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白不厌
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国家并不是一片适合摇滚文化和精神肆意生长的土壤，在八九十年代短暂的黄金时代过去后，如今的时代，摇滚依然作为一种小众的边缘文化饱受主流意识的污名化和打压。
但是，这一点也不妨碍它成为一种诉求手段，被赋予一种全新的意义，被注入演唱者和听众跃跃欲试的灵魂中，去倾诉个体的苦难与渴求，任凭燃烧的节奏律动在时代的脉搏中。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九十年代的北京，摇滚青年的迷茫与不安。
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反叛”和“迷茫”都是摇滚乐的重要旗帜。在飞速巨变的九十年代里更是如此，
《北京杂种》是第六代导演张元的作品，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独立的地下电影（存疑），其原生态的原始粗粝感与鲜明的反叛意识隔着屏幕都能刺出来。从扎眼的片名都能透出一股愤世嫉俗的自嘲感。
（本片导演 张元）
“中国摇滚之父”崔健、“大仙儿”窦唯、“江湖大哥”臧天朔、“魔岩三杰”之一的何勇，这几人的名字随便拿出来一个都能书写半部中国摇滚史。
这些人竟然全部聚集在了张元的电影中，半本色出演半自传性质地演绎着属于自己的rock n roll，更不用提还有俞飞鸿、舒淇的加持。
窦唯背影——塔可夫斯基般诗意的专辑封面
躁动的摇滚乐宣泄着这群“杂种”的迷茫、叛逆与愤懑：
一穷二白的崔健与乐队因为交不起场地金而被迫四处游荡，乐队几乎无法正常排练；
失去怀孕女友毛毛（俞飞鸿）的卡子（李委）看似恣意浪荡，实则难以排遣内心的孤独与不安；
三流作家大庆想帮被骗的朋友黄叶鲁出头，却被袁红海一顿暴打…
在困顿的人生之局里，世界恍若巨大赌场，他们却毫无制胜筹码，只能借着喑哑的嘶吼一遍一遍追问自己存在的意义。
毫无疑问，摇滚乐在最初诞生之际便乘着西方六七十年代青年运动的意识形态之翼，从世界反主流文化史上著名的嬉皮士“爱的夏天”，到八十年代”世界都疯了“系列的金属狂飙潮流，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一代人的集体倾向密切挂钩。
摇滚乐也对世界散发着它生来的离经叛道，从评判公共议题到表达私人情感都激情澎拜以及极其强烈的颠覆性，本质上来讲，它都是一种不同于主流思潮的表达取向。
摇滚乐与嬉皮士“爱之夏“运动 一段不会重来的历史
然而，如今摇滚文化的表达方向已经越来越从公众转向私人，在《北京杂种》里，艺术青年的困窘与愤怒被无限放大，甚至盖过了大众生活中的道德准则。
所以这部电影也极其单纯，没有宏大深刻的主题，也没有为人称道的技巧，它甚至是没有电影语言的，而是以一种伪纪录片的方式去窥探他们的喜怒哀乐。
电影题目中的“北京”二字点名了这部电影的地域性，皇城脚下的故事。
小说《北京故事》中（后翻拍电影《蓝宇》）涌动的青春与欲望，春树的半自传《北京娃娃》迸发的叛逆与迷茫，“京味”作家石一枫《恋恋北京》中理想与现实的辨证，
都把少数派群体的命运和思想与“北京”这个庞大的背景连接在一起，构成个人与时代交织的图景。
《北京杂种》就是如此，它是完完全全只能发生在北京的故事，是“红旗下的蛋”，最先锋的潮流和最快速的变革都在这里发生。
就像电影里忍气吞声的金铃说的：“留下总比离开好，留下来总是有机会的。”
摇滚在北京
当然，这部作品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时空割裂的交错手法，支离破碎的叙事，让人不知所云。并且虽然崔健和窦唯的现场极为震撼，但还是难以与主体的叙事相联系。
崔健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不过，当崔健抱着吉他声嘶力竭地吼着“我要结束这最后的抱怨，我要迎着风向前”；当年轻的仙儿一样的窦唯在音乐中徐徐摇摆着，那真是中国摇滚最诗性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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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 | 小红 编辑 |金桔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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