径依赖”与其他主体发挥作用空间较小的难题, 激发出农村的内源发展动力, 有必要把村庄精英纳入反贫困进程中来[5]。村庄精英作为农村扶贫主战场的一个重要角色, 如果能充分发挥其角色优势, 调动其参与扶贫工作的积极性, 不仅能降低政府与分散贫困户之间的对接成本, 也能减轻扶贫工作的难度, 实现产业扶贫的精准发力。
作为一个既定社会网的中心人物[6], 村庄精英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有研究发现, 村庄精英在扶贫行动体系中通常扮演领袖角色, 表现出“魅力型权威”特征[7]。凭借着对当地资源和本村人员情况较为熟悉的优势, 村庄精英的参与能够准确瞄准贫困户需求、激活贫困户生计意愿、提高扶贫效率, 同时也会给予其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等多方位帮扶[5]。作为中介角色, 村庄精英有助于促成“政府-精英-贫困户”协同合作的行动链条和扶贫格局, 充分带动村域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改善贫困户的可行能力[8,9]。因此在多元主体治理中, 需要充分调动村庄精英的参与积极性并最大限度地挖掘其帮扶优势[10]。但一些研究也发现, 扶贫资源的入村过程实际就是各村之间“分利秩序”[11]下的产物, 村庄精英俘获了大量扶贫资源造成了贫困“治理内卷化”等问题[12]。在扶贫资源进村的过程中, 无论是“精英俘获”还是“精英帮扶”都需经得起实践的验证。
有关村庄精英的分类问题, 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认识:一是将村庄精英分为治理精英和非治理精英[13], 二是将村庄精英分为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14]。结合已有研究成果, 聚焦于个案层面, 本文中所提到的村庄精英主要是指活跃于体制内外并在村庄贫困治理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积极分子。具体包括村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政治精英为以村支书为主的村庄政治共同体1, 他们在村庄公共生活中具有较大影响力和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经济精英为村内养殖大户, 他们是在养殖业领域中展现出超凡能力并做出成绩的村内成功人士。基于此, 本文通过对村庄精英具体帮扶行为的分析, 揭示精英帮扶的内在机理, 进而探讨扶贫产业落地中精英帮扶的价值及优势所在。
二、案例介绍与研究方法
A村位于辽宁省Z县西北部, 科尔沁沙地东南边缘。村庄共有305户836人。土地总面积66 150亩, 其中耕地13 300亩, 草地与湿地14 850亩, 林地38 000亩。村庄处于河川众多、水草丰茂的科尔沁草原, 历史上是清朝三大皇家牧场之一。清末蒙地放垦以来, 随着山东等地大批移民的进驻, 农耕生产逐渐取代传统游牧成为该地区主要的生计模式。此后, 村民便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生。种植业主要以玉米等粮食作物为主, 养殖方式为散放散养。新中国成立以后, 随着人口密度增加、盲目开垦和过度放牧等人为因素及自然因素的影响, 村庄所在区域土地荒漠化面积不断扩大。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 地区生态系统呈现出整体性的衰退迹象, 植被退化、土地沙化, 生存环境恶化, 养殖业日趋衰落, 种植业收入微薄, 村民生活日渐贫困。
为帮助村民发展生产、开发经济、摆脱贫困, Z县一直以来都鼓励农户发展养殖业, 但受限于补贴政策不完善、补贴资金发放不及时等问题, 县域内养殖业发展较为缓慢。随着国家对畜牧业发展的重视2, 2015年以来, Z县也开始实施能繁母牛和母羊补贴政策3。随着政策的完善与落实, 村民养殖热情逐渐提高。在精准扶贫的背景下, Z县将养殖业确定为助力村民脱贫致富的特色扶贫产业。就A村而言, 2015年建档立卡户102户233人, 贫困率为28%。通过分析致贫原因, 村庄制定了针对无劳动能力贫困户的社会保障兜底帮扶措施以及有劳动能力贫困户的产业帮扶措施。自2015年以来, 在村庄精英的帮扶下, 村内共有48户有劳动能力贫困户发展养殖业, 户均饲养15头左右肉牛, 仅养殖业一项年纯收入就达到4～5万元。贫困户不仅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生产信心也得以增强。
本研究综合采用文献法、参与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田野资料主要来源于笔者2015-2018年5次共计50余天调研所得。鉴于地区产业发展的历史较长, 通过查阅区域县志、年鉴、相关书籍、历史文献等整体性地了解区域产业变化过程。实地调查过程中, 综合采用参与观察及深度访谈法, 重点了解村内产业发展以及精英帮扶的详细过程。主要访谈对象涉及村内老年人、村干部、养殖大户、普通农户、贫困户以及县镇两级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等。
三、扶贫产业落地中“精英帮扶”的实践样态
产业发展是集产业精准定位、资金与适用技术扶持、精细化日常管理、市场风险管控等为一体的系统性工程, 是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 通过联系各个产业环节, 形成环环相扣的一种产业链式运营形态[15]。由此可见, 严格把控每个环节, 确保整个产业链的畅通无阻是产业扶贫的重要保障。基于内源性发展理论内涵可知, 贫困户是产业扶贫的主力军, 但由于贫困户在经济基础、知识储备、产业发展经验等方面的弱势, 单纯依靠他们分散式发展某一扶贫产业, 可能引发诸多不确定性风险。为化解风险, 推进贫困户能力建设, 需要既具备产业发展知识, 又具备丰富实践经验的人力资源来把控产业发展中的各个环节。就村庄内部扶贫潜能而言, 村庄精英既掌握着乡土适用性强的产业发展知识, 又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 是集知识与实践为一体的“乡土人才”, 也是理想的帮扶主体。
(一) 精准定位扶贫产业
精准定位并选择出地区特色产业是产业扶贫的首要基础。就发展何种扶贫产业问题, A村结合县域产业发展规划, 初步确定了养殖计划。但在养牛还是养羊这一问题上, 村支书不太确定。面对上级领导频繁的扶贫绩效考核, A村61岁的村支书背负着沉重的工作压力。于是就何种养殖类型更占优势、发展条件更为可行、发展前景更加广阔等问题, 村支书上门咨询养殖大户, 请他们帮助分析评估。
作为长期生活在乡村中的本地人, 精英对村庄适合发展何种特色产业有着切身感受和相对客观的认识。凭借这种“身体在场”优势和丰富的“地方性知识”, 村庄精英制定出的扶贫产业规划也将更加契合村庄实际。在村支书和养殖大户的共同商讨下, A村最终决定发展舍饲养牛产业。具体考量因素有三:一是契合地区产业发展基础和市场需求。村庄所在区域历史上是水草丰茂的科尔沁草原, 养殖传统悠久且市场需求量较大。二是村内养牛技术较为成熟。经过长期探索, 养殖大户已经实践出了一套成熟的养牛技术, 抵抗风险能力较强。三是农牧结合优势突出。村民主要种植玉米等粮食作物, 而舍饲养牛也需要大量青贮、黄贮饲料和玉米面等原料, 这不仅能使大部分饲料在家户内解决, 而且具备来料容易、储存简便、成本低廉等优势。
A村在确定发展舍饲养牛业的扶贫方案后, 亟待解决的是产业发展“高门槛”与贫困户发展能力不足之间的张力问题。简单来说, 就是贫困户缺乏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经验, 缺少捕捉市场信息的能力等。为此, 主抓扶贫工作的村支书多次上门动员养殖大户帮助贫困户发展养殖业。基于经济利益考量、个人威望提升以及熟人社会中人情面子等因素, 经过慎重考虑, 养殖大户最终同意帮助贫困户发展养殖业。对此, 他们也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每帮助贫困户购买一头牛, 贫困户需要支付100元参谋费;二是养殖大户统一购置饲料、畜牧盐等物品, 从中赚取运输费用。由此可以看到, 在缺乏相关政策扶持与倾斜的情况下, 作为理性个体的养殖大户即便介入贫困户的帮扶工作, 也会优先考虑个人的经济收益问题。
(二) 帮助贫困户获得产业扶贫贷款
有产业而无资金是贫困户参与产业扶贫实践所遇到的主要瓶颈之一。一直以来, Z县以及乡镇内企业较少, 加之村民不愿外出务工, 仅以第一产业为生的村民整体性收入都比较低。在不发生突发疾病、子女升学、娶亲等重大事件时, 村民一般都能维持基本生活样态, 一旦发生突发事件, 他们就会陷入贫困的境地。发展肉牛养殖业需要高额资金, 而世代以农为生的老百姓恰恰缺少的就是这“第一桶金”。正如村民所言:购买1头母牛需要1.5万元, 1头小牛近万元, 即使拿出家里全部积蓄, 也买不到1头牛。因此对于发展肉牛养殖, 老百姓不仅不看好, 反而觉得是个笑话。发展产业是帮助贫困户持久性脱贫的保障, 但缺少资金的现实困境严重阻碍了贫困户的产业发展积极性。
为解决产业发展的资金短缺难题, 在县政府、扶贫办、村委会的共同努力下, 最终为贫困户争取到了产业扶贫贷款。但考虑到贫困户还款能力问题, 农村信用社也开出了附加条件:“必须在有足够经济实力还款人做担保的情况下, 才能给贫困户贷款, 如果限定期限内贫困户无力偿还, 担保人需要负责偿还所有贷款, 否则不予考虑。”产业扶贫贷款确实有助于解决产业发展中的资金短缺难题, 但现实情况是贫困户较难从金融机构贷到款。因为金融机构不仅要评判贫困户的信用等级, 更重要的是看他们是否有还款能力。一旦贫困户没有还款能力, 即使信用等级再高也改变不了金融机构“嫌贫爱富”的现实[16]。
面对这一困难, 县政府、扶贫办等部门领导承诺如果养殖大户愿意为贫困户担保, 后续有关养殖业方面的扶持政策会优先向他们倾斜。虽然这是一个让养殖大户自由选择的问题, 但却隐含着养殖大户最好为贫困户担保的另一层深意。综合考虑长远发展问题后, 养殖大户最终同意为贫困户担保。养殖大户的担保有效地解决了贫困户产业发展的资金短缺瓶颈。以此为基础, 农村信用社也围绕当地扶贫产业发展战略, 拟定了低息贷款方案:即贫困户可以申请贷款的最高额度为20万元, 月利息3.4厘, 期限为3年时间。为谨慎起见并检验舍饲养牛的效果, 自2015年以来, 养殖大户L共累计选择为35户贫困户担保, 担保款额为490万元;W累计为13户贫困户担保, 担保款额为260万元。
(三) 乡土性技术传授与精细化日常管理
乡土适用性强的养殖技术能有效地化解养殖风险, 提升贫困户养殖信心。因农户不了解自然环境特点、不同牲畜生存特点而在实践中蒙受损失的例子比比皆是。就科尔沁地区而言, 过于寒冷的冬天不适合一些外地品种牛生存, 而初次接触养殖业的家庭因为缺乏相关经验和技术, 也出现过大批牛死亡的情况, 而养殖大户的帮扶与带领能有效地化解这一风险。因为市场定位及养殖方向不同, 村内形成了两种养殖技术和方案。即以L为代表的“短期饲养”和W为代表的“长期饲养” (见表1) 。两种饲养技术和方案都包含了“科学配比饲养、防病防疫、跟踪调整方案”等重要环节。这不仅是养殖大户基于长期实践总结出的经验, 更是一套乡土适用性强的养殖技术。相对于政府提供的晦涩的专业知识讲座、标准化和流于形式的科学技术培训内容, 养殖大户传授的乡土养殖技术更加“接地气”。因为他们能以更加朴实的、贴近村民生活的语言加以传播, 乡土适用性强的技术也能够坚实地扎根在农村社会[17]。
L和W不仅向贫困户传授适合乡土的养殖技术, 而且还对他们进行精细化的日常管理指导。具体管理内容主要包括两项:一是台账管理。一户一本台账, 清晰记录贫困户养殖每一批牛的详细信息。具体包括购买日期、金额、单价、数量、投入成本, 卖出日期、单价、数量、净利润等内容。二是定期检查与监督。一般一个月检查一次, 但时间并不过于死板, 而是相对灵活, 如他们经常在晚饭后闲聊时也会到某一两户走访, 这也足以显示出本村人“时时在场”的帮扶优势。具体检查内容有:牛有没有长肉、喂养有没有跟上, 管理得好不好等。如果喂养得好, 就加以鼓励;如果喂养得不好, 便告知其如何调整喂养方案。
管理工作虽然琐碎, 但却具有重要作用。一是L和W清晰记录账目和每笔收益的举动, 极大地提升了贫困户的养殖信心;二是L和W在监督检查过程中, 不仅能督促贫困户精心养殖, 也能在了解他们最新养殖情况下及时调整饲养方案;三是L和W较为灵活、自由和简单的非正式管理方式规避了程式化严格管理的高昂成本投入问题。
(四) 解决产品末端销售问题
对于产业发展而言, 不仅要打通市场销售渠道, 也要以降低市场风险为目标。贫困户因自身能力与发展条件限制很难获取瞬息变化的市场信息, 而养殖大户掌握的丰富社会关系网络和广阔市场资源, 正好补齐了贫困户的这一“短板”。由于经营模式和个人性格特质不同, 养殖大户也搭建起不同范围的关系网络与市场资源。实地调查中了解到, L在辽宁沈阳、内蒙古呼和浩特和通辽、吉林长春、河南焦作、山东菏泽等地都有长期合作伙伴。W在村庄所在地区辽蒙边界地带的几个大型牲畜交易市场上也影响较大。L和W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市场资源切实地解决了贫困户的销售问题。正如贫困户所言:“虽然买1头牛要给养殖大户100元钱, 但他们把买牛到卖牛的所有事情都管了, 自己不需要过多操心。”对于贫困户来说, 在没有销路也不知道市场行情时, 他们也认同养殖大户帮助买牛卖牛确实比较“省心省事”。
实地调查中了解到, 通过产业发展的带动, 贫困户的生活条件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如贫困户X家因父母常年患病, 家庭重担落在他一人身上。2015年在村支书的动员下, 他跟随L养牛, 从害怕不敢养到目前饲养20头肉牛, 养殖业一项年收入就达5万元左右。有了少量积蓄后, 他也开始琢磨如何扩大养殖规模。又如退伍军人Y因不满回农村种地而经常酗酒打架, 2015年因家穷儿子娶不到媳妇而备受打击, 在村支书的多次劝说下, 他决定跟W养牛。目前家里共养殖10头肉牛, 生活虽然算不上富裕, 但相比之前心态却好了很多。
四、扶贫产业落地中“精英帮扶”的内在机理
在上级政府“施压”于村支书, 村支书动员养殖大户从而自我“解压”的过程中, 村庄形成了以“精英帮扶”为核心特征的产业发展模式, 实践中也收到了较好成效。在“精英俘获”扶贫资源进而造成贫困“治理内卷化”的背景下, 村庄“精英帮扶”的动力机制或内在机理是什么?本文认为可以从个体帮扶动机, 政府、精英与贫困户相互需求依赖, 以及熟人社会基础三个层面来加以分析 (见图1) 。
图1 “精英帮扶”的内在机理图
(一) 直接动因:精英个体自保与自利理性
按照理性经济人假定理论, 理性个体不论做什么事情, 都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不难理解, A村精英帮扶的直接动因来源于个体的自保与自利理性。从以村支书为主的政治精英的角度来看, 作为一名主抓扶贫工作的村干部, 为了顺利完成上级考核任务, 村支书表示“经常要在领导检查前的一周就住在办公室加班干活”。虽然略感疲倦, 但他也自豪并充满期待地说:“当了一辈子村官, 也希望在最后几年政治生涯中做好份内的事, 争取留个好名声”。由此可见, 村支书遵循的是尽量在职位上“不出事”, 并试图保持一个“好干部”形象。从经济精英的角度来看, 作为一名商人, 首要目的便是逐利。但与市场体制下的纯粹商人不同, 养殖大户常年生活在农村并贴近农民, 兼具着“农村人”的另一重身份属性。因此后续发展中可能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持, 带领贫困户发展产业中参谋费、运输费等经济收益的获取, 社会威望和社会影响力的提升, 以及熟人社会中人情面子制约等都成为了养殖大户同意帮扶的重要考量因素。
对于生活在复杂而且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的个体而言, 追逐自保与自利是其生存与发展的首要基础。客观来看, 也不是所有的个体自保与自利行为都将对其他个体造成伤害并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相反, 如果个体的自保与自利行为能保持在一个合适的“限度”之内, 那么也可能对他人和社会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我们可以看到, 在A村“精英帮扶”过程中, 以村支书为主的政治精英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之下, 遵循着做出好成绩、当个好干部的“政绩型”行为逻辑, 而养殖大户遵循着长远发展和扩大影响力的“发展型”行为逻辑。虽然二者遵循着不同的行为逻辑和帮扶动机, 但本质上都是为了自保和自利。然而带来的影响是, 村庄精英围绕贫困户和扶贫产业落地实践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这也恰恰成为扶贫产业落地并平稳发展的直接动因。
由此可见, 实现“精英帮扶”的首要基础是深谙“精英帮扶”的行为逻辑和动机, 寻找相互协作的最佳利益结合点, 把控好“精英帮扶”的“度”, 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各主体的参与积极性, 提升产业扶贫的效率。
(二) 重要推力:政府、精英与贫困户相互需求依赖
产业扶贫作为乡村贫困治理的根本性举措, 扶贫思想意在强调扶贫产业既能平稳落地又要充分尊重贫困户的产业选择自主权, 避免政府由于过度垄断扶贫政策供给所导致的扶贫工作与贫困村、贫困户能力不相匹配问题[18]。但现实情况是政府与贫困户很难直接并高效对接。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 限于人力、物力等条件限制, 很难在充分了解各村贫困户切实需求的基础上制定差异化的产业规划。而因为地方政府的“非在场性”劣势也难免会出现产业规划只适用于区域一般情况而忽视了村庄内部差异。这种政府主导性强、贫困户积极性弱的产业规划可能导致瞄准目标偏离, 脱离村庄实际等风险, 扶贫产业也会因为“水土不服”而无法成功嵌入农村社会成为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贫困户的角度来看, 由于他们在身份、地位、经济、阅历等层面的限制, 导致他们很难参与到扶贫产业制定这一“高级”决策中来。由此可能引发的问题是产业扶贫不能真正地满足贫困户的主体性需求。地方政府与贫困户两主体间的错位对接难题需要一个“中介角色”进行上下衔接和沟通反馈。就村庄内部资源而言, 村庄精英便可充当这一链接载体, 从而打破政府与贫困户之间的沟通壁垒, 构筑起政府与贫困户需求有效对接的桥梁。
村庄精英作为中介角色, 在满足自身利益需求的基础上, 不仅能助力“进村项目”的本地转化与升级再造, 使之成为高度契合村庄发展需求的特色项目, 化解帮扶措施缺乏针对性和差异化的难题[19], 而且能使扶贫产业的推行真正地惠及贫困户。A村扶贫产业发展实践表明, 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凭借地方性知识储备, 以及对村庄实际情况和贫困户较为熟悉的优势, 充当着政府与贫困户的“联系人”, 这不仅实现了将笼统的县域养殖业发展规划进行本村转化, 又充分回应了贫困户的真实诉求。对于大尺度县域推行的养殖业扶贫规划而言, 不论是发展“舍饲养牛”还是“舍饲养羊”产业, 都能高度契合科尔沁地区已有的养殖传统与基础。但是从小范围的村落情况来看, 却存在着较大内部差异。如有的村庄摸索到了舍饲养羊的“独家秘笈”, 并将此秘笈升级为村庄“专利”在村民间相互传递;而有的村庄却找到了舍饲养牛的“发展商机”, 由此造就了一批能力卓越的精英人物。对于具有不同优势与特色的村庄, 扶贫产业也要依“村情”专门制定。在A村扶贫产业定位过程中, 村支书和养殖大户充分考虑了区域养殖传统、市场需求、技术优势、种植结构、贫困户诉求与精神面貌等特点和村情, 最终将“舍饲养牛”确定为本村的特色发展项目。
从扶贫产业落地实施的层面来看, 政府与贫困户之间也需要村庄精英充当中介角色进行有效衔接。根据因户因人施策、精准安排项目的要求, 产业扶贫将重点扶持那些因缺乏资金、经验、技术、信息等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解决他们的“相对贫困”问题。有劳动能力贫困户大多以第一产业为生, 并在世代的实践传承中, 掌握了农业生产的经验和方法, 因此他们能用较少的时间和相对简单的实践方式完成农业生产活动。与之不同的是, 产业扶贫的核心是在农业生产层面对小农逻辑进行从“为生存而生产”向“为市场而生产”的全面转型[20], 从而将贫困主体纳入产业化发展链条中, 进行相对复杂的现代化生产。而就在这“简单”与“复杂”的生产转换之间, 贫困户往往表现出了“无能为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他们更面临着自身发展弱势与市场风险。自身发展弱势主要表现在产业无法启动、发展信心不足等方面;市场风险则表现在信息获取渠道匮乏、信息难以把控、风险承受能力弱等层面。如果一味地依靠政府主导或者财政补贴来弥补弱势, 那么政府将会面临很大的扶贫压力, 而且也不能保证有效地化解贫困户的发展弱势及风险问题。对此,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政府都会选择与不同类型村庄精英合作, 并试图借助他们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提升扶贫工作效率。村庄精英作为“乡土人才”, 凭借自身所拥有的丰富社会资本, 他们能将资金、技术、市场等发展要素进行充分整合和优化配置, 将分散贫困户组织起来, 从而提升他们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就A村而言,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 为了追求更好的扶贫工作绩效, 打造良好的政府形象, 一方面施压于村支书, 但同时又给予他一定的动员工作空间, 另一方面又向养殖大户承诺“后续政策扶持”等可能的好处。而政府给予村支书的工作空间与权限、给予养殖大户的“扶持承诺”恰恰准确且有力地回应了精英的真实需求, 充分地调动了他们的帮扶积极性。相应的, 贫困户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资金、技术、管理和销售等难题也得到了精英的妥善解决。政府、精英与贫困户达成了稳定的相互需求依赖。
(三) 乡土根基:熟人社会“场域”基础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熟人社会[21]。从人与空间的关系上来说, 熟人社会的特点是流动性不强、开放性较低, 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互惠预期;而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 人们因长期共同生活和频繁交往而相互熟悉。持续而又频繁的人际互动是熟人社会再生产的基础, 熟人社会也应该作为理解村民行为的逻辑起点[22]。简言之, 熟人社会为精英帮扶提供了重要的场域基础, 精英帮扶也始终嵌入在熟人社会之中。一旦脱离熟人社会这一基础, 精英帮扶也将失去其存在与运行的土壤。一般来看, 外来帮扶主体往往因为“临时性”帮扶特点, 而不能真正深入农村实际, 相反只是村庄的一个过客。相对于外来帮扶主体而言, 村庄精英与贫困户都属于自己人的“认同圈”[23]范畴。基于这一认同基础, 精英带领贫困户发展产业过程中, 就不是陌生人之间的冷冰冰关系, 而是伴有多种情感因素的熟人关系。因此精英帮扶过程中更能尊重贫困户的主体性地位。实践表明, 产业扶贫过程中贫困户经常被当作行动客体,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只是形式化的参与, 而对贫困户在反贫困中的角色和地位认识的偏差, 恰恰也是造成目前多种反贫困现实问题的根本原因[24]。殊不知, 产业扶贫实践中一旦缺乏贫困户的积极参与, 忽视他们的主体性地位, 剥夺他们的可行能力, 产业扶贫成效都将大打折扣。而精英帮扶贫困户过程中则表现不同, 他们能打破自上而下的科层权力关系结构, 以熟人关系为基础充分尊重贫困户的主体性地位, 提升他们的实际发展能力。
在熟人社会中, 贫困户往往会因为贫困而存在“低人一等”的心理, 如果不给予一定帮助和鼓励, 贫困户脱贫致富的难度较大。相比外来帮扶主体, 精英更具帮扶优势。从精英的角度来看, 同村村民长期生活在一起, 在村中具有长远预期, 更多的是出于人情而不是把物质利益看作唯一目标, 因此也就更加重视熟人社会中的荣誉感和道德感[8]。基于此种考虑, 村庄精英不仅不会嫌弃贫困户贫穷, 反而会因为或亲情、或友情、或同情等差等性的情感关系帮助贫困户疏导负面心理情绪, 并给予他们情感支持和精神鼓励。如A村村支书经常动员贫困户发展养殖业, 村支书与养殖大户也会时不时地鼓励贫困户“只要踏实肯干, 就能脱贫致富”“贫困只是暂时的事情”等。中国农民的信任是以亲缘和拟亲缘关系为基础的带有“圈子主义精神”的“熟人信任”[25]。农村社会中人们因为熟悉而相互信任、互相尊重, 而精英作为乡村社会的公众人物, 是村民共同体的熟人也是村庄的公共领袖[21]。这种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的村庄精英的言语和精神鼓励, 不仅能帮助贫困户化解因贫困而产生的自卑心理, 也能反向强化贫困户的产业发展信心, 从而引导贫困户逐步消除“等、靠、要”等精神贫困问题。
五、结论与思考
“精英帮扶”下扶贫产业落地实践实现了精英带领与贫困户参与的有机结合, 构建了“精英-贫困户”式产业发展模式。这一模式是根据村庄自身发展优势所做出的一种适应性调整和务实性创造, 也是具有乡土本色、符合乡村实际的合理性较高的选择。从扶贫产业落地并持续发展的趋势来看, 这一模式具备4点优势:一是从组织成员来看, 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参与人员为村支书、养殖大户和贫困户, 实现了参与主体的群众性特点;二是从投入-产出效能上看, “精英帮扶”下扶贫产业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农村社区内部, 实现了社区内部自我发展, 是一种成本低、成效高的产业扩张模式;三是从风险把控角度来看, 精英帮扶下的扶贫产业发展本质上是复制“村庄榜样”的成功经验, 站在前人经验基础之上的发展, 这不仅能消除贫困户产业发展的恐惧心理, 也能对未知风险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控;四是从帮扶措施上看, “精英帮扶”模式强调了“伦理”在帮扶中的重要性, 实现了“技术”与“伦理”的有机结合[26]。需着重强调的是, 本文所提出的“精英帮扶”不是“精英主导”或“精英领导”贫困户脱贫, 而是主张精英采用陪伴成长的方式与贫困户共同面对贫困, 以支持尊重的方式满足贫困户的切实需求, 并在脱贫过程中相携成长的“柔性扶贫”[27]理念。
产业扶贫不只是一个静态概念, 更是一个动态过程。从产业规划制定、落地运行、管理实施到监督验收, 除了各级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外, 村庄精英也发挥着积极影响。A村产业扶贫实践表明, 凭借自身所拥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 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均发挥了重要的帮扶作用。具体来看, 村支书等在产业定位、动员贫困户发展养殖、动员养殖大户帮扶贫困户发展养殖、帮助贫困户争取贷款、动员养殖大户为贫困户担保等产业发展前期做出了较多贡献;而养殖大户则在资金筹措、技术传授、日常管理和产品销售等产业发展中后期给予了贫困户较多的帮助。虽然具体承担的工作内容和所发挥的作用不同, 但在分工明确有效协作下, 共同推进了产业的平稳发展, 提升了村庄的内生发展动力。作为一个地方实践, A村产业扶贫具有一定启发意义。即产业扶贫实践中需要重视并发挥村庄精英的引领和帮扶作用, 同时给予“精英帮扶”足够的空间和平台。在各类精英相互独立并保持各自优势和特色的基础上, 充分整合各种积极力量, 形成“精英帮扶”的最大合力。
“精英帮扶”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精英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但不可否认的是, 实践中“精英俘获”扶贫资源进而造成“治理内卷化”的事件不在少数。从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 也需要对A村产业发展状态乐观的同时保持一份警惕。从目前A村产业发展态势来看, 贫困户也存在过于依赖养殖大户帮扶的问题。试想一旦养殖大户不愿意帮扶、不想继续帮扶或加大帮扶筹码, 贫困户就可能陷入产业发展危机。客观地说, 我们只能将A村目前产业发展状态称为“暂时性稳定”, 因为无法预知后续发展中会出现哪些问题、存在何种隐患。无论如何, 既不能否定精英帮扶的正面积极影响, 但也要充分预估“精英帮扶”的潜在负面影响。因此, 为提升“精英帮扶”的效度, 进而推进扶贫产业平稳发展, 加速贫困户永久性脱贫摘帽, 笔者认为需要加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加强监督。定期开展监督检查工作, 并通过私下暗访的方式深入贫困户, 充分了解产业发展的实际成效, 最大限度地规避“精英俘获”风险。二是注重思想引导, 制造舆论压力。重视发挥村庄精英作为“引领者”的作用, 正向引导并不断弘扬村庄精英带领村民致富的奉献精神, 制造精英帮扶的舆论压力。三是加大扶持力度。为提升村庄精英的综合能力, 需要为他们提供有效的培训和信息支持, 也要针对性地制定积极有效的扶持政策, 以此提升“精英帮扶”的热情, 壮大精英个人能力, 从而在精英与贫困户之间建立起稳定的帮扶关系。
原标题：扶贫产业落地中“精英帮扶”的实践及内在机理——以辽宁省Z县A村养殖业为例
作者简介： 闫春华 (1989-) , 女,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和乡村治理。;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8BSH069);
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